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

    黄鸿超：我相信市民今天对贪污的态度是绝对不容忍的廉政公署，它是全球最具独创性的反贪机构之一

    同期：黄鸿超： 因为这样独立的建制的地位，我们是不受任何其他的政府部门左右的。

    香港为何胜在ICAC

    我身后的这幢大厦，就是位于香港中环红棉道上的东昌大厦，在这幢大厦的两侧，各有一个香港市民非常熟悉的标志，廉政公署以及它的英文标识ICAC，在香港 大家喜欢说一句话，香港胜在有ICAC，的确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香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廉洁的政府以及公平和自由的营商环境，而在这其中，廉政公署功不可没。

    根据香港社会的一份民意调查，99％的香港市民都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明白，香港七十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公平的社会环境，而廉政公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么香港廉政公署是如何运作的，他是如何实现让香港市民“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的，我们走进了位于香港中环东昌大厦的廉政公署。黄鸿超是廉政公署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廉政专员。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这位专员刚刚接到了新的任命，调离了廉政公署

    曾子墨：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您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黄鸿超：我想在那个反贪的工作方面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市民大众的支持，如果市民大众是没有信心，不支持的话，我们很难做出好的成绩，在第二方面来讲，当然是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心，还有去支持这些反贪的工作，这个包括提供足够的资源，去让反贪机构履行它的任务，最后当然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反贪机构他们自己有一队专业 是不偏不倚的执法队伍。

    曾子墨：作为反贪机构，廉政公署在这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不是因为有了廉政公署，所以香港变得越来越廉洁。

    黄鸿超：我想，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我们回过头来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确是一个贪污比较猖獗的地方，在1974年廉署成立了之后，我看这三十年来是作了些成绩出来，但是这个成绩呢，也都是需要市民大众的参与，他们需要支持这个反贪的工作，挺身而出来去举报，支持反贪机构的工作。
    黄鸿超作为廉政专员，直接向香港特首负责，在香港九七回归之前，廉政专员则直接向港督负责。这保证了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对于他们的了解，人们更多是通过电视剧。

    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基本都是执行处的工作，神勇而智慧，对于外界，他们的工作也充满了神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 其中规模最大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部门就是执行处，执行处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职员，下设四个科，他们负责接收并且查处香港所有的贪污行为。

    在执行处楼道中，我们不可以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随意拍摄，因为也许闯进镜头的工作人员就是正在调查某一宗贪污大案的卧底。胡佩华是执行处首席调查主任。参加过很多重大贪污案件的调查。

    曾子墨：作为一名执行处的调查人员 你每天的生活工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胡佩华：我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了，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要保密，那就导致回家我和我的小朋友和家人谈话的时间绝对是不会谈及工作上面的情况，或者我写字楼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是会用其他的话题来沟通的，那也会有一些调查人员可能他们是做一些卧底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保密程度或者他的私人生活更加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就是要忘记自己，直至到案件的完成以后才回复自己的身份，和家人一起，那当他做卧底工作的时间他就是要将自己变为另外一个人去搜集证据，那么这些也是我们一些调查人员的日常工作的辛劳和与其他工作不同的地方。

    曾子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不愿意来廉署工作，说来了廉署工作就变得六亲不认，现在大家还会这么觉得吗？

    胡佩华：现在加入廉署工作的职员的心态是很不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廉政公署就是执行法例，是铲除社会上面贪污的分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曾子墨：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有特别大的危险吗？

    胡佩华：我们处理的案件有别于警队需要处理的暴力案件，很多时候我们是处理一些物件上面的调查工夫都是相当之多，而且我们都有足够的训练和足够的装备，在我们觉得有危险的情况也都是可以用到这些装备来保护自己。

    和中国大陆许多法制节目播放公案侦破案件的现场录影不一样，廉政公署不能为我们提供他们调查中拍摄的影像资料，只在每年一次的廉署公开日的参观中，香港市民才可以在廉署大楼内看到一点录影片段，这也更加增添了它在香港市民心中的神秘感。然而，没有人会去怀疑这只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据说他们使用的侦察设备与美国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曾子墨：通常执行处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发现贪污事件或者商业机构的诈骗案件呢？

    胡佩华：廉署调查的贪污案件通常都是由市民举报的

    曾子墨：举报人的各种信息会透露出去吗？

    胡佩华：执行处对举报人的安全是十分关注的 而我们所调查的案件都是全部保密 正如我们有个口号 廉署保密 密密实实 另外就是如果投诉人他觉得自己人身安全有疑问的时候 也可以向执行处来提出协助 而我们也都应对那个举报人安全的程度作出一个评估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将他纳入证人保护组计划里面

    曾子墨：那证人保护组又具体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举报人的安全呢

    胡佩华：根据环境的需要，我们可能是会提供24小时的人身保护，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携带武器的人士贴身提供一个保护给他

    曾子墨：能够做到完全保密绝对不泄露吗？

    胡佩华：当案件到了出庭的时间呢，那个案情当然一定是会公开，所有证人的身份也都是不能够保密了去到那个阶段，但是在之前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调查内容是绝对保密的，包括这个举报人的身份在内。

    很多媒体评论香港廉署“破案如神”，因为近年它所检控案件判罪率高达80%以上，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为了有效侦破日益复杂而隐蔽的贪污案件，廉署会严格挑选调查员参加，卧底培训班的高强度集训。这些卧底调查案件的成功检控率，更是相当高。

    曾子墨：很多人都认为就贪污而言  取证非常的困难，您曾经遇到过这方面的麻烦吗？

    胡佩华：其实可以这样说，一些贪污案件都是一些给黑钱和收钱的人，大家很满意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的，那么也有很多时候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受害人，所以我们是很难侦查到一些贪污的事情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一些举报人来提出这样的投诉，我们就会根据举报人的投诉展开调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依赖举报人亲身来向我们举报，帮助我们进行反贪污灭罪行为的工作。

    曾子墨：在您调查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胡佩华：我是负责调查警队贪污案件的，我记得有一件投诉挺有趣的，也能显示到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收到一个投诉就是关于一个警察向一个涉案人士索取一万块，作为他调查这个案件的报酬，这个涉案人士利用电话发出一个短信，要求他的朋友向廉署举报，当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就立刻展开调查，也叫这个涉嫌犯，根据警察给他的指示去提供这个利益，这个嫌犯也就根据这个贪污警察给他的指示，就将那些钱，放到一个铁罐里面，也再根据这个警察的指示，就放在一个废物回收箱上面，我们就在附近监视住这个收款的过程，当我们看到一个女子出来打开这个铁罐，拿走的时候，我们就即场将这个女子拘捕，然后再将那个涉案的警察拘捕，最后将他起诉

    曾子墨：在整个拘捕行动当中会有什么障碍吗

    胡佩华：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下一步贪污的警员是会叫那个涉案人士怎么做，去哪里交钱，我们就是要很小心部署每一步的计划，希望不要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离开了，来到收款，这个涉嫌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关，但是也幸好，在那个案件上面我们也都全部是度过了，也都成功地拘捕了这个涉案人士。

    由于廉署没有检控权，能否起诉被调查对象，取决于律政司。因此，执行处的目标是在调查中找到铁证。
    这是设在廉政公署执行处的会见室，也就是廉署著名的请喝咖啡的地方。由于设在停车场的上方，廉署可以把接受调查的人士秘密带入这里。在香港，如果谁被廉署“请喝咖啡”就意味着他可能有贪污行为并且已经被廉署邀请协助调查了。

  我们在拍摄中也可以看到从会见室走出来的人，戴着黑墨镜，行色匆匆。事实上在这里，被调查者的权益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他们可以请律师到场，也可以保持沉默。

    这张三角形的桌子据说是由英国心理学家设计的，因为方形的桌子对抗性太强，圆形的又太过融合，而这个三角形的最合适心里沟通。嫌疑人在这里可以选择笔录或者录像。如果录像，将同步产生三本录像带，嫌疑人一本、廉署一本、现场封存一本。房间的温度将保持在二十四五度的常温，反光镜保证了嫌疑人背后的画面也录进录像带，用以证明他们是在完全没有威胁的环境下接受审讯的。

    曾子墨：最近廉署有一些办案的手法 好像也有一些非议，比如说偷听 或者是像偷拍等等。

    黄鸿超：我们采取这些调查的方法，当时我们是根据香港的法律去做的，其后有一件案上了法庭，法庭认为当时这种调查的手法是违反基本法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我们还未曾遇到这种挑战，这种理据的挑战，其后当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将这个法律基础巩固，包括目前来说现在是有一条条例的草案，在立法会是正在研究当中，

    曾子墨：而且正如您刚才自己所说，调查贪污 搜取证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够用这些手法 了 现在调查案件会不会受到影响。

    黄鸿超：目前来看呢，我们仍然是可以采用这些搜证的手法，但是呢是有一个期限，法庭给了一个六个月的宽限期，希望在宽限期完结之前，我们可以立法。

    曾子墨：您认为廉政公署在当今的香港社会来调查商业诈骗也好 或者公务员的贪污也好 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黄鸿超：我想近年我们看到贪污的手法是越来越复杂，而很多犯法的人他们也都拥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所以调查工作是越来越困难的，那么另一方面呢 随着全球一体化，无论在罪犯，或者赃款的转移方面，比以前更加方便，我们也需要海外的执法机关，加强和他们的合作，去打击这些罪行的。

    这是1979年廉署拍摄的一个反贪举报广告，叫做公民责任。如今，除了专业化的调查队伍，高达70％的实名举报率保证了廉政公署调查案件的效率。廉署有许多措施保护证人，这是香港市民勇于实名举报的重要因素。

    在廉署执行处的列队认人室就是一项措施。在这里，证人站在房间外面可以看清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而房间里等待辨认的人，从里往外看见的则是一面镜子。廉署每次让证人辨认嫌疑人时，要通过特约公司寻找8位与嫌疑犯年龄、外貌特征相似的特约演员来到单面镜认人室，一起接受证人的指认。如果涉及两名嫌疑犯，则要请来12位特约演员，特约演员的日薪则在二三百港元。

    这里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防止贪污处。这个处大约有五十多名职员，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以及私营机构的运行过程和规章制度 寻找其中可能会导致贪污的隐患，并且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利逸修是防贪处的署理组长。除了跟进研究一些已经被查处的贪污案件，从中发现制度方面的漏洞以外，一个数字可以证明防止贪污处的工作成效，每年大约有300多家私营机构向他们征求防贪建议。

    曾子墨：向私人机构提供这种服务你们会收取费用吗

    利逸修：我们当然绝对不会收任何费用的，但是有关的服务和要求是一定要绝对保密。

    曾子墨：如果是免费的，假设很多间私营机构都向你们提出这种要求，那你们怎么来负担这种成本。

    利逸修：由于我们资源真的是有限，所以为了我们的防贪服务可以更有效地提供给私营机构 我们是会连同某一些商会或者某些业界 一起去做这个防贪工作，比如说举办一些研讨会，给这个行业的成员，或者是出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最佳工作常规，让我们的防贪的信息就可以一次更有效率地转达给一个行业里边的所有私营机构。今年年初我们就出了一个防贪锦囊是给酒店业的，向酒店业的管理层提供建议，教他们如何在酒店的运作里面防止贪污舞弊的情况。 

    防止贪污处可以要求审查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的程序，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事实上，防贪处提出超过90%的建议都能在一年之内落实。而对于私营机构，他们只能在对方要求的情况下提出旁观者的建议。

    曾子墨：但是这项制度性的检查工作，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比如说像工程，或者像金融等等，这些问题你能够解决吗？

    利逸修：所以我们防止贪污处里面其实只有五十多个主任，在做防贪工作，但里面来自各行各业的专才都有，好像刚才提到负责工程的，我们有几位是工程师的，就是以前是做工程师的，他们加入了我们防贪处做防贪工作，我们也有一些同事是会计师，或者是信息科技专才等等，也有另外一些同事是其他政府部门过来的，前公务员，包括，比如说警务处、海关啊，等等，所以我们是有足够的专才去应付不同工作的反贪工作。

    我现在所在地方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社区关系处，这个处大约有两百名职员，分布在香港、九龙以及新界各地，他们的职能就是深入到政界、商界、学校、社区，以及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让民众从思想上抵触贪污。

    曲廖秀方是社区关系处的总廉政主任。在香港社会深入人心的反贪广告就是这个部门负责制作的。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是让大家不想贪。

    曾子墨：那通过大众传播 通过这样的电视剧 公众真的能够接受你们所宣传的这些观念吗？

    曾太太：我们可以说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我们那么多年的成效，是真是有的，我举一个例子，过去大概一般的市民，都会认为贪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容忍它，但是今时今日，市民是不会再容忍贪污的了，那么另外一个数字我们都可以说带给你听的就是说，我们每一年的周年民意调查都是会问市民一个问题，你支不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呢？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这个数字可以看到，99％的被访市民他们都是说,会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

    曾子墨：来举报的举报者的数目这些年是有所增长呢 还是？

    曾太太：我们每一年所收到的贪污投诉超过90％都是由市民举报的，近几年贪污的数字大概都维持在3800多宗左右，那就是你看得到的,在这一个整体的数目里面，超过九成的都是由市民来举报的，这个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之满意的数字，而且大部分的市民都是选择,刚才我说过了,是七成的人都是选择具名举报，他们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将来可以继续去跟进，因为如果他做一个匿名举报的时候，那我们成功去将这个案件调查的机会当然是会小一些了.

    廉政公署可能是广告最多的政府部门，从1975年至今，他们已经拍了61条广告，配合不同时期的贪污情况和反贪策略。其中有的广告还得了国际大奖。除了廉署社区关系处的宣传，让香港公务员“不想贪”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香港政府奉行的高薪养廉。

    曾子墨：很多人都强调香港的公务员队伍是高薪养廉，您认为高薪 这重要吗？

    黄鸿超：当然如果公务员的薪酬是跟私人机构对比距离不是太远的，那当然是对贪污的诱引是大大减低，但是高薪就不是一定可以完全防止贪污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解决贪污是很容易的，不断加人工就可以解决贪污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但贪污也是一个很多时候也关系到制度和个人的操守，所以我们相信除了待遇要合理之外，在政府那个制度里面，也都需要透明，减低贪污的机会，也很重要的就是提高公务员的诚信的文化。让他们其实是不想贪污的。

    在国际透明组织11月6日刚刚公布的国际贪污指数排名中，中国香港被排在第15位，被视为比较廉洁的地区 。“国际透明”是致力于抑制贪污腐败的国际组织，中国大陆这次被排在第70位，比去年增长了8位，但依然被视为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透明”从1995年成立以来，每年出台这样一份全球贪污指数调查报告，香港始终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除了向地区最高长官负责，廉政公署不受任何政府部门左右的独立性被认为是它能有效行使职责的重要原因。

    曾子墨：在实践操作当中，真的能够做到这种独立吗？

    黄鸿超：从我的经验来看我们这独立性是受到尊重的，我们办案是根据法律去办案的，所以我们是不会受到任何一方面的干涉的。

    曾子墨：平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呢？假设有某一个部门的官员来找您说情呢？

    黄鸿超：这个情况我在这里大概也做了三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香港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大家都知道应该根据法律去办事，而廉署这个独立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从来都没有人尝试去意图去影响我的决定。

    曾子墨：那您又会怎么去形容您和特首之间的关系呢

    黄鸿超：我是向特首负责，那么当然我的工作我要向他汇报，但是特首也都不会干预我们办案的。

    为了保证廉政公署自身的廉洁、避免它形成过大的权力机构，香港政府设计了几种重要的监督方式，一个是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对应廉政公署的三个部门建立咨询委员会，监察廉署人员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投诉机构，处理市民投诉廉署滥用权力的情况。

    曾子墨：这些独立委员会有没有可能只是一种花瓶一种摆设呢？

    黄鸿超：我相信这些独立委员会，都是一些社会上知名的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或者一些专业界里面知名的人士，比如说律师，大学的教授，等等，而他们这些人全部是非常之独立的，在社会上也都有很大的公信力，他们绝对是不会满足于做一个花瓶的角色。

    曾子墨：但目前还是有一些人担心 廉政公署这样发展下去 会不会有可能成为现代东厂呢

    黄鸿超：香港是一个很透明的社会，我们除了有独立委员会的监察我们的工作之外，我们也受到法庭的监察，我们有受到传媒的监察，那在香港来说,我相信这个监察的范围是很大的。

    曾子墨：具体来说廉政公署它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黄鸿超：我们所有的权力比如说拘捕权，搜查权，或者是检视银行账目的权力，都是在防止贿赂条例里面是写得很明白的。

    曾子墨：那么到为止三十多年了，廉政公署内部的人员涉嫌烂用权利的比例高吗？

    黄鸿超：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每一年我们收到关于我们同事的投诉大概是20到30宗左右。那么我们考虑到我们每年办的案是有几千宗，那么所以这比例我相信是不算高的。

    香港市民从把贪污受贿当成社会风俗到对这种行为的零容忍度，仅仅经过了三十年。在七十年代，香港有一个案例叫做“恭喜发财案”，说的是一名邮差在春节前夕两次送信到住户家中，向菲佣说了一声“恭喜发财”，菲佣便给了他一个红包。主人回来后得知此事，把邮差拿红包的行为举报到了廉署。因为邮差索取红包的行为与他的职务有关，被香港法庭裁定贪污。实际上，廉署调查案件，不受金额限制。从巨额的贪污诈骗，到庙宇香油捐款箱里少了零钱，只要涉嫌贪污，廉署都会展开调查。

    最近这些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在反贪领域的合作越来越频繁。而中国内地一系列的反腐行为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一批又一批的高官纷纷地落马 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和力度。包括前不久在北京所举行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上，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当选主席，或许这一切正是中国奏响反贪风暴的前奏曲。

    曾子墨：我们在其他地区也都曾经见过相对独立的类似于廉政公署这样的反贪机构，但是为什么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黄鸿超：我想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过去的工作里面，第一我们有政府强而有力的支持，第二我们有市民的信心和市民的支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做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有一套有效的反贪的法例，也有一支专业的队伍，这些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可以令我们工作有成效的，

    曾子墨：对于内地的反贪机制您了解吗？

    黄鸿超：近年我们跟内地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那么近年除了加大力度打击贪污的罪行之外，我们能看见在预防，政府的改革，各方面是从源头治理贪污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和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