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05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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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七. 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 (1)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雇佣的那辆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下午2时许，家人等他吃饭却久久不见人归，就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3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王国维。等贞明到了圆明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

噩耗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当时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学生们齐候遗体旁3个小时以后，检查官才匆匆赶到，于是移开草席，只见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下午4时，家人和检查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这是一份布满昆明湖水渍的绝笔，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从墨迹的浸染，还可推知入封时的叠法。据当时人们的回忆记载，遗书发现于内衣袋中，外有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三子，是当时在京最年长的儿子。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显然，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其内容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王国维早有此意，绝非仓促寻死。

凡研究王国维之死者，无不提及他的遗书，叙述自杀理由的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句，另外几行字，和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则只字未提。王国维之死，因此几成千古之谜。

今天，关于王国维遗书的函封已不知何往，遗书原件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被裱入一个四开对折纸版内，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地库里。另有两个相同纸版，一个上面裱有罗振玉的题款：“海宁王忠悫公遗墨，后公完大节后逾月。上虞罗振玉署”，并钤“罗印振玉”方章；另一为白折，当备题咏之用。

王国维去世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7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及梁漱溟等人。

一代大师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他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让人百口莫辩。然而，后来证明，王国维的“遗章”是伪造的，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后来，溥仪在他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他举行了悼祭大会。当时，人们纷纷送上挽联，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此外，当时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也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同样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曾经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王国维自杀后，清朝遗老们也震动不已，溥仪赏两千元为其丧葬费，又赐谥号曰“忠悫”。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甚至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