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我们简单地分析了“好犯上者”的基本原因，现在我们再对“好犯上者”作一个全面的解析。
　　为什么要“好犯上”呢？
　　“好犯上”，首先是“好”，既然是“好”，那就有经常的意义，否则不会是“好”。譬如我好这一口，这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口是我经常吃的，不是吗？“好犯上”就是经常犯上的意思。
　　对“上”的强烈不满。
　　对“上”的明显挑战。
　　欲对其“上”进行替代。
　　对“上”有强烈地不满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吗？如果是自己完全错误呢？即便你是正确的，难道只有“好犯上”这一条路可以走吗？
　　对“上”构成挑战无可厚非，但非得采取“好犯上”这样的举动吗？
　　欲替代其“上”可以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
　　使用上述三种方法“犯上”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这个群体发生混乱，而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讲，混乱都是致命的，都是该群体所有个体所不愿接受的，不是吗？
　　一般来讲，“好犯上者”都十分清楚其行为的不良后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呢？私欲，就是私欲。面对自己群体的混乱而不顾，一味的去“好犯上”，这不是私欲是什么？
　　孔子及儒家思想为了保证国家、家庭和许许多多的群体的稳定发展，他们提出了厌恶和反对“好犯上”的价值标准，为了将这个价值标准更好地落实到国家、家庭和各个不同的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他们又提出了“孝弟”的价值系统，换言之，孔子首先提出了“孝弟”的价值系统，该系统又大大限制和制约了“好犯上者”的产生，社会上“好犯上者”的少有，又保证了国家、家庭和众多群体的稳定和安全，难道不是吗？孔子和儒家的思想难道不值得我们祖祖辈辈敬佩吗？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有子在此又告诉我们一个新逻辑，不好犯上者，他就不会作乱。这样一来，好犯上者又有了产生更大罪恶的可能，所谓犯上作乱是也，我国几千年的许多历史事实说明，犯上必作乱。
　　作乱，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或者对于一个家庭、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怎样才能避免和减少作乱的几率呢？或者说怎样才能控制住作乱呢？儒家开出的药方是：为人要孝弟，这样，好犯上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人人都成了不好犯上的人，那就会没有作乱的人了，没有作乱的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难道不是吗？
　　试问：我国除儒家外，有哪一种文化形态能对此开出药方？难道不是吗？
　　再者说，我国许多的朝代长时间的保持社会的稳定，使得广大百姓安居乐业，这些统治者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开出的灵丹妙药，不是吗？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如果要想从根本上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想要广大百姓长期地安居乐业，就必须使用儒家思想的这一剂灵丹妙药，别无良策，不是吗？
　　


　　作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同样存在着犯上作乱的问题，只不过是比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犯上作乱的后果来没有那么严重罢了。
　　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群体，若要保证这个群体正常运转，就必须得有秩序，秩序的产生与作用来源于每个家庭“孝弟”思想的应用，换言之，如果这个家庭“孝弟”观念落实和应用的扎实，那么这个家庭的秩序就会一定良好，否则肯定会是“父不父，子不子”，如果是这样，这个家庭的秩序肯定会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的家庭秩序肯定会引发出许许多多的家庭问题，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整个家庭产生出巨大的灾难，不是吗？
　　从目前许多电视、报纸、杂志和网络的大量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有不计其数的家庭上演了各种各样的悲惨遭遇，究其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不孝不弟而引发的，所以说，不孝不弟是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吗？
　　在我国，若要广大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执政党与政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能让广大百姓都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执政党与政府应该大力弘扬孔子思想，让孔子思想为我们创造的“孝弟”价值系统更好的在广大百姓社会生活中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可是看看我们今天众多的执政党官员，你如果问他哪一个窑子上乘；哪一个馆子美味；哪一处景点好玩；哪一辆轿车舒适，他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可是你要问他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能够让广大百姓真正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呢？结果肯定是一问三不知，难道不是吗？呜呼哀哉！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