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受地域的文化差别很大,这个地域文化的差别到现在,尤其是北大的同学,可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第一天进到同一个教室,可能最容易发现,如果要是讲方言,不是现在这样大力去推广普通话,都讲方言,可能彼此有好多地方听不懂。那么在中国古代也有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别。道教是怎么来解决它统一的一个宗教模式和地域文化差别这个之间的这个矛盾关系,那么它所采取的方法就是随方设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道教这个音乐。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记得我是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它片名大概叫做《修女也疯狂》,它讲的是黑人音乐怎么进教堂的这么个故事。那么这个呢在西方文化里面,黑人音乐能够进到教堂里面这个本身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值得去拍一部电影去讲述的一个故事,可是在道教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发生从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方面道教音乐是跟它的宗教仪式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道教的这个宗教仪式是它文化最基本的外部特征。一个方面它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一套格式是继承着秦汉这个礼仪制度,在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还有它的一套,这个叫做仪范、或者叫做仪轨,或者叫做斋醮,它有它的一套程式化的统一的一个模式,可是传它播到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是采取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
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北方的全真教,它通行的叫做“十方韵”,因为那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呢它在武当山的唱法跟在西安的唱法跟在青岛的唱法是不一样的,它是跟地方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说对于道教来说,尊重地域文化特征,就是尊重这个文化的方来设立我这个教,在道教说这个的合理性是天然的,是对这个老百姓固有生活方式、这个社会结构、社会规则,包括民间的信仰、民俗这些东西的一个尊重,这个就是方。你设教的文化传播的合理性,你必须以这个适应性为前提。所以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是坚持的人的地位,坚持的人固有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地位,正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思想学说,一个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这两个东西,看起来是相反的,其实是相成的,正是因为它里面有这样一个内涵,就是说道法自然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在吸收,吸收了之后它又不忘掉我还是一个最高概念,道,我没说是个“罗各斯”,是不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坚持本来的民族地位,我们考虑的是文化的适应性,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立场,这样的在这两个方面,看似相反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本身发展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机制,那就是一个规范化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模式跟变动不拘的,就社会在民俗在生活层面是一个变动不拘的文化形态的一种,我们用朱熹的一句话,叫对待流行,阴阳两个东西是相互对待的,同时它也是交流的,正是因为在对待流行之中中国的文化才生生不息,才在不断地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在哪儿?就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应该说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道教之真精神。正是本着这样一个道教之真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我们才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尺度去衡量,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模式是合理的,才能够对我们的社会秩序、社会规则进行调整和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发展。那么说道教之真精神,这样一个很抽象的提法的背后,实际上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命运和它发展模式的一个极度的关注,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谢谢各位。
曾子墨:谢谢卢先生。
曾子墨:谢谢卢先生的演讲,就您的演讲呢,我们也征求了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就叫做要吃仙丹的汉武帝,他说我们知道道教的炼丹术是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炼丹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现在的道士是不是还在炼丹?
卢国龙:我想这个是刚才我想回避的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科学作为唯一的一个衡量标准来研究道家,那对我来说有点儿困难,而且我自己本身不是学这个,不懂化学。但是我考察过外丹发展的历史,据我所知,道家现在没有人在炼外丹,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就很少,因为从唐代中期开始道教兴起内丹说,那么外丹就是“黄白术”就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后来它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医药,就发展为医药。但是我能理解内外丹它的这个背后的思路,就是它的理论思路是什么样的。那个东西讲起来,实际上,当然可能是其中有一些比附,但是它的理论本身,你很难说它存在什么很大的严重的缺陷,就说内外丹理论背后,它的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是,你看,万物在天地之间是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既然生生不息,它背后总有一个推动万物生生不息的那个契机在。我按照这个契机的样子来修炼外丹或者内丹,那么我也同样能够达到天地造化万物那个生生不息的效果,到底说这种追求长生,不是说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固体,我就永远不死了,不是,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保持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力。
曾子墨:好,谢谢!接下来呢,我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
观众:你好,就是道法无为,清静自然,但是就在这种无为之中是否有些忽略了自然界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这一个竞争的、进取的方面呢?
卢国龙:我想,这里面我想做一个解释。那么人是有一个生存意志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在自然中,我们说能够发展到今天,肯定是你积极进取的人类的意志这种战胜了自然,所以使人脱离了自然,摆脱了自然,是不是,我们不完全是靠天吃饭了,那么这就是脱离自然的一个象征。但是道家这个理论不是讲一切顺其自然,讲道法自然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自然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你要做你要做大作为,因为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碰壁的,通常是在自己的个人意志指导下、指挥下去选择、去做事,一个社会也好,个人也好,最终会吃亏犯难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意志的膨胀。人最不能够左右的实际上是自我意志。那么道家的这样一种智慧就是告诉你,你要淡化你的意志,把宇宙的意志,就自然造化的意志变成你的意志。这是一种智慧。这个跟我们说这个怎么逃避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应该说它并不冲突,因为人要生存,人有自己的自然的本能,把你自己的自然本能发挥出来,我们像刚才郭象说的,把你的性分实现了,满足了,郭象这个理论是在解释庄子时候提出来的,那么你在天地之间,我想就不会遇到这个优胜劣汰的问题。
观众:你好。我们提起这个道家文化吧,往往就想起这个老庄,想起老庄来就想起这个清静无为、想起这个消极避世、想起模棱两可那种老油条的如是等等的。那么就用这样一种学术指导我们社会的运行,当然它可能有它成功之处,否则的话这个在西汉开汉前面那几十年,它不可能采取这种国策。但是如果它是好的话,为什么在汉武刘彻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清静无为,而选择了儒家的文化。就看看您的看法,谢谢。
卢国龙:我想中国历史有一句话,叫做文武之道,一张一驰。那么汉初因为受到,从战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汉战争,对不对,那么长期的战乱的经济影响,皇帝出门都没有四匹同色的马,那么必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要进行这样一种清静无为的选择,就所谓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候,应该说经济恢复了,那么说帝王的这种政治意志也就随之强化了。在这里面我插一个题外话。道教里面有一本书叫《汉武内传》,因为在历史上帝王里面提倡道教的除了秦始皇就是汉武帝,可是在后来的道教所编的所有的故事里面,就是不让汉武帝成仙,就从来不认为他会成仙,为什么?就认为这个人叫“嗜欲深者天机浅”,这是庄子里面的一句话,就说春秋多事、嗜欲太深。但是从历史而言,那么从这个之后开始中国的政治“霸王道杂之”建构社会秩序,但是它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我想是另外一个问题。
曾子墨:谢谢卢国龙先生,谢谢!
其实刚才在听您讲述道教之真精神的同时呢,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节目一开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道教是诞生在中国本土的唯一的一个宗教,但是为什么经过了这几千年的发展,它反而是在被渐渐地边缘化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卢国龙: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就我自己的理解吧,因为道教在传统上,它是一个重文化意识,淡化宗教意识的宗教,它跟其他的很多宗教,如果我们说进行这种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你就会发现,道教它所有的经典,包括它所有的这种宗教的教务活动,它没有特别的去强调我的这个宗教、宗派意识,它强调的是个文化意识。所以道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小宗教,但它是个大文化。道教它并不去很积极主动地去劝人出家、劝人入道,它只是劝你了解这个文化放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你的固有生活中,你感到受用。希望这样一种宗教、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精神生活,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帮助。这个是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强调,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宗教总是和平相处的,因为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关注,所有的宗教的合理性在于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建立文化,发展文化,而不在于瓜分你的宗教地盘。
曾子墨:那儒家思想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而并不止是一种宗教,但是为什么道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去相比的话,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会传播得更加广泛一些呢?
卢国龙: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自己,我现在我也在做一些儒学研究,因为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儒道两家像是两条腿,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建设主要是由儒家来推动的,那么对这个文化的合理性,一个理性批判,主要是由道家完成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建构合理不合理,道家会提醒你,你要有那个比文明意志更高的那个自然法则来衡量它,那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文建构的一面镜子,所以相对而言建设工人,比最后验收的工程师肯定要多。
曾子墨:非常好的比喻,非常精彩的比喻,谢谢。
一百多年来呢,有很多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中国应该何去何从,也都在探索着中国的富强之路,我想这当中我们应该去考量的不仅是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我们还需要去考量在这两种制度背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来支撑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所以作为构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在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有需要、也有必要去了解、去理解道教它的真精神。非常感谢卢国龙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