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之（11）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



干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在江南一带已无劲敌，于是他就在1367年底，派徐达与常遇春等人率大军开始北伐。北伐之始，朱元璋发表《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乃大文豪宋濂手笔，气势磅礴，震灼古今，不得不全文录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朝政权的正统性，为自己替代元朝找理论和“天意”方面的依据）。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这些指斥，按照儒家伦理，确实都有根有据）。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到了清朝，“胡虏”终于打破这一怪圈，长达二百多年的“运”）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日后孙中山的檄文，就是抄袭这几句，历久弥新）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告诉大家，只有我老朱才是正统，别的军阀都是刮民残众的贼寇）。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塹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高扬民族主义大旗，以圣明天子自居，在道义方面占领了制高点）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北伐，从精神层面上讲，朱元璋非常有优势，何者，他以汉人为正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标榜“天命”的同时，自称是前去驱除“胡虏”，从道义上就明显占据了“上风”。而且，老朱在檄文最后也留个“尾巴”，表示只要“胡虏”诸族规规矩矩不反抗，一样可以宽大处理，成为大明顺民。


其实，早在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秋，听说察罕帖木儿平汴梁、定山西，尽有秦陇之地，老朱当时吓得心惊肉跳，忙派人从方国珍处搭船入海绕道去北方，侦察形势。不久，他又在两年后正式派汪河去察罕帖木儿处，明朝史书都讲是去“通好”，实际上是老朱派人携厚宝向元朝称臣。


天不祚元，最有能力中兴元朝的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降将王士诚刺死，其势遂衰，虽然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骁善能战，却无其义父的政治远略。所以，当王保保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派人携书来“通好”时，老朱态度大变，拘其使节不遣。


在此，再回说一下元朝的事情。


正当元朝南方乱起一锅粥时，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不帮忙反添乱，忽然带兵杀向大都。这位阳翟王，乃窝阔台大汗第七子灭里大王之后。由于红军乱起，元廷向北方诸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灭寇。结果，阳翟王任务元朝国事已不可为，就乘间拥众数万，裹胁当地几个宗王一起造反，并派使臣入大都呵斥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何不以传国玺授我，我来坐帝位！”元顺帝对宗族王爷很有帝王架子和派头，他神色自若，不恼不愠，对来使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并降诏旨谕劝，希望这位“黄金家族”的血亲不要再添乱。
阳翟王当然不听。元廷乃任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率军去迎击。这位秃坚帖木儿身知自己所统率的大都元兵战斗力不强，行至称海之地，强征当地哈剌赤部落万余人为军，并让这些看上去人高马大的当地人打头阵。这些哈剌赤人从未打过仗，被迫上阵后，双方刚刚站定，哈剌赤人忽然脱去兵服，扔下武器，一直跑向对方的阳翟王营中投降。元军扭头也跑，一万多人全部被杀，秃坚帖木儿“单骑还上都”。


元顺帝这次不敢怠慢，派能战知兵的少保、知枢密事老章调集十万精兵再往击阳翟王，并下令居于京师的阳翟王之弟忽都帖木儿从军，告诉他，你只要打败你哥，朕就以其爵位和土地转授于你。
老章和忽都帖木儿甫出发时就派出多人为密使，携带大量奇珍异宝买通阳翟王的手下和被裹胁的宗王，谕以血肉亲情。结果，老章元军还未与阳翟王军队交锋，他的部将脱欢（蒙元许多人也叫这名字）深知大势不妙，与其他几个心怀鬼胎的宗王私下一商量，忽然发难，把“事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绑上，捆成一团，迎前送与前来征战的老章。


老章大喜，本来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手下十万精兵打不打得过数万北方亲戚。这下省事，擒贼先擒王，老章把阳翟王全顺全尾押送大都。


元顺帝大喜过望，加老章为太傅，封和宁王；封脱欢为知辽阳行枢密院事；诏令忽都帖木儿袭封阳翟王，全盘接收他哥哥的土地、爵位、军队以及妻妾；加封重赐诱捕阳翟王有功的几个北边小宗王。其实，上述一切做的还不赖，但元顺帝在处置被俘的阳翟王一事上却犯了错误：依据旧制，宗王谋叛，一般是裹在毛毡中摇死、用马踩死或者用大弓弦绞死，名曰“赐死”，即不使黄金家族“神圣”血液沾污于泥土。元顺帝恨这个添乱的宗王入骨，又听说他到京师后一直骂不绝口，于是就下诏像处死平常囚犯那样把阳翟王押至闹市砍头。此举，一下子“冷了弟兄们的心”，北边诸王闻知后心生隔阂，极不满意顺帝朝廷对阿鲁辉帖木儿的处决方式，开始离心离德，日后基本上是对大都元廷援手不救。


再说大都内政。脱脱被贬死后，汪家奴任右丞相，此人多病，两个月后即由康里定住接任。他当了两年多，元顺定任搠思监为右丞相，以汉人贺惟一（蒙古太平）为左丞相。此前，太不花当过几十天的“右丞相”，但只是虚衔，因为当时太不花在山东统兵正与红巾军干仗。


太不花本人出身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以世胄入官。他最早入京大用，还多亏汉人贺惟一推荐。后来，由于脱脱误会贺惟一，太不花party附脱脱，一直想谋害贺惟一。脱脱被贬后，元廷把山东、河北两地的军政大权均交予太不花。


统军在外，太不花感觉上来，自骄自傲，不遵朝廷命旨，还大肆纵兵剽掠。不久，元廷调他去湖广行省，节制当地诸军捕讨各地水贼。听说贺惟一再任中书左丞相的消息，太不花意不能平，对属下说：“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贺惟一）乃汉人，今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而在外辗转受苦捱辛苦！”由此，元兵数次有全歼当地红巾军的机会，太不花均在关键时刻以“养锐”为名下令退兵，其实是“养冠”自重。


刘福通进攻汴梁，太不花仍旧逗留不救，元顺帝深恶之。待红巾军全占山东，顺帝无奈，下诏任太不花为右丞相，让他统兵进攻山东。渡黄河以后，太不花借口粮饷不继，上书朝廷要元廷派贺惟一亲自督粮送至军中，实则想趁机杀掉贺惟一。


贺惟一获悉其内情，先向顺帝告状，下诏削夺了太不花一切官爵，流于盖州安置。


刚当了两个月右丞相，忽然按到流放通知，太不花如雷贯顶，跑到保定去见昔日手下故将刘哈剌不花（汉人蒙古名）。


刘哈剌不花乃一介武夫，大张宴饮，慷慨言道：“丞相您乃国家柱石，我要亲自入京为您辩冤”。


老刘说到做到，转天就入京，先见到了左丞相贺惟一，把自己来意相告。


贺惟一脸色大变，吓唬他说：“太不花大逆不道，圣上震怒，你要敢妄言，小心自己脑袋！”听此言，老刘大惧。


贺惟一忖度太不花肯定藏在老刘军营里，便低声说：“你能答应把太不花押来大都，我马上让你面君，必得大功。”于是，贺惟一引老刘入见顺帝，“赐赉良渥”。老刘又见皇帝又得赏，恨不能管贺惟一叫亲爹，早把前日对老上司太不花的“忠勇”抛到九霄云外。
他回到保定，立命兵士把太不花父子捆上押送大都。不久，接到贺惟一的秘信，老刘又派一名校官快马赶上，大铁骨朵一抡一个，把太不花父子活活砸死。


贺惟一杀太不花，朝廷政治斗争而已，说不上谁好谁坏。贺惟一本人，其实还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其祖父贺仁杰、其父贺胜皆是元朝有功之人，他少年时代还曾从师于大名鼎鼎的赵孟頫。脱脱修三史，真正的总裁官实际上就是贺惟一。至正六年，元廷拜其为御史大夫。元朝有祖制：台臣这样的显赫官职“非国姓不以授”，必须由蒙古人才能做。为此，顺帝下诏，赐其名为“蒙古太平”，所以，翻阅元朝史书，凡是顺帝时期涉及政事的有“太平”二字的，讲的其实就是汉人贺惟一。朵而只当右丞相时，贺惟一就当过左丞相，那是至正六年的事情。后来，脱脱得而复相，贺惟一居功很多。但脱脱听信人言，以为贺惟一与自己不一心，乘间把他搞下台，贬还于家。至正十五年，贺惟一被元廷复起为江浙左丞相，不久改派江淮南行省，驻军汝宁，后又除辽阳行省左丞相。贺惟一在地方任上处置得法，政绩颇多。两年后，他又被调入大都为中书左丞相。时为右丞相的是大奸臣搠思监，其家人印制伪钞被抓，刑部本想连同主谋搠思监一起抓了，还是贺惟一厚道，说：“堂堂宰相怎能干这种事，四海闻之，大损国体！”即使搠思监因伪钞事被劾罢相，贺惟一还分自己的俸禄给他，可谓仁至义尽。


后来，奇氏皇后想与儿子迫使元顺帝“内禅”，很想找贺惟一帮手，就遣亲信太监朴不花（也是高丽人）去告知贺惟一。贺惟一不置可否，委婉拒绝。奇氏又把贺惟一请入宫中，亲自请他喝酒言及此事，贺惟一“依违而已”，仍然不明确表态。如此，加上别的一些小事，皇太子与奇氏皇后怀疑贺惟一泄密，便开始有意害他，数次在顺帝前说贺惟一。


老贺深知宫廷凶险，就称疾辞官，顺帝拜其为太傅，让他归居奉元（今西安）。行至半路，顺帝又想让他重返京师为官。皇太子怕事泄，派御史弹劾他“违上命”，下诏贬往陕西之西。这时，先前得过贺惟一恩典的搠思监落井下石，诬奏罪名，把贺惟一贬往西藏安置，不久又派人逼其自杀。


至此，大都元廷内为数不多的“正人”至此就差不多没有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理论在宫廷、政治中也很适用。


贺惟一的儿子也先忽都，“少好学，有俊才”，曾任“知枢密院事”，受老父牵连，也被外贬。日后，搠思监希皇太子意旨，构成大狱，把也先忽都牵连入老的沙谋反案之中，把他仗死在贬所。
这位干尽坏事的中书右丞相搠思监，乃蒙古功臣野先不花之孙，“早岁，性宽厚，简言语，人皆以远大之器期之”。他青年时代在地方任官时，“通达政治，威惠甚著”。至正四年，搠思监得拜为中书参知政事，不久就升右丞，开始在中央机关任事。在管理宗人府时，“宗王国人咸称其明果”。脱脱平徐州，他也随行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奉命进讨淮南红巾军，搠思监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中，“面中流矢不为动”。拜见顺帝，“帝见其面有箭疾，深叹悯焉”，很快就下诏拜其为中书左丞相，一年后，又进中书右丞相。


搠思监当了首相之后，当时天下四处乱起，在外则军旅繁兴，疆宇日蹙；在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如此危急情势下，这位爷一改昔日忠勇为国之态，公然收受贿赂，贪声著闻。他还暗中派人私印钞票。可见，权力对人的腐蚀有多么巨大。


由于元顺帝厌政，天天造楼打炮，政事皆为搠思监和太监朴不花所把持。朴不花是高丽人，是奇氏皇后的老乡，两人的老乡情意甚为胶固，累廷官至资正院使，主管皇后的财赋大事。他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薰灼，内外百官趋附者十之有九。”元朝一直没有宦官擅权者，此时倒出了这么一位高丽公公，为国大蠹，实为大祸之根。
在这种情况下，元顺帝的母舅、十“倚纳”之一的老的沙就想趁机排挤朴不花。老的沙本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排挤朴不花不过是想遏制皇后、皇太子一系在朝中的势力。老的沙当时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他不出面，窜掇两个汉人陈祖仁和李国凤上书弹劾。这两个汉官也是出于义愤，不停劾奏朴不花。陈祖仁上书说：

“二人（朴不花与搠思监）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籓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此二人始，将士孰不效力，寇贼亦皆丧胆，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优柔不断，彼恶日盈，将不可制。臣宁饿死于家，誓不与同朝，牵联及祸。”


李国凤向皇太子上书，指斥其罪行：


“（朴）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骎骎有赵高、张让、田令孜之风，渐不可长，众人所共知之，独主上与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亲上，使少得志，未有不为国家祸者。望殿下思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投之西夷，以快众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


顺帝知道此事后，大怒，他不是怒朴不花和搠思监，而是怒两个上书的汉官，立刻下诏把两人外贬。皇太子、皇后奇氏日夜在顺帝面前哭泣，说真正的幕后指使人是老的沙，讲他居心不良，想离间帝后与皇太子之间的感情。元顺帝耳朵虽软，对与自己多年来一直大被同眠的母舅下不去手，就封他为雍王，把他打发出大都。


结果，老的沙到达大同就留于军阀孛罗帖木儿军中。由此，又引发起一轮轩然大波。


元末大乱，地方军阀势力乘间而起。地方武装的兴起，一般来讲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最明显标志。这些人相争之初，还要从孛罗帖木儿的父亲答失八部鲁与察罕铁木儿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