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从认识论角度为“大跃进”中犯错误、缺乏经验所作的一种开脱。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