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出版。在这本将近30万字的书中，收录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包括中共领导人和一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数选自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而其中的主题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有人认为，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两党决战，或者说中国的前途，与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有关。没有这些文字，国统区的人心可能不会迅速离散，那里的第二条战线也不会迅速地形成。而正是这些在广大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里获得热烈响应的文字，最终帮助埋葬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22年的统治。

    在这些文章当中，有一篇题为《一切光荣归于民主》，它的作者就是当年《新华日报》社的记者李普。从《新华日报》到新华社，从政协会议到开国大典，李普的笔下，记录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诞生的全过程。

    1940年初，刚满二十一岁的李普进入重庆《新华日报》，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当时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报社工作。

    李普：周恩来他当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时候是26岁，国民党许多的上将，将领，都是他的学生。他个人的威望很高，而且其人风度翩翩，能言善辩，知识很丰富，那是一表人才。不仅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许多民主人士，年纪很大的，见到他，都不能不佩服他。

    周恩来为人随和，因为是一脸大胡子，年轻人都爱叫他胡公。李普和这位胡公的关系非常亲密。

    李普：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他，我说胡公，啊，他不是大胡子嘛，我叫他胡公，哎呀，我实在不想当这个记者，记者一点味道也没有，他怎么说呢，他没有批评我，哎呀，他说我也不想谈判，这谈判一点趣也没有。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像所有参战国一样对新闻实行检查。在当时中国的特殊背景之下，这种检查当然有国共两派斗争的背景。

    1945年，李普在《新华日报》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与同在报社工作、当年也是地下工作者的沈容结婚。在周恩来的建议之下，他们请了当时著名的律师沈钧儒为证婚人。沈钧儒是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1941年他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之初步结合”。1944年，这个组织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处于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对政治民主的热情显然要比国民党大得多。《新华日报》和其他民主党派、独立报刊一起，倡导民主，反对独裁专政。这种姿态，赢得了民主中间人士的尊敬。

    “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这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时给予的赞扬。他们纷纷夸赞《新华日报》有“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

    李普：每年1月，新华日报的成立纪念日都要举行招待会，这些民主人士照我看来，以拿到请帖为荣，纷纷跑上山来。秧歌啊，很简单的那个农村的舞蹈，有人从延安来呀，带来了（秧歌舞），就在广场上，因为那个动作太简单，马上就可以学会的，那些民主人士，老头，也跟着一块儿在操场上转，当然姿态是各种各样的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气氛。第二部分

    1945年8月28号中午时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机场登上飞机，飞抵山城重庆。这一天，刊登《毛泽东抵达重庆》号外的《新华日报》，随着报童的叫卖声，很快被人们抢购一空。毛泽东和蒋介石，当时中国两大政党领导人的会面，让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为之瞩目。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重庆的亮相，被时人称作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毛泽东初到重庆，就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书面提问时明确提出，他们的目标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其实早在来重庆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和一批民主人士见过面了。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个人为国共和谈的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和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关于历史兴亡周期率的对话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当时，黄炎培在谈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他说中共已经找到了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

    在重庆的日子里，毛泽东三次拜访“民主之家”特园，同民盟主席张澜等人见面叙谈。中苏文化协会也为他的到来设宴款待。全陪都的知名人士、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见了个遍。他的重庆之行，为日后的民主党派和中共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一度出现的政治民主曙光，并没有迎来民主政治的日出。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内战爆发之后，李普作为特派记者调入北平军事部，后来又追随刘邓野战军转战华东。而在国内内战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之后，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勒令《新华日报》停刊。

    李普：据说蒋介石后来很后悔，这个东西呀，后来《新华日报》的人自己说，说毛泽东讲是等于一个师，蒋介石讲等于一百万军队。不过我想，这也可能的，一张报纸确实可以起很大作用。

    与《新华日报》一样，内战爆发后，民主党派也几乎消失了声音。194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而此后，香港就成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聚集地。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颁布“五一口号”，发出了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口号 。这一口号很快得到了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著名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在一次次的政治博弈当中，民主党派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之下，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离开香港。经过一番艰难而危险的长途旅行，他们安全北上来到了解放区。而此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代表等等陆续从国统区、香港、美国等地来到解放区。1949年初，各路民主人士齐聚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9月21日到9月30日，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临时改造成的大厅举行。李普作为新华社的特派记者，进驻中南海勤政殿全程采访。会议的第一天，代表们发出了长达五分钟的掌声，欢迎毛泽东致开幕词。

    李普：他第一个做开幕词，他就说这个是中共和其它许多党派，所有的民主党派组织这么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意思就说呢，共产党呢也是民主党派之一，到后来，这个民主党派啊，都是指非共产党叫民主党派，其实最早周，毛泽东就说，中共也是民主党派。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就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即政府组成人员当中，共产党员、工农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传为国内民主的佳话。而这次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也是中共早已许下的承诺。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向大会做了报告。报告中，周恩来特意解释了为何没有将社会主义列入当时的《共同纲领》。李普整理的稿子里也特别提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作为新华社记者，李普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世人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对李普来讲，一个人能够从这样的近距离记录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这个人民广场那一块，包括毛泽东的纪念馆那一块啊，叫做飞机肚子，两边是两个翼，东西长安街当中是一大块，这个飞机肚子里可以装30万人，上面往下看，那秩序非常好，而且情绪很好，那个时候可以说举国欢庆。

    开国大典有三项主要内容，分别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的游行活动。当大典进行第一项，即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政府成立公告的时候，李普就站在他的身后。

    李普：我就等着拿他的稿子，他一念完，我就要他的稿子，那稿子上面，稿子是印刷体，但是附了一张手写的纸条，有其他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字。他念完以后，我拿他稿子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注意啊，这个纸条千万不要丢掉的，然后又写上他几个字，照此发表，毛泽东。

    李普拿到的这张纸条分量可不小，说是政府委员名单，实则云集了当时中国政坛风头浪尖上几乎所有的精英。在这张名单之上，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李济深是民革主席，张澜是民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委员中党内党外人士各占一半。党外委员当中，有的参加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当年为李普证婚的沈钧儒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而一直抱有出世思想的黄炎培则破天荒的下定决心出山，担任开国副总理。

    政府成立仪式过后是阅兵典礼，朱德作为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这是大典中庄严的重要内容，筹备了很长时间。然而作为专访记者，李普却疏忽了之前的多次预演。

    除了阅兵仪式，还有一个场景也让李普难忘，那就是成千万人高呼万岁的场景。

    李普：延安报纸上讲毛主席万岁，不能接受，你怎么对个人喊万岁，又不是皇帝嘛，过去只有对皇帝是万岁，而且这个万岁是皇帝专用名词，这个词别人不能用的。你既然用这个词， 难道毛主席是皇帝吗，一定往那面想，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新华日报》的人，很多人都摇头，但是后来慢慢地传到重庆来了，重庆好像也喊万岁，我就记不很清楚了，但是我是确实喊不出来的。可是到了1949年，那我一定喊万岁，而且是出自衷心的，发自内心的，一点也不勉强。 我想如果你在你20岁的时候参加党，到你31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的感想如何，一定像我一样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以为革命从此走上康庄大道。

    从1940年提倡新民主主义到1945年联合政府的提出，再到1949年政协的召开，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正在按照既定的蓝图稳步前进。1953年，李普调到了中宣部，这时候，他听到传达：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

    两个月之后，1953年8月，毛泽东做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批示，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李普看来，新中国历史上走的“左倾”弯路就是从1953年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件事情开始的，此后的中国，并没有执行建国初期政协会议拟定的蓝图，而是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整整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李普：1953年到1978年多少啊，25年，我们耽误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仅仅是耽误，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这个你们都知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李普说，这一次会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它在历史上实现了扭转乾坤的大转变。这一年，李普60岁。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又让李普恍然大悟。尽管年已花甲，李普认为，自己应该开始补课，重新补上“民主”这一课。而在他看来，对于这个国家和很多人来说，仍然需要补习的是新民主主义这一课。让他感到痛心的是，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知道新中国最初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也不知道最初的政府是联合政府。李普希望，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共领导人、民主党派人士和学者共同发出的庄严承诺，不应该被时间轻易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