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人民所看到的都是些面貌狰狞的帝国主义，从“十月革命”以后，才看到了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国家。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对东方各国所取得的一切特权的宣言，1919年7月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归还租界并废止中俄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先后派优林、越飞等为代表到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公然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又一次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并派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苏联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它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9月2日，加拉罕到北京时，北京各团体代表千余人主动地到车站迎接。8日，北京学联和30多个学校的代表在中央公园举行盛会招待。10日，北京高等以上八校全体教职员也开会表示欢迎。加拉罕在参加冯玉祥的招待宴会中风趣地说：“冯将军现在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果冯将军仅仅担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一工作就未免太轻松了，因为苏联是绝对不会侵犯中国边境的。”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负责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承认苏联，帝国主义不可能再联合起来干涉中苏谈判。但是日、美两国仍然多方从中作梗，致使已经取得一致的中苏协定，1924年3月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改由外交部接办。随后，在全国进步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外交总长顾维钧不得不于5月31日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定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条，并且发出了正式承认苏联的照会。在协定中，苏联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放弃租界、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以及与第三国所订足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协定等。

但是，中苏协定成立后，公使团(帝国主义集团)强词夺理地硬说苏联不能继承帝俄政府的权力，拒绝将帝俄使馆交还苏联代表。随后它们知道这种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便又采取延宕手段。6月11日，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苏联必须派有正式使节来华，向公使团提出正式手续，才能考虑交还使馆的问题。此外，关于中苏两国使节级别的问题，又引起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场纷扰。苏联在各国的使节都是大使级，在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根据外交惯例，如果驻在国只有一个大使，这个大使就是外交团的当然领袖。以苏联大使代表各国，这又是各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本、美国纷纷打算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这里却又遇到一个新的矛盾：它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大使为外交团领袖，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在中国这样一个“劣等”国家设置地位“崇高”的大使，公使团开会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在中国未偿还一切到期外债和解决与各国间的一切悬案以前，不能考虑使节升格的问题。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毕竟想出了一个坏主意，8月2日公使团作出决议，领袖公使以公使中年龄最长者担任，这样，就成为“论齿而不论爵”，而把大使领衔的国际通例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