第五章 面对皇帝:如何做到侍君如父?

面对皇帝:如何做到侍君如父?(2)

三、宗教信仰:紧紧追随


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会有一定的信仰;在任何一个社会,统治者都会宣传一定的主张,使之成为人们必须的信仰。没有一个主流信仰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的主流信仰无非是儒、释(佛教)、道三家。在这三家中,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主张,而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的影响程度远远不及佛教。

清朝的乾隆皇帝崇奉佛教中的喇嘛教,于是和珅也崇奉喇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三项基本条件。

乾隆皇帝不但崇奉喇嘛教,而且对喇嘛教的经典颇有研究。乾隆皇帝还曾主持翻译并刻印了《满文大藏经》。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其信徒、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中,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1世纪传入)、藏语系佛教(公元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公元13世纪传入)三大支。西藏佛教,指的就是这三大支系中的藏语系佛教,通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喇嘛教,属于佛教中的密宗,7世纪传入中国。15世纪初,青海人宗喀巴(1357~1419)改革了藏传佛教,把藏传佛教的教义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合,创建了喇嘛教,称“格鲁派”,因格鲁派的喇嘛僧人头戴黄色法冠,身披黄色袈裟而将喇嘛教也称“黄教”。

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他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

和珅知道乾隆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自己也认真研习喇嘛教的经典。很快,和珅就达到了能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关于和珅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中的一件事:

乾隆皇帝当满六十年皇帝退位以后,湖北襄阳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纵横驰骋于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极大地震动了统治者。这也让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在乾隆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话说乾隆禅位之后,忽然有一天,单独传召,命和珅入大内进见。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则只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说话,乾隆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乾隆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下的和珅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才打发和珅出来,其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的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的说:太上皇背诵的是喇嘛教中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了和珅与乾隆皇帝在信仰方面的默契程度。

四、理藩事务:不辱使命

和珅本人精通四种语言文字,这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所有大臣中间是不多见的。所以朝廷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关于蒙古语、藏语的翻译等兼职工作很自然就落到了和珅身上。做好理藩事务,就成为和珅得到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四项基本条件。

1.做好民族事务工作。

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之时,朝廷上下都在紧张地安排祝寿典仪。此时的乾隆皇帝与众多大臣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中准备,和珅等另外一些大臣则在北京留守。

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一份文书。乾隆接过文书,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粗通藏文的乾隆皇帝也看不大明白。乾隆立刻想到了和珅的重要,派人火速传和珅前来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候驾。

和珅到来后,拿起信,随即念道:

“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奉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皇帝膝前,以达敝意。”

此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六世班禅知道乾隆皇帝七十大寿,非常高兴,他准备亲自带领几百名喇嘛、僧人前往北京给乾隆爷祝寿。

你想,那乾隆听了能不高兴么?人生七十古来稀呀,七十大寿如果有班禅亲自祝寿,那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呀。乾隆当即命和珅拟诏。和珅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书。乾隆见了更是高兴啦。为了奖励和珅卓越的外交才能,乾隆任命和珅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不但如此,乾隆爷知道班禅要来,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班禅住哪儿?北京有他的驻地——西黄寺,但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没有班禅的驻地,谁来修建?换谁谁也干不了这个工作,当时乾隆爷命令和珅,你负责给我建造六世班禅在承德的驻地,给他专门建造一个宫殿。现在这个宫殿(须弥福寿之庙)还在承德避暑山庄。须弥福寿之庙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建造在山麓之上,在寺庙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整个院落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乾隆细细看过后,连连称赞,命和珅加紧督造,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这就是和珅督造的“须弥福寿之庙”,换别人这个工作做不了,因为你建造你必须符合西藏喇嘛教的规矩规章,而且又要适合中土的风俗,这个工作只有和珅来做。

想一想,也是。诺大的一个朝廷,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的人,他不见得会为官;会为官的人呢,他又不见得能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两者都精通的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一人——和珅。

2.外交事务:不辱使命。

正是因为如此,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宜,他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当时还是吏部侍郎的和珅就在朝鲜使者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据朝鲜使者记载:“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望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乾隆使臣乎?有一黄衣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此次后,和珅与朝鲜使者接触频繁,以致于我们在朝鲜使者的多种记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和珅的名字,成为我们现在了解和珅的一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和珅的外交事务中,最为有名的便是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斗智斗法的故事(参见)。

五、本职工作:无人能敌

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名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拿出真实才干,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五项基本条件。

能够典型的体现出和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1.处理李侍尧案。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记载他:“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中看出下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对他颇为倚重,曾先后委以重任,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省总督。这样的人难免恃才傲物,再加上年高位重,更是看不起别人,尤其像和珅这样的青年官吏,他从未放在眼里。

曾任云南粮储道与贵州按察史的海宁,因为与和珅关系不错,经过和珅的关照被调任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谢和珅把他调离了西南蛮荒之地,连同丰富的礼物一同带给和珅的,还有李侍尧在云南贪赃受贿的消息。海宁求见和珅之后,对和珅说,当今圣上对纳贿、贪赃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可那李侍尧在云南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他有心要向皇上参奏李侍尧,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来向和珅求教,说完还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罗的李侍尧受贿的证据。和珅听罢大喜,立刻把海宁夸奖了一番,并鼓励他不必畏李侍尧的淫威,尽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应。

第二天早朝,海宁来到殿上,跪拜乾隆之后,把自己书写的奏折呈递上去。乾隆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当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赃一案。

和珅到达云南之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毕竟是李侍尧的地盘,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底深厚,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来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家人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敲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待。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史书上写到李侍尧认罪时说:“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乾隆接到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本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遂最后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