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作战
　　残军遭我第一次打击后，自知实力相差悬殊，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对抗，转而全力攻击缅军。缅军力有不逮，乃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中方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出，请求解放军配合缅军进剿缅境20公里外的孟白了、索永等地国民党残军。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指示我参战部队使用7个营、6个连、2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961年1月下旬立即组织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向前推进一百里，打击部署在中缅接壤边界缅方纵深，总兵力约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23日，昆明军区在佛海开设前指，由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任指挥、14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任副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指首长决心：
　　117团攻歼位于南昆的敌第4军、第2师残部，第9、10、11师、教导总队第7大队、重兵器大队，敌总兵力为1270余人。我参战兵力2966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2.3。
　　第118团攻歼敌南线总部直属队、警卫团、教导总队、教导总队2大队、第3军35团、军官训练团等部共约1200余人，我参战兵力为3012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5。
　　思茅军分区部队边防10、11团攻歼敌索永指挥所，位于八卡的第2军军部，位于大棱河渡口的1军军部、7、8师、3师残部、中卡支队等，敌总兵力约682人。我参战部队为142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
　　我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指命令，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出击。在越过第一次中缅联合作战勘界线以后，分别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攻击目标进击。柳元麟部察觉了解放军的出击行动，于当天晚上向老挝境内撤退。至26日，我军先后攻占巴西里、索永、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敌一部。之后，我军在作战地区搜剿残余。由于对作战地域缺乏了解和组织指挥上的多种原因，我攻击部队除思茅军分区巴西里一路准时进到攻击点外，其余各路均未按时抵达攻击位置。虽然把柳元麟部赶出了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毙敌上校政治部主任李自雄，上校团长白湘麟，但仅歼敌274名，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泰境内。2月9日，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解放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军残余，协助缅方收复了被蒋军盘踞了10余年的3万余平方公里、近30万的人口区；保障了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顺利进行；促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部队经受了在山岳丛林地走、打、吃、住的实战锻炼，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这毕竟是解放军参加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战，经验不足，没有打好歼灭战，未能达到分片合围、全歼敌人的预定目标，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是深刻的。
　　首先对战区自然条件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勘界作战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地，河多沟深、山高坡陡、林草茂密、道路稀少、语言不通、疾病流行，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作战指导脱离了这些客观实际，只按一般山地条件规定部队的行进速度和到达时间，尽管部队竭尽全力赶路，仍不能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如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四路迂回部队在无道路条件下拼命前行，均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部队绕过1404高地，离开道路，通过原始沼泽地，芦苇茅草丛生，只得边开路边前进，一小时只能走300米。有的夜间开进，观察不便，迷失方向，到天明一看，还是在原来的山沟里转圈子。战区河流众多、水流湍急，部队虽然在战前经过一定的游泳训练，但仍不能适应当地河流的特点，加之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被装被雨水、汗水湿透，不利于泅渡，延长了渡河时间，贻误了一些战机。其次对敌情估计不足。蒋军残部在境外盘踞经营十余年，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等统治阶层关系极为密切，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消息灵通。极力避免与我正面对抗，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一旦听到我军行动的风声即隐蔽潜逃。以致战斗中多是歼敌一部，未能全歼。
　　从主观上看，当时的作战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与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
　　组织指挥方面，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参战部队指挥员没有根据作战任务认真调查研究战区情况，没有根据战场情况做好必要的物资器材保障和训练准备工作。部分干部能力较弱，素质不高。有的组织战斗不够严密，有的凭老经验办事，把国内作战的指挥经验运用到热带山岳丛林地。有的不会识图用图，不善于按方位角行进，刚出国境不远就迷失了方向，找不着道路，找不着作战目标，更不善于使用向导。有的干部缺乏谋略，只有简单的打、冲、插、追或“给我往上冲”等口令，结果歼灭敌人少，自己伤亡大。司令部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善于组织和使用机关力量，不善于使用指挥工具，参谋人员不熟悉战时业务，造成首长空忙，指挥混乱，上情不能及时下达，下情不能及时上报，未能做到指挥畅通，贻误了战机。
　　部队编成不符合实际，干部不熟悉部队。起初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加强指挥，更有把握地取胜，因此在临战前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建制做了较大调整，指挥层次增多。从外单位调来一批团、营干部担任营连指挥，原有干部降职使用。结果造成上下间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特别是上级领导不熟悉自己指挥部队的情况和特点，摸不清“脾气”，不便于大胆使用和指挥。实战检验证明这些凭主观愿望所作的决定，给作战带来很多不利。
　　部分干部战士由和平环境转入作战，思想准备不足，有轻敌思想，执行命令不坚决，遭敌顽抗时不予以坚决的攻击。如有的连上级两次下达追击命令，竟按兵不动，抗命不从。还有的部分队谎报军情、犹豫不决。加上战区情况不明，遇到问题，心情紧张。碰到困难又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干部长期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畏难怕苦，清剿不下沟，搜山不钻林，有的“怕吃亏”不敢分散搜剿，有的怕子弹打过湄公河，不准战士向渡河的敌人射击，等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平时的战斗作风培养和战备教育，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不能适应在复杂情况下作战的要求。特别是没有突出干部这个重点，没有抓紧干部的训练工作。
　　
　　总的来看，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暴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不适应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特点不了解，没有研究和进行过在这种条件下的训练。如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夜间行军、野外生存、识图用图、按方位角运动、泅渡江河、干部的组织指挥等问题。这些都是作战中未能全歼敌人的重要原因。
　　
　　这次作战，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参战部队不多，但对人民解放军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的作战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平时所不容易察觉到的，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中央军委、三总部、昆明军区对此极为重视。战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军区秦基伟司令员、三总部工作组到参战部队现地调研，协助总结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战评。针对暴露出的带共同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加深了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特点及其对作战影响的认识，确立了在山岳丛林地带作战，部队不仅要会打，而且首先必须会走、会生活的思想。围绕这一思想，进一步研究了相关战术、技术训练课题，为今后部队训练明确了方向，突出了重点。昆明军区将这次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改进军区部队各项工作的活教材，作为推动部队建设的巨大动力，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指导原则，大胆探索了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能走、会打、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些努力，对于以后昆明军区部队完成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乃至完成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