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讲述这段故事的陶恒生先生，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查询各方面的资料，他试图将那一段的历史公案，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这段公案呢，就是“高陶事件”，又被称作是“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它指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最后却冒险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那一段往事。当事人之一的陶希圣，就是陶恒生的父亲。

    陶恒生回忆说， 1939年，他的父亲陶希圣从香港奔赴上海，参加了汪精卫集团对日本的谈判。然而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陶希圣认识到，日本是要进一步地控制中国，他也看清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本质。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对日密约”已经签约在即了。陶恒生记得，他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父亲说，这个条约，我不签，就是死；签了字，比死还要难看——因为签下字，就会成为出卖国家的历史罪人。然而呢，身处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滩，陶希圣何去何从呢？这让他陷入了绝望。

    解说：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正式就密约签字，陶希圣称病缺席。几天之后，陈璧君提出让陶希圣“补签”，陶希圣再次委婉的拒绝。陶恒生记得，此时，父亲的态度已经引人怀疑，76号的特务加强了对家人的监视。而父亲却已忧虑成疾，在家中卧床不起。

    陶:他真的卧床起不来了，胡子也没刮，脸色惨白的，那么我母亲上上下下的，有时候给他送点东西去啊，喝的，吃的什么，他都不下楼嘛，那我们也就是在家里也不敢出大声吧。他真的是病了，那个时候。

    解说：陶恒生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一位意外的探病者，就是同样拒绝在密约上签字的高宗武。

    陶: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一条路的，他（高宗武）是外交部的，外交的路线，我父亲是个学者路线，所以他们平常交谈也不多，当然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不过那一天，高发现陶没去，他就到家里来了，在病床旁边啊，两个人就有一些交谈了。

    陶:那我父亲跟高说，他们都在监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那么高就迟疑了片刻，就说，走了吧，他们那天决定走了。陶说，1月3号，5号，7号，都有船，我们搭哪条船走？高说，1月3号，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我们不如我们就搭美国总统号好。高之要走，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的回忆录里说，虽然陶的票我都买好了，我只是去问他要不要走，因为他后面有万墨林已经跟他，老早就有接触了。

    解说：万墨林，杜月笙的左右手，被称作是“杜门第一红人”。抗战期间，杜月笙身在香港，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黑帮魁首，此时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从事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就是他的重要据点。而万墨林就是奉杜月笙之命，留守在上海的“大总管”。

    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了秘密而妥善的安排。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悄悄地离开了上海。

    陶:照我父亲的回忆录里面说，他那天早上就坐了家里的车子到了和平饭店，他就跟司机说，你回家，我要车时会打电话。他进去之后就由旁门出去了，叫了辆车就上码头了，就上了船。

    解说：高陶二人隐姓埋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陶:在船上嘛，他们都用假名字的，上船，上了船之后啊，他们彼此把自己的假名字，把对方的假名字也忘了，所以就查旅客名单，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某某人，甲板上转了一天，碰到了，碰到了他们在船上就商量，到了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那天，就是1月22号发表了一篇，揭露密约的那一篇，给《大公报》编者写的那一封信啊，是他们在船上就起草好的。

    解说：早在谈判期间，高宗武就利用机会，给这份卖国密约拍下了照片。在奔赴香港的旅途中，高陶二人商定，要把这份密约公之于众。

    陶:那么1月5号，他们到了香港，那么高就把这个他拍的照啊，就交给杜月笙。那么杜月笙马上就坐飞机到重庆去，把那个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了之后就说，可以发表，那么杜月笙又跟蒋说，他说啊，陶的家属还没出来，是不是等他们脱险了之后再发表？蒋也答应了。由7号到21号，这中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蒋居然按兵不动。

    解说：此时，汪精卫等人很快也得知了高陶二人出走的消息。

    陶:他们（汪精卫等人）到5号知道了，他们到青岛去开会，跟那个，北方的什么梁鸿志啊，王克敏他们去开会啊。后来接到情报，说是高、陶溜了，到了香港。当然汪是很，很难过了啊，周佛海也很愤怒，周佛海在日记里头说，高和陶这两个动物，势必杀之这样子。那日本人也知道了，不过他们也按兵不动，

    记者：不知道高宗武已经拍照片拍下来了？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解说：1940年1月5日，高陶二人顺利抵达香港。此时，蒋介石正等待着发表这份密约的最佳时机；汪精卫则按兵不动，观望事态发展。而陶恒生一家人在上海，正要踏上艰难的逃亡旅程。

    陶恒生记得，他的父亲陶希圣在秘密去往香港的途中呢，就给家里发了一封报平安的电报。一接到电报，陶恒生的母亲万冰如，就立刻开始准备，她准备的，就是全家要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她悄悄地到码头上，去买了到香港的船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万墨林派了一个人到陶家来捎话，他告诉陶恒生的母亲说，你们买票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这样走，有危险。陶恒生记得，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陶:我母亲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女人小孩，难道要把我们杀了吗？我去见陈璧君，她就带了我的姐姐，到了汪府去了，见到汪夫人陈璧君了。

    陶:一进去呀，那个陈璧君就说，你是谁呀，我母亲说，我是陶希圣的妻子，这是我们的女儿。她说你来有什么事？她说，我母亲说啊，这个希圣到了香港已经有五六天了啊，我很怕他在香港去，会说什么话，会见什么人，我想赶快去把他，劝他回来。那么陈璧君当然有点半信半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副馆长来倒茶啊，就看了我母亲一眼，就说，你就是陶太太吗，怎么我上次到你们家里，你说你是家里洗衣服的？这陈璧君就有点儿警惕了，就说你是不是什么工作人员啊，我母亲说我是乡下女人嘛，我只是洗衣烧饭而已。那么陈璧君说，那你有怎么做法？她说，我母亲就说，我带两个小的孩子，没上学的，到香港去，劝希圣回来。那么，那你还有孩子在上海吗？有啊，她说我三个大的在念书，他们不走。这样子陈璧君就放心了。就上楼告诉，去问汪

    解说：陶恒生说，靠着陈璧君的信任，母亲万冰如得以顺利地离开上海。汪精卫甚至派专人护送她到码头，搭船前往香港。

    解说：在母亲抵达香港的一个星期之后，1940年的1月21日，陶家另外的三个孩子，在万墨林的安排下，兵分成三路逃到码头，上了一艘小电船。

    解说：两天之后，陶恒生抵达了香港。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天一家团聚时的情景。

  陶:那么车子到了，门一打开啊，我姐姐就冲进去了，连着叫，妈，妈，就叫，她们母女两个也就是抱头痛哭了。他们13号走的，我们20号走的， 7天，但是真的恍如隔世。所以我们几个兄弟的感情啊，尤其我跟我姐姐，跟哥哥，我们这三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死里逃生的。

    陶恒生回忆说，1940年1月21日上午，他们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刚驶出上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的全文，已经由专人送到了香港的《大公报》的报社。1月22日，他们还没有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这份密约全文公布，一时震惊中外。
    陶:他们真是一天都不能等啊，知道我们上了船，他们这边就赶快就发放。

    记者：这件事情公布以后，汪那边有什么反应？汪说的话不多，没有破口大骂。就是说高、陶这两个人啊，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不稳了，所以所有的机密资料都没有给他们，他们拿的所谓的密约，是已经过了时的稿子，根本不能代表现在我们所谈的事情。周佛海是日记里头破口大骂。据日本那个今井武夫的回忆录里边说是这个，这个周佛海一听到这个事情啊，就泪流满面，愤怒得不得了，周佛海就说，他们两个要走，我可以理解，可是他把密约发表了，是大大地不应该，他背叛了我们。

    陶:那我父亲就做了，后来又发了一个电报给汪，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就是说，虽然我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但是事关我们千万的百姓的生死存亡，我不能把它当我个人的秘密，秘而不宣，这是国家大是大非的事情。

    记者：那那个密约，就是公布啊，这件事情在当时起了什么影响？陶：最大的影响就是，死了心了，跟日本人谈是死了心了，不要再有，对日本人存任何的幻想，有和平的可能，没有，你看见那个条文就知道了，是不可能跟他们谈的。这个是对于后方的民心跟军心是有很大的振奋的。

    解说：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从此，几十万伪军，与中国的抗日战线为敌。也是在这一年，汪精卫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份条约，主要内容与高陶二人所披露的“密约”相差无几。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评论说，“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史无前例”。

    这一年，陶恒生的父亲陶希圣在香港创办了“国际通讯社”，陶恒生也回到小学里继续读书。

    陶:然后那天朝会啊，校长把我叫到司列台，说这个就是陶恒生，他的爸爸就是由上海逃出来揭露汪日密约的，大家鼓掌，全校都知道我是谁了。那么我在九龙塘小学一直念到1941年的12月，念到太平洋战争。那段日子算是很平静的。

    解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就此烧到了香港。

    陶:12月8号那天早上，我跟我弟弟去上学，刚刚上课铃一打，就听到爆炸的声音，抬头一看啊，是很多日本飞机，还在丢炸弹，我们还以为丢的是传单，可是丢下来的，飘下来的东西呀，一着地就炸了，那我们就躲在教室的桌子下边了，老师叫我们躲起来。过了一阵子，飞机走了。老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看到日本飞机那个红点子。

    陶:12月25号英军投降，日本人在香港杀了不少人，因为他们那边有抵抗，又杀了不少平民，那我父亲知道日本人要找他，他就经过朋友就联络到了一个还乡队，是潮州人的还乡队。

    解说：日军开进香港，陶家再度面临被日伪特务追捕的日子。陶恒生说，为了安全起见，是母亲劝说父亲陶希圣，一个人先走，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回到内地、奔赴重庆。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父亲陶希圣还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做了化装。

    陶:他来说陶先生啊，你的皮肤太白了，不像潮州人啊，我来给你化装化装，他就去买来那个椰子啊，壳，椰子壳啊，在家里点一个小油灯啊，烤那个椰油出来，往脸上擦，擦了我们就在旁边笑，他擦了好像一个，一个大烟鬼一样的，擦得黄黄的，然后那天清早，我大哥去送他，我母亲就把钱啊，放在热水壶里头。然后做了几个馒头。其中有一个馒头是有一个金戒指在里头的，做了一个小记号，就带着它走吧。我大哥后来看到我父亲随队走了，他才回家。回家跟我妈妈说，他还没出发，他热水瓶已经打破了。所以我父亲是很笨的一个人。

    解说：香港沦陷之后，陶希圣没有到国外去避难，而是下定决心，冒着危险，回到当时他眼中的抗日大本营重庆。1942年的2月，陶希圣顺利地抵达了重庆。又过了五个月之后，陶家的孩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也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人在乱世之中辗转，终于有了最后团聚的时刻。

    陶恒生记得，父亲陶希圣冒险回到重庆之后，可以说是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陶希圣刚刚抵达重庆，就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陶:陈布雷先生就带我父亲去见蒋先生。蒋先生见了，啊，你回来了，很好，你马上开始工作，做宣传方面的工作，马上开始。那我父亲那个时候有失眠的毛病，想开口跟他说晚几天，休息几天行不行，陈布雷先生碰了碰，他没有说。出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你跟老先生说你有失眠，他也不懂什么叫失眠，他军人出身，从来不失眠的，你不用跟他讲了，你就开始工作好了。

    解说：两年之后，这场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有了尽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国民政府接收南京和上海。

    陶:早在1944年11月，汪精卫已经离开了人世，传闻说他的死是旧伤复发所致，但是真正的死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岁月里，汪伪政府的主持者是周佛海。

    陶:那么周佛海在战争快胜利的时候，他跟重庆有联系的，他的联系是通过戴笠的。那个时候戴笠就命令他维持南京的秩序，他也做到了，他是有电台，跟重庆通密码的，他都做到了，他自己认为，应该是没事嘛。后来戴笠的飞机失事，就死无对证了，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口头的，没有什么证据的，都是口头的。戴笠不能说话了，那么周佛海就，他的事情就急转直下。后来虽然没有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说死在牢里头。

    解说：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陶:他被关，在被扣押的时候，既没有审，也没有判的这段期间，周佛海的太太到处去奔走，军统方面啊，特务方面啊，就给她一些假情报，认为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多少多少钱才有救。把她的财产几乎骗光了。有一次她到我们家来，我父亲就劝周佛海的夫人，就说你不要再听那些人的话了，谁的话你都不要听，这个事情只有蒋先生一个人可以决定，可是他的太太，你想，等于一个人溺水了，她要抓住什么她就要，要求生嘛，什么人跟她说什么了，她就是要，只要有一线希望，她都去满足。所以她后来钱财都已经都被骗得精光，到后来（周佛海）还是难逃一死嘛。

    解说：另外，与陶希圣一起，脱离汪精卫组织的高宗武，却再没有回到重庆，而是就此离开了中国。

    陶:重庆给了他一笔钱，给他一笔钱，就是劝他到美国去，没有叫他回重庆，也没有叫他留到香港。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解不开的谜，我只能这么说了，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曾经背叛过重庆，都跟汪精卫出走过，但是高呢，是政府官员，陶呢，是一个教授，所以他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他认为政府官员不可以做违背国家的事情，学者嘛，发表发表论调啊，发表发表言论啊，没有那么大的罪，可能我分析是这么一个原因。

    解说：高宗武从此不问政事，专事于学术研究。和这些曾经为汪精卫效力的人相比，陶希圣的结局显得格外不同。有人猜测，陶希圣能够回到重庆，并且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陶希圣本来就是蒋介石预先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但是陶恒生不这样认为。

    陶:你说派我父亲去做卧底啊，有此一说了，说是他到了上海去，架设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台，跟重庆通密码什么的。我想这我父亲办不到，他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学者，他甚至一个什么手电筒的电池，他都会装反的这么一个人啊，你说让他去装电台，或者是用密码打电报，他不会。如果真的呢是卧底的话，他后来到了台湾，我父亲为什么写本书，里边还感谢蒋委员长不杀之恩呢，是吧，何必还这样说呢？那不是他有功的吗？是吧。所以我认为不是。有的人说，你承认了，不是比较有利嘛，我说他没做就是没做嘛，不是就是不是，要讲事实。

    解说：陶希圣后来跟随蒋介石去往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岁月。后来的人们对“高陶事件”做出了种种猜测和解读，有人说，高陶二人是为了民族大义冒险公布密约，也有人说，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才背叛了汪精卫。对于各种猜测，陶希圣从来不做任何回应。

    陶:他对这个事情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多谈的，很多有的报章杂志啊，有一些，有一些批评啊什么，他也都不回应，他说反正我已经交代了，…我已经交代了，你们，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吧。

    解说:“高陶事件”发生的二十七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重逢。陶恒生说，两位老人在一起缅怀了过去的一些往事，但是呢，他们到底有过怎样的对话，没有人知道。1988年，陶希圣在台北逝世，这段“高陶事件”的历史谜案，也就此淹没在岁月里。

    陶恒生说，父亲陶希圣对于最后背叛汪精卫，心中呢，始终有所愧意。但是，他更把当年追随汪精卫出走，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在一封给自己女儿的信中，陶希圣这样说，“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尔，我为覆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