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前面可能是一帮精英，真的是一帮精英，因为全都是一种声音“把小胖给废了”，上边听得懵了，把小胖给废了？不行，你没法废！
　　
　　问：台独问题。
　　
　　宋晓军：坦率地说，关于台湾问题我不是特别想讲。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伙关注得特别厉害，但我认为台湾问题不应该是我们唯一关注的问题，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还多着呢。这是我个人看法，因为有人讲你必须从台湾这个问题入手，但是我倒是觉得不一定。中国把大局做好的话，台湾是“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局问题做不好，台湾问题也没戏，就是中国也没戏。它就是我们脚下的小东西，现在为什么它敢在那儿胡折腾，可以那么折腾，因为大局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其实最后你把美日摆平了——不是说把美日给菜了，只要把美日摆平了，台湾只能就范。你不把美日摆平了，台湾问题没戏。
　　
　　首先的目标就是把美日摆平了，你看美日那猖狂劲，对吧？他也是着急，整个抽风，这抽风也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日本的精英层，痛感到时间不在他们那一边，从某种角度讲，我也不反对“韬光养晦”，我们再忍一忍。因为你看日本的精英阶层的急劲，非常强烈的感到时间不站在他们这一边，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恐怕怎么也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看到日本不行了，日本不仅会不如中国，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如中国，只要中国不抽风，不犯大的错误。但是这不能理解成中国就“不作为”，就不犯大错，也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不作为”本身就是犯大错。比如说你碰到像朝鲜核试验这种问题，你不作为也得作为。
　　
　　有人讲中国失了面子，中国本来也没啥面子，这些年一直缩着，咱们一直“韬光养晦”，咱们一直缩着，你头这么呆着，你说你还有什么面子啊，你这么呆肯定没面子嘛，你面子朝下的嘛，不是吗？谁真是没面子，坦率地说我认为是美国，如果这么搞下去的话，美国会控制不住局面，要么它接受现实。它不接受，我看如果它不能马上用武力解决朝鲜的核武器的话，它最后就得接受核扩散这个现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别人会笑话。
　　
　　问：宋老师提到了查维斯总统，现在是世界上最敢对美国说实话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不敢那样做。毛泽东时代，他们敢这样做，不只是对美国说实话，他们那时候胆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很多精英，就是经济精英跟美国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敢威胁他们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大学里面的那些精英崇拜美国，他们的影响大还是中国的经济精英影响大？我想经济精英造成的影响比这些大学教授造成的影响更大。
　　
　　中国这些经济精英和中国的老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一致的？最近十几二十年，中国的老百姓的很多权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很多权力都被剥夺了。中国的经济精英都欢迎这种变化，但中国的老百姓很困难。他们很勤劳，实在很勤劳，他们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维持他们的生活，不只是他们勤劳，而是经济情况迫使他们这样做。中国的经济精英觉得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够代表中国的全部人民。
　　
　　宋晓军：你刚才说那个其实跟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我觉得你还要了解一些中国这20年来的这样一个政策层面的东西。中国其实很早以前我们的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就说过“不当头”，“不当头”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直是这样的，我也同意面子本来就不是太大，因为你已经不当头了嘛。但是美国是一个当头的姿态，“当头”的姿态最后就像你要当领导，结果底下的人很不给领导面子，我们世俗逻辑上老百姓会说，你看谁谁谁不给领导面子，下不来台。但是中国实际上在很多年前已经宣布了“不当头”，“韬光养晦”。在这样一个逻辑框架和这样一种政策延续的轨道上去看事的话，敢不敢跟美国说实话，这实际是可以解释的。我不当头我干吗要得罪领导啊？我只是用中国一个单位的这么一个逻辑来给你解释。就是说我不想当老板，我要当一个好员工。那么我当一个好员工我干吗要去得罪领导？
　　
　　问：你绝不觉得存在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精英是不是有共同利益？
　　
　　宋晓军：你看看最近《瞭望》发的一篇文章，关于利益集团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也有。它涉及到——当然它没说美国——国外的商人、商会拉拢中国的官员。至于这个中国官方、精英的利益在美国拿了多少多少钱。
　　
　　中国的结构性的东西，这个确实得让经济学家来说，咱们没有特别准确的证实。我只是回答你前面的问题，大家往往是忽略了一个问题，以为中国长大了，厉害了，现在也宣传我们的影响多大多大，但是忽略了作为官方层面的政策，“韬光养晦”并没有被推翻啊。我们说了，在很多年以前我们说了我们不当老板，我们当员工。至于别的员工挑战老板，骂老板，像查韦斯这样的员工，他挑战老板，那他不是好员工啊。
　　
　　问：好象毛泽东不做员工，查韦斯也没有做员工。
　　
　　宋晓军：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不当头、韬光养晦的政策。但是有了这个政策之后这个政策没有被推翻，领导的脑子里边就是不当头，当好员工，不当世界领袖，当好国家，闷声大发财，这样的思想是在他们的政策层面里边的，是几年前就有这么一个政策，要他们去挑战老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角色定位是当“好员工”、“好国家”。
　　
　　　　
　　
　　这些事情有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就像大学教授跟经济精英的关系问题，现在有一些喜欢干政的经济精英，在写文章，大房地产商什么的你说他那点破思想就完全符合他今天的经济利益，也未必。他长大的过程中信的就是那点东西，那你说他的思想是从利益来的还是文化精英教导来的，我认为后者的程度是很大的。有时候你忽略了统治这个世界的思想的力量，有一些房地产商他们写的关于政治方面的文章，包括他们谈话当中，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八十年代文化精英教育的东西，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利益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外向型经济。所以这两点你不能分开讲。
　　
　　再一点，我可能有点不同的看法。毛泽东那个时代，中国没有讲自己“不当头”。那不是员工的问题了。美国是部长级干部，欧洲日本是局级干部，咱们最多也就一副处级，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人家是党支部书记，我们是争取入党的，连党员还不是呢，咱们是争取当“员工”的一个人，咱们还不是员工，咱们是临时工，是这么一个位置。
　　
　　但是话又说回来，毛泽东那时确实没有那个心态，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等等陷入了困境。我认为这个困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认为文革对于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有破坏的，虽然不像右派说的完全破坏光，但是文革就是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破坏。再一个就是，当时是把军事战争的东西考虑过早了，所以中国在军事方面投入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大，最后发现我们拖不过美国，苏联也拖不过美国，朝鲜也是这么拖垮的。美国确实比我们有钱，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在我们知道，军事我们拖不过美国的话我们可以放弃，当然我们可以用核武器摄住阵脚。我们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摄住阵脚以后，最起码我们不应该放弃商战，日本韩国的志向最起码还应该有，这个是中国的问题，到最后它全放弃了。
　　
　　但是这点有中国精英集团在文革期间，包括在文革之前，在内斗当中，产生的那种伤害有关，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当时的社会可能也不容许他们考虑那些问题。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本书。当时的中国的领导层在考虑些什么东西，你就会发觉，基本不考虑国际问题。如果说考虑国际问题，都是跟着美日走，如果考虑点就是这个东西。我估计当时确实是百废待兴，没有时间考虑，顾不过来，而且确实没那能力考虑，这是一个现实情况。问题出在哪呢？当时这个情况到现在已经30年了。30年时一个很漫长的时期，可是我们这东西没变，当时那种失败感，不能作为的一个感觉，中国精英阶层到现在都没有变，其实情况已经有很大变化了，本来可以作出调整的，他没做出调整。我倒不讲那个时候制定这个政策就绝对错误，他们考虑中国那么多的事，要给大伙找点饭吃，主要就是这毛病，几千万知青回城了，安排不了工作怎么办？他没辙，他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么多年以后，当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不行了，我们还是抱着30年前的那个姿态“不抬头”不行了，必须要“抬头”了，所以问题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