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既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已经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第四次中日百年战争：从甲午海战、芦沟桥事变、抗战胜利到钓鱼岛风云（公元1894年至今）
　　
　　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历史研究领域，最奇怪的现象是中国至今未有历史学学者做过专业的、以研究中日两国间紧张和对抗关系的千年历史为专题的研究，相关却有无数应景和愚昧，没有任何学术和政治价值的所谓中日友好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仅从学术研究目的上，就有必要把那些写过所谓中日友好的历史学术文章和专著的人的名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级机构整理出来，然后去分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如此奇特的汉奸现象；仅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就使3千5百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无数家园被毁，日本人是在中国进行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和对华北进行过“三光”政策的历史上最野蛮的中华民族的死敌，而胜利后的中国人，既使健忘不去铭记这些血海深仇，也实在没有必要去急于美化中日两国历史上始终未能形成东亚一体化、因此始终是高度紧张、充满敌意的关系。
　　
　　对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薄弱和缺乏深度，直接表现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上，我们至今为止，仍未能对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作出视界更高、更有前瞻性和历史视角的客观解释，因此抗日战争或被称为“八年抗战”、或“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中日战争”，但事实上这些历史观都是错误的。
　　
　　从1937年在北京芦沟桥爆发的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国的正式抗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正式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前后历时8年，因此抗战又被称为“八年抗战”，而在这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以鲸吞中国东北领土为目的的“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事变”之前，又有1928年的日军“济南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有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和1933年的日军侵占热河和入侵华北，总之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之前，中日之间已经是真正的战争状态，只不过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未能明确地以战争来回应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次战争而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企图武力灭亡中国的必然结果。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即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从1895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然后参加八国联军派出最多侵略者，在1900年通过《辛丑条约》获得大量战争赔款和取得在华北的驻兵权。通过1904~1905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取得的中国东北的大量侵略特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势力的步步膨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更加快了其武力灭亡中国的步伐。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中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从此，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下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方针。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重要领土，部分肢解中国的战略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倾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既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
　　
　　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击败日本的战争中，以自己一国的力量对击败日本的军事力量核心、既日本的陆军，起了决定性作用。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尽管从国力上来看还不是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但中国已经用自己的战争牺牲和对战争的贡献、以及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惊人变化和政治重组、既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成长，为中国的振兴和崛起准备好了新的道路和结构，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既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的事件，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核心转折点。
　　
　　因此中国的八年抗战，无论是由其背景、结构、历程、以及所交战双方的目标和最终战果，都不是以当时八年中日战争为自身的目标而展开的一场战争。八年中日战争，实质上是亚洲在以封建中国为核心的华夏天朝体系被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打破后，区域内始终独立于华夏天朝体系之外、同时有封建的野蛮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军事组织之效率，因而具有疯狂侵略性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向亚洲扩张的长周期战争过程中的一次决战。而单独的一次决战，并不能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必须有更多的大小不同的阶段性的战役、和战斗间隙后的战斗和休战、以及战场内外的各种交锋。在足够的时间段内充分展开后，才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
　　
　　 所以从历史客观的角度来看，1937年爆发的芦沟桥事变和中国奋起抗战，不过是中日间自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长时段持续入侵中国的战争过程中，最终总体爆发的一场决战。这场战争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当日本重新确定了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和方向后就已经启动，所以八年中国抗战，从其在中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来看，完全不是一场独立的战争，而是中日在近代展开的一系列战争中的一个高潮阶段，中日第四次战争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是一次50年、或极有可能超过百年的战争。
　　
　　由于1945年以日本投降而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日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紧张关系，所以如果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对日本国内的强制性改造以及各种条约体系而结束，那么中国和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启的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则由于日本未能全面改造其国内的皇国神道右翼军国主义体制、以及拒绝向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朝鲜半岛承认战争犯罪并负担相应的战争责任，而未能在事实上结束心理上的战争冲突，尽管中日间已经有初步的结束战争的条约，但日本已经完全违反了这些条约。
　　
　　更由于现阶段日本与美国间的军事同盟准备干涉中国的台湾事务，以及日本正在全面突破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所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包括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日本的宪法九条既日本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力量手段，中日两国已经进入战端有可能重启的阶段。所以因为日本战败而告结束的中日第四次战争，有可能因为新的中日战争爆发而破坏脆弱的临时和平状态，最终将日本投降后至今的60年和平转化为两次战争中的休战期，将第四次中日战争变为一场中日间的百年或一百五十年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国内右翼问题、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尖锐冲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中日之间其实就处于一种两次战争之间的临时和平，或者说临时休战的不完全和平，下一次战争因此已经不是一个虚假存在的问题，而将是真实的、已经可以预测战争爆发的方向和战斗时间的客观现实。
　　
　　所以八年抗战并不单独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中日之间事实上发生过一次周期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然后经过近60年的休战，近期内又开始紧张的长时段的中日战争。这是一场长时段的50年战争或百年战争。正如欧洲的历史上有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匈之战前后历时近300年，方才决定了最后的胜负，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
　　
　　所以中日间两大亚洲文明为争取竞争优势和生存优势而展开的、亚洲历史上最大规模和历时一千多年的对抗，至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转变为中日第四次战争。而这一次战争周期之长，掌握了现代战争工具的敌人之凶残，以及中华民族先败后胜、愈战愈强最终以正义克服了邪恶，这一切都是中日第四次战争的特殊之处。而究竟第四次中日战争是五十年战争、既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而结束，还是一场尚未结束的百年战争、既从1894年甲午战争延续，到今天的中日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和台海之争，我们现阶段还无法预测。
　　
　　由于美国介入亚洲体系的特殊原因，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包括在中国战场上败于中国后，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重新武装，继续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为敌的潜在可能。而要彻底地消除这种危险，需要日本进行一次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重大国家重新选择才有可能。但在现阶段的亚洲格局和世界体系内，我们尚无法看到日本会或因外部力量的强迫、或因为内部力量的消长，而放弃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承认败于美国、却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始终不承认侵略和战争失败的右翼政府及民间主流立场。
　　
　　因此日本事实上现阶段仍在重复其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进行的国运赌博；但这次日本所面临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抗日战争催生了中华民族全新的政治结构既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中国国家和人民军事力量，中华民族已经获得了精神的重新振奋和新生。无论是从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牺牲精神、内部合理性、自身组织的强大和全新的军事组织和动员能力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远超过日本的战争潜力。
　　
　　无论日本今天拥有什么具体的优势，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优势都是源于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先中国一步实现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领先于并重创中国之后的优势，这些优势最终日本无法永远保持。今日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内组织资源和无穷尽的人力资源，以及正在日新月异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国防现代化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能高度集中资源的国家制度和相关政党体系，因此有深厚的战争实力。
　　
　　所以对于在20世纪之前半叶当与日本力量对比最悬殊的阶段时仍有出色的发挥、对战胜日本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来说，全面超越日本并准备在日本皇国神道教军事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时、坚决击败这个对中华民族有血债的亚洲世仇，然后再在新的中日力量对比和历史正义的基础上、重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秩序，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崛起过程中无法逃避的一项宏观战略任务。
　　
　　正因为如此，我们宁愿将1894年开启的近代和现代中日战争认为是尚未结束；在这场百年或二百年的战争中，中国先输后赢，而且因为失败后的新生而重新焕发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然后在1945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的中期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扭转了力量对比。然后在60余年的战后和平休战时间内，全面启动了振兴中华的各种增长。
　　
　　目前而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同样优秀，在1949年之后尚未有机会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者直接交锋，历史上最强大的真正属于人民的中国军队，已经有把握打赢中日百年战争的未来战斗。而准确地评估战争爆发前临时和平时期内所孕育的各种战争危机，在心理上确立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必须战而胜之的信念，并积极备战而最终以战止战，是今天和平时期中国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代价高昂的战争准备和战争警惕所能形成的直接回报，是使中国近期和中期内能够打赢下一场中日局部战争。
　　
　　而更长远的意义则在于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清除和平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不利因素之一，既日本在亚洲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不友好和不合作，因此在研究过历史上四次中日战争、尤其是尚未真正结束的第四次中日百年战争后，从现在我们必须对和日本发生新的战争做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