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世纪大讲堂》窃国大盗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中国的拿破仑?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呢,他的名字叫做谁来破解达芬奇密码,他想问的是关于拿破仑和袁世凯之间的比较,他说他挺佩服拿破仑的,似乎袁世凯在有一些地方和拿破仑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他觉得袁世凯没有拿破仑这位法国皇帝那么幸运。您觉得呢?

    骆宝善:民初啊,民国初年啊,人们给袁世凯最多的称呼,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 共和之父。当时中国人大概从西方那里能拣来的西方人物可比的,就是这两个人了。某些方面应该说,从这种用铁腕的手段把这个事情变成了这样子。袁、拿可能真有点儿共同之处,但是袁世凯没有拿破仑的那么强厚的社会基础,那么强厚的法国的社会基础,法国的社会基础,所以大概后来拿破仑称帝,在法国人看来,也不外乎过眼云烟,就把他囚到那个岛上而已嘛。袁世凯称帝,国人皆曰可讨,那这个应该是国情不同吧,人们的观念不同吧。

    主持人:在您的演讲当中呢,我们也确实听到了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袁世凯的另一面,但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而且特别是关于近代史这部分,好像我们觉得有一种平反的浪潮,不仅是对袁世凯,对很多的我们曾经以为的这种反面人物,现在大家都给予一些他们重新的评价,而且都是正面的评价。有没有这种矫枉过正的可能性?

    骆宝善:现在看来,还谈不上矫枉过正,只能说某些地方可能你的论证不足,人们需要审视过去我们的许多历史结论,应该拓宽视野,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视野可能还不够宽。有人说,你研究谁你都会说谁的好话,你是研究他越多,你越说他好处多,其实不见得,有些时候,某些历史人物,某些重大的历史人物,你研究他多了,研究下去,相反,没有过去那么多这个红光万丈的,相反可能你越来越发现他的不足之处多了。

    孙中山侧重于革命 袁世凯更侧重于改革 

    提问:骆老师,您好。那么提到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回避孙中山和袁世凯,我不知道这样概括是不是准确,我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更侧重于革命,而袁世凯更侧重于改革,通过您的演讲,我这么认为。那么您觉得,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和孙中山,到底谁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推动性更大呢?谢谢。

    骆宝善:你说这个,前面所说,我很赞同,孙中山确实是倾向用革命的手段来去改变社会的这种主张更多,袁世凯没有这么激进。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和作用呢,我几乎没有办法用个量化的东西来去衡量。应该说从,把西方的这种民权观念、革命观念引进到中国来,在中国宣传共和制度,建立这种近代社会这种理念,在中国的所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中,孙中山是最有成就的,他的理论是最完整的,尽管他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

    在整个近代化进程当中,发展中国近代的各种制度的实际来说,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说,应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的所做的要多得多。说中国是一个,积弱的过程,是在寻求进行这种近代化改革的过程,袁世凯领导了,实实在在地领导了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过去我们没重视,但是我认为是不可否认的。

    对观众提问的精彩回答 

    主持人:我们这边呢有一些网友的提问。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呢叫做我就爱吃元宵,他说有一种说法是近代警察制度的兴起,其实和袁世凯有着挺大的关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这样?   

    骆宝善:是这样,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建立的,就是在天津这首先实行的,就此前中国没有警察,尤其是近代警察,过去只有地保,只有那保丁,只有那些乡间的那些“看青”看青苗的,中国西方的近代的这种警察制度,确实是袁世凯的,没错。     

    提问:骆老师,您好,听了您的演讲,我感到非常受启发。我想问的是,就是您的观点,关于袁世凯的观点,被我国那个主流历史学界,就是说您的那些同行们的认可程度怎么样,您认为,您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说您的关于袁世凯的这些观点,什么时候能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我们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呢?谢谢。   
    骆宝善:我想随着人们这种研究视野的拓宽,这种肯定清末的新政,这在学术界大概已经是相当普遍了,青年一代的朋友们可能拒绝的不多,老年一代的,像我这一辈的,或者甚至于比我辈分再高的,还有些阻力。不过大家讨论起来也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我的很要好的朋友,都也有不同的意见,哎,写到教科书嘛,很难预测。比如戊戌变法,这个直到现在,教科书,当然包括大学教科书改了,没再说是袁世凯的告密引起戊戌政变了,这句话没了。这一个观点的提出来到现在接受了,有二三十年了,才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以后我们的教科书对清末的十年新政,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表述,这可能为时不会,这我想是可以看得见的。将来,因为历史的发展,史观的发展,有些时候也是不可预测的。     

    提问:骆老师,您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您刚才谈到和日本的谈判,我国现在著名的那个外交家,叫顾维钧,他曾经是那个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他在书中写道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袁世凯在外交上我们鲜为人知的例子吗?谢谢。   

    骆宝善: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他在外交谈判当中,这个人视野应该是比较宽的,比如民初时候,外蒙的交涉已经有了,英国跟中国的西藏的交涉已经有了,他都做了很好的应对啊。最典型的应该说是二十一条交涉,应该承认,当时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你去看他对二十一条的那个,现在汉用词,对它的批示吧,他那个朱批吧,那是相当到位的。那个,那个分寸的掌握,是相当到位的。作为政治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局面下,委曲求全,又能够不失大体,能够争取最大的对自己有益的那些努力。 

    主持人:谢谢。好,谢谢骆先生刚才和我们观众做的交流。我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他都是充满了各种矛盾的一个生命体,那我想这当中应该也包括袁世凯。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真实的还原,给予他们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不仅对于您来说,可能对于很多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课题,特别是不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污点而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我想也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骆宝善先生呢是有一句话,叫做史家面前无定论,我想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治学态度。再一次感谢骆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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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世凯死因之谜
(3)袁世凯的妻妾儿孙
(4)摄政王为什么没杀成袁世凯
(5)美国曾在袁世凯身上下赌注
(6)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7)还袁世凯一些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