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进谏，毛泽东掷地有声：“还我长城！”
    1967年8月，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事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并发生了英国代办处遭袭击事件）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 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和一些军队的将帅一个个成了炮轰火烧的对象。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

    1967年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在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毛泽东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代办处遭袭击事件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当然也出现了新的混乱。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他们都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个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