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女谍在日特务机关中，当时确实是一支不可睥睨的特种部队。她们的武器不是枪弹和沾满血腥的刀刃，而是靠绝代的容貌、人尽可夫的肉弹、机敏多变的处事手腕，以中日两国的军、政、财界为大舞台，斡旋于中国许多大城市要员的身前人后。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她们活跃的魔影。

　　侵华日军女谍的机构有公开和地下两种，其性质和目的都是一样，唯其方式略有差异。如北平公开的“家庭妇女工作训练班”、上海地下的“国际侦察局”。前者以拉拢执政、在野要人的眷属，通过一些时尚的教学，达到联络感情，进而套取情报的目的。其中以北平市东华八宝胡同的“石川交通团”最为典型。被查明的就有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代表人物殷汝耕妻子殷慧民，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日籍八姨太等人。这两人为其组织担任交际、广交社会名流和政府、军界要人，以石老娘胡同4号为接头点。其组织实际就是姨太太间谍团，日别动队队长青龙一郎负责保护其一切公开活动。

　　而地下的秘密组织中的女谍，活动更为猖獗。她们大都在日本受过高能训练，有一定的学识和才能，甚至粗通中国南北各地方言，穿中国服装，了解中国人生活习惯。学成之后，被派到中国各大政治军事中心区域，充作娼妓，或散布于各大舞场充当舞女，勾结国民政府要人以及熟悉党政军情形的在野人物，大耍“美人计”。日军在上海的“国际侦察局”，就是其中一个劣迹昭著的女谍组织。广东、福建以及天津都设有类似机构。

　　日军女谍活动能量以及在侵华战争初期所提供的情报，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们在当时的侵华日军中，地位显赫，有的甚至直接受控于日军参谋总部，她们的每一个笑靥，几乎都喷射出使人窒息的毒汁。

　　在众多的日军女谍中，被称之“男装丽人”的川岛芳子尤为突出。她诱使已废皇后婉容逃离天津，充任东北安国军司令参与热河作战；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她的行为更让人瞠目。她受命参与了事变的全过程，是川岛芳子谍海生涯最为活跃时期。1948年她因汉奸罪被处极刑，其主要罪状均与这一时期活动有关。1932年日军在东北得手后，为了转移世人视线，关东军板垣指令日方上海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借机挑起事端，川岛芳子便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在中国工人与日本日莲宗僧侣间，两边唆使，致使事态扩大，导致战火爆发。事变发生后，她或以社交名媛身份，秘密拜会19路军军长蔡廷锴，探明蔡欲决一死战的意志；或穿士兵军服，女扮男装，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核实了该炮台的火力配置，使日本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手上有了这份情报；她通过舞会，得以结识行政院院长孙科，从孙口中抢先得到蒋介石欲下野的消息；也还是她通过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探知上海国民党系统银行濒于破产，国民党政府希望停战的情绪日益增涨。这些情报从川岛芳子手中大量泄向日本，加上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中国主权又一次被出卖的《淞沪停战协定》得以出笼。而川岛芳子在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之际，她竟能将唐藏匿在自宅中长达半月之余。当孙科受到蒋介石弹劾时，是她悄悄将孙科送上日本欧洲航线的客船，离开上海去了广东。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川岛芳子在华发展、培养、拉下水的女谍达370余人，每月仅活动经费一项，就多达15万元。”

　　与川岛芳子齐名的另一女谍，就是溥仪的胞妹钟若兰。因其貌美，风流浪漫成性，擅长交际，追求刺激，而受到日方谍报机关诱买。在日本人所设的间谍班同期受训的20余人中，业绩出众，毕业后委以重任。起先在川岛芳子所组织的“女子先锋队”中，曾一度任分队长，后任上海伪满特务员以及报馆记者等职，与北平、天津、上海的军政要员颇多接触。1936年被北平当局察觉，下令通缉。她竟能安然逃脱，潜入南京。两个月后再次出面活动时，在南京下关被侦缉队抓获。审讯中，所供重大事件外泄案，竟有多起，后因涉嫌国民党上层而未予公开。

　　伪满洲国著名女谍宋瑞珠，是沈阳人，其父在伪满军中任连长。宋因貌相出众，家庭视其为掌上明珠，倍加宠爱。不久被李守信看中。李守信原是东北军驻热河骑兵第9旅崔新五部下第57团团长。1933年2月21日当日军进犯开鲁之际，李守信率先投敌，致使热河北门大开，日军长驱直入。后得到日军重用，组织伪满军，积极卖身于日军。李守信将宋瑞珠推荐给日谍机关后，自然也加重了他在日军面前卖身投靠的砝码，而宋瑞珠在许多优厚条件面前，亦甘愿加入间谍训练班，同期8人。毕业后宋任队长，潜入关内，以平津两地为基地，大肆活动。宋化名范香白，经常出入各大交际场合。其时有一姓张的青年，所在单位与军政界颇有往来。一日初见这位范香白，便魂飞魄荡。只见她年方20，丰姿娟美，衣饰华贵，谈吐不凡，以为必是名闺淑媛，遂大献殷勤。鱼儿投网，焉有不收之理，不久两人便发生关系，时而同偕出游，时而款款畅叙。宋佯装不通时政，常加以讨教。而张正沉湎于美色之中，那里还能想到其它。因此每问必答，详加说明，炫耀自己消息灵通，交友甚广，门路很多，以博范香白的欢心。有一天，张赴天津日租界办理公务，忽发现范香白行色匆匆走出，没等他喊，已钻入一辆小卧车开去。张疑心大起，随即去旅馆查访，得知范香白同一外国男子同住这里。次日晚，当宋瑞珠到张住所宽衣解带洗澡之际，张从宋的小提包夹层中，摸出一本火柴盒大的笔记本，其中所载全是机密。张虽不忍抛弃眼前这位美女，但更怕背上汉奸污名，遂向当局自首，宋这才暴露了真面目。此案曾在旧上海《社会日报》给予披露，舆论一片哗然。

    阪西惠子是日本陆军名将阪西的一个义女。曾就读于北平一所大学，被称作“异国校花”。19岁时，在其义父唆使下，加入上海“国际侦察局”女谍机关。后为伪满驻上海侦察处工作。1934年，她以海宁路一家日本旅馆为据点，与王亚樵、陈克明多次进行情报交易。阪西惠子操一口标准京腔，常穿中国旗袍，对时政极为敏感，深得日谍机关器重。

　　萨多乌斯喀亚是白俄女谍中的佼佼者。她的公开身份是长春“日满报馆”的记者，在日谍报机关中任要职。她精通俄、英、德、日、中等多国语言，最早效命于日本东京外务省情报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命调至长春。次年4月，国联调查团到东北时，充任日方招待翻译。后为配合日军窥视中原企图，其魔影常飘忽于北平、天津的英美军防区，收集英美军官各方面情报。她还假冒英美侨民或传教士，深入中国政府要员的住宅，以拜访要人或亲眷之名，刺探了大量情报。

　　侵华日军女谍在“七·七事变”后，女谍赖以活动的舞台，由沿海各大城市，转向内地中、小城市，国民党政府也从多方面加以防范。因此，从整体上看，其组织机构呈萎缩趋势。而当年风靡一时的女谍“英雄”们，也逐渐为日军所抛弃。川岛芳子便是其中之一。1939年新年伊始，日《现代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相继以显著标题，登载了未经核实的谣传：川岛芳子暴死中国大陆。

　　侵华日军女谍作为历史产生的怪物，虽然烟消云散了。但其时她们所充当的角色，干的那些罪恶勾当，正如英国著名学者路威认为：“一位训练成熟后的间谍，其活动的效力至少可以抵一师最精锐的军队。”更何况是一群艳丽绝世的魔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