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曹锟派蔡廷干分访各国公使，解释“上将军”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给名义下台是中国官场上的传统习惯。各国公使都不满意这种解释。美国公使说：“美国自开国以来只发表过五员上将，而上次欧洲大战也只有潘兴将军一人得授上将。”法国公使说：“欧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法国政府只授给霞飞、福煦两人为上将。”洋大人既然不点头，事情就更难办了。于是高凌霨出了两个主意：一、向外交团声明，上将军命令决定在前，免职命令决定在后，两道命令同时发表是印铸局手续上发生错误，可以更正；二、如果这个说法蒙混不了外国人，不妨另作更正说，升授上将军的是田文烈而非田中玉，是缮稿人写错了。不料这两个主意还未使出来，就被各国公使打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却又嗤之以鼻：“中国政府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假的，我们一定不能答应它。”
最后，曹锟只得自己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气愤地说：“临城案的最高责任者不是我呀，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现在各省督军哪个肯服从中央，只有我服从，就受到惩罚，以后谁敢服从中央!”曹锟央求着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田听了这句话，他的气就更大了：“总统也要给我点面子呀!”他一怒而走天津，并且声言要讨回他所报效的贿选经费40万元，因此事情更弄糟了。

这是曹锟上台后的“打泡戏”，这副媚外辱国的可怜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鄙视和唾骂。幸而外交团还要利用这个傀儡工具，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不了了之。

临城案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叫嚣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驻华英国商会和美国人协会建议取消华盛顿会议许给中国的一些“甜头”，加派军队来华，首先将中国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上海外侨怂恿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商人政府”，并且伪造全国商联赞成这个计划的文件，在报纸上大肆鼓吹。英国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换关于保护在华侨民的意见，并训令驻华公使草拟所谓“护路案”，建议成立一个护路机关，这个机关设华人总办一员摆摆样子，其一切实权操于洋会办之手，各路局会计师和训练路警的教官也要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经费却要路局开支。这个草案经过外交团所组织的“护路委员会”讨论多次，由于各国利害不一致，一再进行修改，最后决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一个护路行政局，设洋会办一人，洋会计员5人，洋调查员10人，在10年内非经外交团同意，这一机关不得撤销。以上消息传出后，北京学联致函领袖公使符礼德，各省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一致表示反对。

帝国主义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内战不停、土匪充斥的腐败国家，声称中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才能促进中国统一，恢复全国秩序。其实，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策动者，它们在中国推销剩余军火，并在物质上、精神上援助投靠自己的军阀，企图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它们在中国问题上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国内战不停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制造内战，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城乡的生产力，使得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这又是全国遍地皆“匪”的根本原因。当时“匪”患最炽的地方，正是农业生产水平最低和农村破产的鲁南、豫西一带。雄据洛阳的直系大将吴佩孚，醉心于武力统一政策，他不可能也无意于集中兵力来消灭在他肘腋之下的“土匪”，只是采取一面收编一面推出门的办法，以求相安无事，因此河南“土匪”时附时叛，都不把这位“常胜将军”放在眼下。由于外交团的压力，吴佩孚不得不派兵进剿掳去英国女教士的范明新。不料同一时期，被吴收编的张国信(即张庆，绰号“老洋人”)因为拒绝调动，所部忽然哗变，6月中旬由鹿邑、柘城西窜鲁山与范明新一股会合，当他们越过京汉路(官亭站)的时候，一度引起火车不通(6月23日)。一个自命为武力足以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在“土匪”的面前表现得这样张皇失措，说明直系军阀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帝国主义却又借口河南“土匪”绑架外侨和破坏京汉交通，把护路问题推进到一个更紧张的阶段护路、护航两案引起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才不敢坚持下去。后来北京政府派唐在礼为督办铁路警备事务处长，唐不愿受交通部的管辖，迟未就职。11月22日改称路警督办，归国务院直辖，这就是因帝国主义建议而成立的护路机关。。

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借口西南各省内战影响外侨安全和外轮通航，提出武装护航的另一问题。10月中旬，湖南谭、赵两军隔江炮战，驻湘各国领事馆大多设于湘江东岸，因此各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从7月到12月，四川第一、第二两军在长江沿岸进行重庆的争夺战，以致外国轮船不能顺利通航。于是美国政府命令驻华公使舒尔曼与英、法、日三国公使讨论长江护航案，并拟邀请有关各国讨论中国内战问题，准备用炮舰政策来保护它们的内河通航。意大利公使也要求派舰加入护航。他们曾经决定护航队遇有中国兵“匪”时，可以向之直接开火。美国海军部还列入一笔预算，拟建造特式巡江舰5艘以供长江护航之用。以上说明，美国政府在干涉中国问题上不是采取以前的“笑面虎”态度，而是赤裸裸地摆出了一副狰狞面目。10月15日起在上海召开的美国在华商会联席会议，公开要求他们的政府同意各国所提的共管中国铁路的建议，反对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主张加派海陆军来华镇压。至此，美国资本家也就抛弃其对华亲善的假面具，而与美国政府一样露出吃人野兽的本来面目了。

五法国威胁北京政府承认金法郎案。八国公使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中苏协定成立曹锟上台前，帝国主义早已成立四国银行团作为对华投资的联合机构，但须中国统一实现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当然，帝国主义不会关心中国统一，这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它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暂时地获得缓和，希望中国有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它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以利于执行其资本输出和共管中国的恶毒阴谋。四国银行团就是准备执行这个阴谋的联合机构。

帝国主义一贯仇视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仅仅承认北京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它们所希望的中国统一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以衰朽力量消灭革命力量。这种统一，以前北京政府采取武力政策从来没有办到过，帝国主义教导他们改用和平欺骗的方法来进行，当然也是办不到的。这个时期，不但南北不能统一，北方本身也不能统一。而在北京政府所统治的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增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政府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一个无用工具，这就是帝国主义企图采取直接行动，加强军事镇压，并将共管中国推进到露骨化的根本原因。

北京政府从来就是指望帝国主义给以财政支援，指望大借外债以供军阀政客们朋比分肥和发动大规模内战之用的。由于对内统一无望，对外借款不能到手，曹锟上台后，北京政府面临着财政破产的严重危机。在此以前，法国曾提出所谓金法郎案，要求中国按照金价偿还法国的庚子赔款，由于这个问题未解决，法国便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并扣留盐余达300余万元以要挟北京政府(从1923年5月到10月)。曹锟上台后，不仅急于要收回法国所扣留的盐余，而且希望法国迅速批准九国公约，以便邀请有关各国在北京举行特别关税会议，实现二五加税，使北京政府能够增加一笔收入。他借口此案已由前任外交总长同意，成案不可推翻，拟再提请国会复议予以通过。

关于金法郎案，法国政府对中国驻法公使陈录百般威吓，声称如不迅速予以承认，法国不但拒绝批准九国公约，还将考虑变更对待北京政府的态度。法国公使傅乐猷经常到外交部大吵大闹，准备命令现已改归法国管辖的道胜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一道扣留盐余，并拟联合有关各国扣留全部盐余。北京政府曾经下令取消汇理银行保管盐余的权力，改由汇丰、道胜、正金三家银行合并保管，这道命令却被帝国主义所掌握的盐务稽核所拒绝接受，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