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他是文天祥的二十叁代孙，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曾是共产党的高官，又做到了国民党中将。

    2001年夏，九十四岁高龄的文强一点一点地对我讲着他的故事。开始的几次是坐着讲，后来，他坐不住了，躺在床上侧着身讲，再后来，他躺在床上开始辗转，显得很不舒服。2001年8月25日星期六，文老对我说：“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你辛苦了，明天再来，欢迎欢迎。”孰料，当天下午，文老不吃不喝，连药也无法吞咽。周一，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同年10月22日下午4点半，文老乘鹤归去。

    我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我的表哥毛泽东家里兄弟姐妹很多，有十个，夭折了七个，只剩下他和毛泽民、毛泽覃。毛泽东比我大九岁，我叫他“毛大哥”，毛泽覃是我的挚友，比我大两岁，我叫他“毛老弟”。1924年，我已经考上了徐特立任校长的湖南艺术专科学校，过了没多久，湖南负责学生运动的夏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于是我决定去投考黄埔军校。听说我要去投考黄埔军校，毛泽覃羡慕极了，他对我说：“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没有路费呀。”我说：“问毛大哥要点钱吧。 ”他很丧气：“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我一拍胸脯对“毛老弟”说：“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

    1925年，我们几个青年组成了一个投考黄埔的小组，溯南第一师范毕业的陈年达是组长(陈年达后来当了国民党酌军长)，我是副组长。陈年达听说我要把毛泽覃也带去，不同意：“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他呀：我说：“考黄埔是好事呀，他的路费我负责。”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去投考黄埔军校。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糟糕!海上有风暴，封关了。我们带的路费很少，又赶上个封 关，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大家急得要命。毛泽覃对我讲：“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年达也急急地对我讲：“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叁天，怎么办呢?”我说：“你是组长，打电报回湖南，向共青团要钱嘛。”湖南的电报来了：“一切费用自理。”原来共青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年达急得不得了。晚上，我把陈年达偷偷叫来：“哎，你摸摸我这个棉衣，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一摸：“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啊?”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我爸娶她叭给了她一对金镯子，这次我考黄埔，她脱下一个镯子给我缝在棉衣里。我妈对我讲，这个金圈子相当于─两黄金。”陈年达高兴坏了!我们拿着金镯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响洋钱。我们便卖掉了金镯子，筹齐了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公费、

    封关八天，终于开关了。船经过厦门时，我在甲板上远远地望着鼓浪屿，望着天文台，突然，有人在我衣服上一揪，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毛大哥!“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手抓着我，小声说：“你说话声音小一些，我们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地方。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毛大哥上下打量着我，当时我穿着湖南艺术专科学校的校服，衣领上有两个铜字“艺专”，白色的哔叽帽子上插着─-柄小铜宝剑。毛大哥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帽子上还有什么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意了!你看人家都在注意你，都在看着你。”他说：“你这个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

    我觉得毛大哥的意见很有道理，就把帽子摘下来，要往海里扔。毛大哥一下子把帽子抢过来，说：“幼稚的行动!你把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回去放在你箱子里面嘛。”

    我笑了：“也对。”那时我才十九岁。

    我又问毛大哥：“我在这个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我们住在上面的房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他又说，“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化元，也都是代表，他们也在这条船上。我这是打着国民党的牌子，当代表去出席会议。”

    我问：“你弟也来了，在下面的统舱，要不要叫他上来?”

    他说：“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哎，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不是叫花子样啦。”

    毛大哥显得有些吃惊：“钱哪里来的呀?是你拿出来的?”

    到了广州，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孙中山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交给了毛泽东。我也以第叁名的成绩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可惜的是，毛泽覃没有考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毛大哥去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开学的那一天，我们团员集中起来，升为党员，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我们坐在凳子上，陈年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陈年达说：“他是共产党广东的负责人周恩来，就是我们的介绍人和今天的领誓人。”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李大钊的侄子)等编在同班同宿舍。我是班长。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没有按照规定把枪上交，而且，枪里还有一颗子弹。吃完晚饭，大家洗洗澡，上床休息了。我看见林彪翻来覆去地睡不好，接着──看见他的手在枕头下面摸枪!我这个班长要管事呀，可是，我又不敢管，怕同学们说我为什么人家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猛然间，“啪”一声枪响!枪声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刺 耳。

    执行官拿着手电筒一下子跑进来，急问：“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支吾吾吾地说：“我没有看到谁打枪，我 没有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下面去摸。”执行官很有经验，走到林彪睡的下铺，在枕头下面一摸，有枪!把枪拿起 来一闻，还有火药味呢，再用手电筒往地下一照，子弹壳还在那里!“林彪，枪是你打的?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林彪低着头小声说：“我下操的时候，没把枪交回去，我睡不着觉，老记得有这么回事，我一摸枪，就打了这一枪。”“ 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执行官非常生气。

    执行官一看，上铺的枕头被打了一个大洞。再一看，上铺的人呢?执行官喊：“这个位置不是林为州的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的时候，林为州拿着一个杯子跑进来了。执行官问：“你干什么去厂?”林为州说：“我喝水去了。”“哎呀── ”执行官松了一口气：“你命大，你要是睡在这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解放天津时，林为州是国民党守备天津的军长，中将)执行官说：“好了，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的火“腾”地就起来了，捏起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呀。我怎么落井下石?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林彪说：“你还要说?我揍你!”林彪越说越激动，跑到我的铺前。我说：“林彪啊，你要是跟我打架，我估计你叁个也打不了我一个，来打吧!”林彪一巴掌抡上 来!打得我的火也起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掀到上铺去!大家也起来帮我的忙。

    林彪不搭理我了。那时，我们不到二十岁嘛。经过考试整编，林彪考取了步科，我考取了政治科。

    后来，我跟着周恩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我是少校连长兼党的组织委员。起义失败了，我问周恩来怎么办?他说，到潮州去，那里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 我们带着部队赶往潮州，路过会昌时，与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钱大钧部队很快就缩回去了。部队休息时，我坐在路边到处看，心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追击啊?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到没有?林彪在路边。”

    “咦，林彪在这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去见见他。”我跑厂过去。林彪背对着我，不知道我站在他身后。有人对林彪说：“你看你背后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我看他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嘛。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了笑，举起手给我敬了一个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啊，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找说：“不管是什么官阶，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到潮州看朱德的时候，又遇到了林彪。他说：“老文啊，咱们又见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也不要招待我，我也不招待你，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要通过叁河坝，另有任务。”这次分手后，我和林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做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叁个县。1931年，党内出了问题。我约从苏联回来的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到一个茶馆里，我问：“我那二十叁个县许多最优秀的党员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 情不能说，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二十叁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一拍桌子：“狗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是省委书记，我是省委常委，说说话又怎么样啊?”他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我说：“什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岂有此理嘛!”

    我们两个人在茶馆吵了起来。怕茶客们听到了暴露身份，我起身去付了茶钱，回来对罗世文说：“罗世文啊，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

    我拉着罗世文上了城墙，罗世文心里怀疑我要对付他，说：“你是黄埔学生，是搞军事工作的，你想对我怎么样呢?”我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书记,是最高领导，我把事情搞清楚，我就回去，没有什么意思要对付你。”

    他说：“这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要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党内有个张国焘，他执行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很危险.你的家庭 是大地主大官僚，迟早要被清洗。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就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什么家庭出身?马克思 的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呢。”我骂他“你连共产党起码的一点知识都没有。”

    那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设在重庆，我的妻子是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住在重庆机关。当晚，我赶到重庆找到妻子，她看我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要执行铁的纪律，我忧心忡忡。”

    妻子说：“我看你找罗世文，是自己找麻烦。据我了解，我们还没有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

    我哪里睡得下啊，坐在那里想。我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要赶快走!”我决定当天晚上就离开重庆，妻子同意了，说：“ 如果不走，没有好结果。”

    我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到上海找周恩来，向周恩来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妻子说：“你找周恩来，我去找杨尚昆。”“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啊?”我问。

    她说：“杨尚昆中学没有毕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的他。”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临走前，我给罗世文留下一封信：“罗世文，我们离开四川了，去找周恩来，去找杨尚昆。罗世文，Good─by。”

    我们一路坎坷，来到上海，按照联系地点，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我们隔着门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可是一敲门，不但不开门，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叁番五次地去敲门，去在门外喊，可是，大门依旧紧闭。终于，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中，从门缝中塞出一个字条，上面写有一个字“苏”。“是让我们到苏联!”我说。
妻子接过字条，沉默好久说：“还有一个解释，到苏区去。”

    苏联?苏区?到底到哪里去?我们如何申诉四川二十叁个县的情况?捏着字条，我们失望了。妻子说：“慢慢再找吧。”我和妻子抱头痛哭。

    看着急得不行的妻子，我说：“这样吧，我们回湖南老家!”

    文强带着妻子在万般无奈之中回到了湖南老家，从此，结束了在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在老家，他做了六七年的记者，办起了湖南最大的新闻中心，因为执笔一篇抗日社论，被国民党省主席何键逼出了湖南。他在西子湖上巧遇国民党总参谋长程潜，程潜力约他到国民党做上校参谋。他对程潜说：先到黄埔同学家去看看，再去报到不迟。到了黄埔同学家，

    同学介绍他认识了一个人──戴笠。敌不过戴笠的诱迫，开始了他在戴笠手下任职的生涯。后来，文强官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抗日有功。胡宗南上书蒋介石，力荐文强为中将，四十岁那年，他成为年轻的中将。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杜聿明的副总参谋长。淮海大战中，杜聿明委任他做代总参谋长后便逃之夭夭，当整个参谋部只剩九个人时，他被解放军的小战士俘虏。

　　作为战犯，他被关了二十六年，出来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

　　摘自《名人传记》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