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在北洋军阀中是个著名的悭吝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因此这笔贿款必须由别人替他来代筹。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责成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都没有成就。以前直奉战争时期，曹锟、吴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费的办法，此时津、保两派又用同一办法，责成各省摊派贿选经费，但也所筹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车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贿选经费中大卖气力，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他在曹锟的嫡系中，其资望地位仅次于吴佩孚，而在直奉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阵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二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约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财“招待”到津议员，每人给以500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　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时期，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目标相同，黎想援引讨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讨伐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沪议员催促他南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ND446、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