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墓建成密令儿子穿红衣服的人就杀

　　袁林与中式墓葬大不相同

　　袁世凯死后，安葬在安阳洹水北岸，洹水也叫安阳河，河水如今还是汪汪的。当年在袁墓的四周，种了4663棵树苗。没被毁的，现在已经长大，可以庇荫一片地了。

　　袁世凯墓地的四边置了 6个青石界碑。这6个界碑圈地为林，内占良田138亩，南北长1200米。据说，祭田(当时官方文书的用语)是分别从万感村、清流村、乞伏村等22个自然村的农家买来的，花了2万多银元。买谁家的，买了多少亩，《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列得一清二楚。

　　袁林形制仿明清帝陵，但墓冢则是西式建筑。所有青狮白象、石人石马，造型圆浑、简约不失精工。有碑亭一座，写着“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系袁世凯嫡系徐世昌的手笔。

　　袁林的照壁厚大无比，往神道尽南头一横，就是60余米的身躯。当年，小日本的营地设在袁林附近，日本兵常以此照壁为靶子，砰砰啪啪地练枪法。

　　从外表看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之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墓冢呈半圆状，直径17。33米，系用青石围砌，然后上敷黄土。

　　据说，整个墓台部分，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建造的。

　　袁墓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是它的西式构筑风格。与一般中国墓葬相比，袁墓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掘地落棺木，而是平地建墓圹。墓圹建好后，再像盖房子一样，垒土筑石将墓圹埋掉。当年袁世凯灵柩由北京移到彰德(安阳)，墓工仓促，先建墓圹安置灵柩，并开隧道于左，为袁氏夫人预留备穴。

　　袁林耗时两年耗资75万

　　因袁墓选址在河南，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烈便全权负责督建。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任军中文案。其人有北洋老前辈之称。袁林的建造共耗资75万元，其中国务会议决议由政府拨银币50万，其他是袁的北洋旧属的个人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附有捐款清单，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据说当时民国政府库银奇缺，袁世凯的遗产也不丰，所以安葬袁世凯之时，经费很成问题。移柩典地就用去20余万元。墓地建造银两不敷，田文烈只好向各方求援，于是，袁世凯旧属的几十个大小头目纷纷解囊，工程才得以完成。

　　田文烈督工尽力不说，还不失时代意识。地圹工程竣工后，田在北京为工程剩余部分招标。当时投标者有17家，最后兴隆木厂中标。1917年1月17日，兴隆木厂商人马文盛与墓地工程处范寿铭代表双方签字，订立合同。合同文字不多，点点滴滴都想到了，其责、权、利分得明白，讲得清楚。袁墓工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想必是开了中国帝王将相墓穴建造之先河。

　　袁世凯墓地工程前后用时两年零两个月，其间续修了3次。1918年6月建成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亲临察看。察看中，他又突发一念，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边，添建道碑一座，以示景仰(如今此碑已不在原位，挪到哪里去了，袁林的人也不清楚)。此后，大凡北洋官员乘坐火车路过洹上村站，都要到碑前景仰一番。

　　袁林大致保持完好，其间虽然也有损伤，但也只是伤了表皮，不碍大模样观赏。令人惋惜的是，石人石虎残缺处都是用了水泥修补，违了古建“整旧如旧”的原则，多少有点寒酸。

　　关于袁林建造的具体细节，朱爱芹馆长自谦说知道得也不多。她说曾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袁世凯临终时曾密令儿子，墓地建成之时，见到穿红衣服的人就杀，同时他又专门命令营建墓地的知情者在墓成祭祀时要穿红衣。

    出殡 80人为袁世凯抬棺

　　我查阅了1916年6月7日至10日的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多有文章报道袁的弥留之际以及灵柩入殓情状，如袁“弥留前二日，尚批答公牍”，其 “精神异常委顿”，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张镇芳及袁家三四个公子均守在身边。当时长公子袁克定眼见到老父亲“蓦然晕倒不省人事”。这些报道还透露，袁的灵柩等当时均在彰德，于是北京方面急电彰德，命令立即送灵柩等进京。

　　传说在58岁那一年（亦即1916年），袁世凯望着身边的内史夏寿田喃喃地说，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59岁的，恐怕自己也过不了59岁这一关。他还说看到有一颗巨星陨落了，这是他生平所见的第二次。他说，第一次巨星陨落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他自己的身上。说这番话时，他的脸色已经白得像一张纸。

　　不久，他真的就去了（患尿毒症致死）。 1916年6月7日袁的遗体入殓时，头戴天平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还是个“皇帝”的模样。同一天，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27天。6月28日由居仁堂出殡时，动用了80人为袁世凯抬棺。同时，北京城内各庙宇都被要求撞钟一百零一下。袁的灵柩经过之处，一律军警戒严，交通断绝。袁的亲朋故旧和清室代表以及各国公使一路相送到前门外火车站。鸣礼炮一百零一下后，运载袁世凯灵柩的专车沿京汉铁路南下。一路上专车不断停车受祭。6月29日，专车到达彰德站。

　　袁墓的选址，主要是袁家人的意思。墓地所在地离洹上村一公里。修墓时，北京政府命有关方面派了两营兵负责守卫。

　　87年后，一位彰德老汉还在念叨：“袁世凯墓可是吉穴呀，它脚蹬水，头枕山。”他说，那水指的是洹河，山是指韩岭。韩岭据说是汉将韩信认干娘的地方。

　　袁世凯的盖棺定论：予为救国救民计，己牺牲一身，今后还将牺牲子孙

　　他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政袁世凯一生多变，善于政治投机，但其为人行事又多能“勇敢决断”，“变”与“敢为”似乎是袁世凯性格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此一点在其帝制自为一事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洪宪遗闻》所载，1915年夏，北洋重要将领冯国璋觐见袁时，曾试探地表示要在地方上为袁称帝改制作准备，而袁世凯闻言后立即否认，并声称社会上的传言“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对于改制问题，当时的袁世凯似乎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对冯国璋讲：“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岂能负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此段述说，言辞动人，使人觉得袁似乎已经参透人世炎凉，深得做人处世之道。

　　1915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关键年，仅“洪宪改制”一事已经足以影响中国近代历史了。这一年年底，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有意思的是，据说袁世凯称帝时曾发表演说，称：“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而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己牺牲一身，今后还将牺牲子孙。”

    一会儿要“保全子孙”，一会儿要“牺牲子孙”，足见袁的变化速度。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对待“皇帝”这个东西的看法上。“皇帝”这个称呼真有些可怕，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符号，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到了一起。“天育蒸民，无主则乱”，国不可一日无君，说的是国家没有这个“皇帝”，不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说的是“皇帝”多了也不行，多了就会打得不可开交，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皇帝”这玩意像诱人的美味，吃不着，闻一闻也过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隋末，宇文化及弑炀帝后，旋即自败，但在他绝望之余，仍不忘“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的愿望，曾“即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过把皇帝瘾就死，也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不仅仅影响中国历代政治，也深深影响和支配着中国人的观念。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清末民初的那段国人观念变迁史，现代人应该如何评价？还是应该把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之下，传统文化和国人固有***观念的羁绊，可能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思想基础之一。

　　做皇帝的感觉可能很像吸毒的感觉，很多人明明知道它的危害，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戒掉。“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袁世凯看得一点没错，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王朝灭亡，其皇室亲贵可得保全者寥寥可数，不止一个末代皇帝曾发出过“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的慨叹！袁世凯一生，一妻九妾，多子多孙，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来讲，他不可能不为子孙的未来着想，所以有“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的考虑。可是一旦面临选择，过一把“皇帝瘾”又往往胜过“为子孙计”。

　　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他在民国初年的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曾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等等。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银币，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大意）如果从此处着眼，袁如果能以民国大总统善终，其背负的历史骂名可能会少一些。

　　1915年的“洪宪帝制”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定数，是他一生的败笔，但是袁氏王朝注定的失败，却换回了袁氏家族的保全。现在袁氏后人或生活于大陆，或寓于海外，亦于各界有所成就，袁氏若地下有知也可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