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死后的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人们以毛泽东的一句话，作为批判的根据，这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四人帮的问题，今年不解决，就明年；明年不解决，就后年。早晚要解决（大意）”。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了打倒“四人帮”的杀手锏。其实，只要看看毛泽东如何对待“四人帮”与邓小平，就可以明白，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还是告诫性的。周恩来病入膏肓之后，为了找一个代替周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毛泽东不得已，再次启用了他并不放心邓小平。但在毛泽东病情危重时，毛泽东迅速地解除了邓小平的一切权力。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比“四人帮”要坚决多了。对“四人帮”，可以今年、明年、后年……地慢慢解决；而对邓小平，则一刻不等地解决掉。

　　毛泽东一生，对女人，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男权态度。虽然他在政治上主张女人是“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照样做得到”。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妇女读书、参加工作的比例大大提高。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与事业上，从来没有把哪一个女人看成是可以真正倚重、可以并肩战斗的。在他的政治圈子里，没有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任何一个女性。在他的生活中，他的几个妻子，都是作为男性生理需求与生活需求的对象，从来不能在政治上真正地影响他，在处理事务中真正地干预他。

　　而毛泽东本人，他粗豪的一面，使他绝无“怜香惜玉”之情。与贺子珍的十年婚姻中，多数时间都是在极为困苦的处境之下度过的。尤其是几年艰苦卓绝的长征过程，贺子珍是有数的几位坚持下来的女性。在战争中，贺子珍曾数度负伤，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十年中竟让贺子珍生育了六个孩子，其缺乏爱惜与体恤，可见一斑了。（江青是在生下李讷后，自作主张地做了绝育手术，所以不再有其他孩子）。
　　
　　毛泽东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能够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领袖性格与盖世豪杰的特点外，还在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入木三分的了解，更在于他极其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将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极为出色的“实践家”。

　　毛泽东好读书，但绝不是钻进书本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林彪后来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号召中国的老百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并未见什么真正的成效。而毛泽东本人，倒真是一位善于“活学活用”各种理论的人。

　　毛泽东没有留过洋，西哲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大著，也读得有限，他学英语，努力学到了晚年，仍然收效甚微。这一点，决定了毛泽东永远只是中国农民革命家。他的农民本色、农民习惯以及农民意识，始终都没有改变。也是这一点，对他夺取农业中国的最高权力，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的中国，没有其他领袖比他更了解农民，更能把握占中国人口90％的农民的愿望与需要。从战略上说，他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个绝对性的要素。所以，毛泽东必然成功。

　　蒋介石有领袖之才，但蒋介石基本是个城镇的人，后来又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娶了个留过洋的大官僚资本家的女儿宋美龄为夫人。所以，他的着眼点，始终在城市，他对中国农村的控制始终比较虚。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打出的口号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正是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创造性突破。因为在共产党早期，党内亲苏的知识型领导人物，都希望以苏联的成功为范，首先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则坚决主张走农民革命的道路。他的解放全国的战略部署，也是把打大城市放在最后。并以攻克石家庄这样一个当时规模很小的城市为试点，之后才全面推广的。

　　从毛泽东历年来所提出的各种政治口号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非常识实务，具有战略性眼光的一面。前文说过，长征后期，他以“北上抗日”为号召，带领红军残部，来到延安。而到中国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之时，他为了保存共产党的实力，又力劝全党不要急于与日本决战，他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目的就是要大家稳下来，“持久”地与日本打消耗战，而不要盲目冒进。在这个期间，他主要抓的就是“大生产”与“延安整风”，从经济上与思想政治上稳固共产党的基础，养精蓄锐。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灵活有序地调动共产党的军队，迅速从弱势转化为强有力的夺权力量。当形势转向有利于他的一面时，他不失时机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国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打还是不打？毛泽东反复权衡之后，做出决定：打！他此时提出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朝鲜战争，是联合国的部队在那里做战，虽然它是以美国为首的，并且显然代表的是美国的战略目的，但名义上，仍然联合国的。毛泽东聪明地回避了“联合国”，而只对美国发难。这就是为了绕开与联合国为敌，与世界为敌的效果。后一句“保家卫国”，则是针对国内而讲的。联合国打朝鲜，或说美国打朝鲜，“干卿何事？”，就算是危胁到了中国，毕竟还没直接打进中国来嘛。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能接受这次出国作战，必须要与中国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所以，这后一句，就是让老百姓都明白这次作战的自身意义。毛泽东还把赴朝参战的部队，由“解放军”命名为“志愿军”，以显示参战的是中国人民的志愿者。

　　毛泽东人为错误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使他的威望下降到极点。当此际，毛泽东借雷锋之死，重塑形象。雷锋本是一个普通的小战士，并无大才大德，思想文化境界亦不高，顶多是个“心眼好”的道德楷模，放在历朝历代皆可。建国之后的岁月里，英雄人物辈出，谁见过毛泽东为别人题词？黄继光、焦裕录的事迹比雷锋要突出多了吧？毛泽东何以不置一词？毛泽东特意为雷锋题词，并邀众位老总们全都题词，号召全国学雷锋。在众老帅的题词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善于察言观色的林彪，巧妙地将学雷锋的重要意义，转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树雷锋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树毛泽东威望的过程。由此，性质与方向就是如此这般地转移了。
　　
　　毛泽东的最大局限，在于他没能超越农民性。而他的自学成材的过程与他本人卓越的实践能力，又让他看不起知识分子，甚至反感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是不友善的。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其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意识。

　　正是这种反感心理，使他听不进知识分子的忠告，并拒绝知识分子提供给他的新的文化观念与有益的决策方案。如果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法，也许他的这一心理，与早先受到胡适的冷落不无关系吧？一个心高志大的农民青年在渴望发展的时候，是极难容忍他人的轻蔑的。这件事，很可能是他心底的一个创伤性记忆。

　　在夺取中国权力的过程中，他对“三农（农民、农村、农业）”的了解，助于其成功；然而，正如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常问的一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这对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新课题。他胜利地建造了全新的农业式新中国，但是这个已经处在世界全面走向现代化时期的农业国家，必然地要向现代化转轨，这就不是毛泽东以前的经验能奏效的了。毛泽东的才干中薄弱的一面，这时就突出了。

　　农民以经验办事的思路，就是此时毛泽东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他经常讲“调查研究”，讲“以点带面”，就都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从不提倡大家去学习现代管理的科学知识。他把马寅初等知识分子的忠告都轻易地打发掉了。他的一意孤行在晚年发展到极点。一人不信，一人不靠，以至于临终也没能安排好接班人。

　　三年建国的奇迹般成功，激发了他自信心，放大了他的自负感，让他坚信凭他的英明领导，可以重组天下，安排出全新的社会秩序，从此人们可以在他的“美好”的设计中，幸福地生活。五八年的“大跃进”，最典型地体现了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他运用“三大战役”那种老经验，在经济建设中，也到处搞什么“大会战”；打破传统家庭格局，大搞“集体化”，建“大食堂”；“大炼钢铁”；大建“人民公社”……，不到两年，就把形势大好的中国，搞到了遍地饿殍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中。中国在短短几年间，死亡达一千四百万（官方数字），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死亡总数。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重打击。他从此隐迹了几年。

　　三年灾难的教训，并不能真的改变毛泽东。首先，他不能放弃权力，让别人去统治国家；其次，是他仍然不相信知识分子的见解。这就意味着，他仍然要在自己的老路上走下去。结果，就有了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全面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是一片大好”，“乱了敌人，好了自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说，这样的政治运动，今后还要搞，要每“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的反抗性，使他一生都标榜“斗争哲学”，而且是“你死我活”性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他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临死前回顾自己一生的成就时，甚至没有过多地提到创建新中国的壮举，而是说了他死后被否定掉的两件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死后，当对毛泽东的禁忌开始松动，他的卫士们开始写关于他的回忆性文章，并以此将毛泽东拉下“神坛”。人们通过这些“身边人”的回忆，了解毛泽东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但是，问题也出现在这里。这些毛泽东的贴身卫士们，都是一群“根红苗正”，通过严格审查筛选的几代都是贫农的子弟，都是些没有读过多少书，见识低浅的小人物。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也就是小人物的角度来看待并理解毛泽东。毛泽东在他们的笔下，确实是走下了“神坛”，但同时也被他们俗化了。他们将有着博大胸襟的旷世豪杰，改写成通俗版的名人轶事。他们记下的，无非是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什么毛泽东看戏时，松了裤带坐下，情节紧张时，他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而掉了裤子之类。文字间有一种有意无意的轻慢意味。

　　大鹏与燕雀，虽然都不可能完全“无所待”而“逍遥游”，但毕竟不是同等的境界啊！
　　
　　写到此，我不免想到。毛泽东的一代人，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间段中。即内部局面是军阀混战，外部又面临日本侵略，国将不国。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只有铁腕巨人，方能收拾残局。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人物。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吧。由此我又联想到，如果毛泽东不幸而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会如何？他的命运将会怎样？他的抗争又会有什么结果？抑或他顺应形势，攻学历、拿文凭，弄个总裁什么的？……

　　好在，历史不允许假设。
　　
　　从另一方面看，有什么样的伟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而有什么样的人民，也一定会有什么样的领导者。

　　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庞大的低素质的人口，中国的农业国性质，也是注定了毛泽东当时能够成功的重要的客观因素。同时，也将是今天，中国新的领导人产生的基础。
　　
　　说不尽的毛泽东……
　　说不尽的中国……

    引用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