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矛盾 扩大战果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清军入关后，有人建议清朝也按明末的数字进行加派，遭到多尔衮的反对。他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宫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内监更多至十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认为这样“必致扰民”，没同意这样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本来，明熹宗以后，每值上朝，太监也要着朝服参加。清政府迁京后，这种制度并无改变，每遇朝参，太监总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顺治元年六月，顺天巡抚柳寅东见“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认为很不妥当，主张“慎加选择”一番。多尔衮则说，“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审度形势 各个击破 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既定的方针。然而，当时主力退保西安的李白成的大顺军和活动在西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加在一起有四十余万。明福王朱由嵩刚刚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集合江淮以南各镇的兵力，仍有五十万部众，并且雄踮长江天险。而清军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总共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不足，并且顾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正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确定了作战部署之后，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经土默特、鄂尔多斯，由绥德攻击西安；命豫王多铎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顺道追击大顺军；命肃王豪格征大西军。 与此同时，多尔衮抓紧对南明的迷惑工作，他传檄江淮等地说：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攻“贼”，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们。但是应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要永记我们替你们复仇灭寇之恩，共同发展睦邻之谊。这就给弘光政权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清朝准备同南明搞南北分治，只打农民军，而不再进攻江南。南明果然放松了对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绢缎，到北京与清谈判，幻想效法宋朝故事，以每岁贡银十万两为条件，向清求和；还幻想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 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进展，北京日趋稳固，多尔衮便对南明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顺治元年七月，他在致南明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中，令福王“削号归藩”。他说：“如果不削号，那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劲敌。这样，我将拨出西征的精锐部队，转旗东征。现在是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的安危在此一举。”威胁弘光政权投降。十月，又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问罪征讨。同月，南明使臣陈洪范、左懋第、马绍瑜抵达北京。多尔衮有意贬低他们，下令说：“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让他自备盘费。”清廷收纳陈洪范等所带银十万两、金于两，蟒缎二干六百匹，而待之以藩属朝觐之礼，将福王的“御书”视为“进贡文书”。大学士刚林奉多尔衮之命严询南明使臣：“尔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当堂朗读檄令，历数“擅立福王之罪”，宣布“旦夕发兵讨罪”。在压力下，陈洪范变节，将江南的实情泄露给清。十一月，陈洪范请回江南策反南明诸将降清，并请扣留另外两名使臣。多尔衮依计而行，立刻遣人将这一新情况告知带兵在外即将南征的多铎。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铎率清军在潼关与大顺军激战近月，重创大顺军。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多尔衮接到多铎“克定全省”的捷报，立刻命令他，“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又责成阿济格率吴三桂等，追击大顺军。五月底，阿济格追击大顺军于湖北通山县，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顺治二年四月，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与豪格率领的清军相遇时，战败身亡。此后，大顺军、大西军余部继续抗清。 顺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抵达扬州，明大学士史可法死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死于难。扬州城经历了空前浩劫，清军大肆屠戮，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六日，清军渡江，弘光政权军队不战而溃。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福王逃往太平，旋被俘，弘光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及二十余万军队投降。于是清军继续向南方各省进军。 清军占领南京，很快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当时清军再度强迫人民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军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受到挫折。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顺治二年七月间，他以“大兵日久劳苦”为名，把南方人民最恨的多铎召回北京，而改派福建籍的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他要利用洪承畴在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影响，来“节制”南京、江西、湖广等地区，进一步消灭刚刚在福建建立的唐王的隆武政权和浙江鲁王的鲁监国政权。多尔衮在洪承畴临行前，称他为自己“心爱之人”，鼓励他“此行须用心做事”，并特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授权他“便宜行事”。多尔衮采取的这套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后，很快扭转了清军在江南的被动局面，组织了对唐、鲁两个小朝廷的军事进攻。洪承畴先后招降了两政权中执掌大权的方国安和郑芝龙，乘唐、鲁互争之时，轻易地攻下浙江。随后长驱入福建，消灭了隆武政权。’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南明的大部分势力。到顺治五年(1648年)，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多尔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也很注意。顺治二年四月，在清军攻占西安后，他曾下令，对嘉峪关外新疆地方“三十八国部落之长，投诚归顺者”，要抚按官察实具奏，“以便照例封赏”。对西藏，允许茶马照旧贸易，“一切政治悉因其俗”，“番僧”可由陕西入贡。巩固统一的措施 多尔衮在进军各地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政权机构不断完善、巩固。 遵循明制：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残余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1646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刑法，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作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 科举取士及网罗名士：皇太极时虽然已举行过科举，但规模不大，未能成为制度。入关后，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即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录取人数之多不仅明朝罕见，终清之世，除雍正八年(1730年)录取了创纪录的四百零六名外，再没有超过此数的。而这时统治范圃仅及长江流域，全国尚未统一。同时，“取材唯恐不足，于是又有加科？，以扩大录取名额。顺治四年(1647年)的加科就录取了三百名进士。顺治一朝与清代各朝比，中额最宽。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大学士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宫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对：“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士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的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适当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多尔衮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始终是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蝓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五年(1648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次打击，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他的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宫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定国策的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宫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明令满洲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宫的职权。他下令诸王及大臣，“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责汉官，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时禁止诸王同政府各机构官员私交往来，规定“各王有以衙门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由于多尔衮的这个禁令，诸王、贝勒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基本上被剥夺了。在多尔衮死后不久，济尔哈朗等一些满洲贵族曾攻击多尔衮在摄政期间，“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污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率师南讨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鍪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尊孔读经，提倡忠义
    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未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关圣帝君”。 主张满汉人民通婚：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宫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的统一中国，“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巩固统一 民族压迫 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也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十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其中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这是圈地的本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的圈占两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造成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了。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诬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彻底解决。 是非功过 试与评说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白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坠马受伤，膝创甚，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丧还，顺治帝率诸王大臣迎奠东直门外，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纵观多尔衮的一生，他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是别人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