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作为人类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了巨大而厚实的基础。回顾世界海洋发展史，中国的海洋发展虽曾有过辉煌但最终衰落下来，而西方列强却利用我们的四大发明走上海洋强国之路。其深刻原因就是中国在海洋文明的性质、价值取向以及对海洋的认知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系统

　　西方文明无论是爱琴海文明、地中海文明，还是大西洋文明，都是随着航海事业的发达、海洋商贸的繁荣而产生的。海洋文明的长度是没有尽头的海洋的长度，它的走向是四面出击的方向。文明的基本色调以富于冒险、开拓、竞争和创新协作意识为主体。中华民族创造了融黄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于一体的华夏文明。但华夏文明的主调仍是以大河文明为特色的黄河文明。大河文明依赖于经验的积累，因而大河文明的长度就是大河的长度，其走向就是大河的走向。华夏文明是海洋农业文明，而西方海洋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

    海洋价值取向上的本质区别

　 中华民族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左右，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对海洋的认知始终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祖训，锁定在"以海为田"的层次上。西方列强对海洋的价值取向则是为夺取丰厚的海洋国家利益而进行海外贸易、掠夺世界财富而强大起来的。海洋和海军是西方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提及的是，１９世纪中叶的日本与我国同病相怜，在炮舰面前，被迫打开国门，签定屈辱条约。但日本很快找到了西方列强耀武扬威的不二法门，明治天皇《御笔》宣称，要以武力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确立了海上强兵政策。１８７４年派兵侵犯台湾，１８７８年再次出兵侵占中国的琉球。两次轻易得手，使日本野心迅速膨胀。于１８９４年～１８９５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割占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攫取了清政府两亿两白银及大量经济特权，使日本的工业革命快步进入完成阶段，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完成了由"羊"到"狼"的转变。而中国近代海军，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和海洋贸易相联系，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

    海洋观念上的巨大落差

　　海洋意识是濒海民族的灵魂。中国曾辉煌在海洋，也落后在海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清两朝厉行海禁４００多年，使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节奏突然中断，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进取精神，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正如恩格斯所说，"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讲提倡还是禁止航海只能以能否维持封建统治为标准，一旦航海活动将会损害甚至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时，禁海和停止航海就在所难免了。商品经济，尤其是海上贸易，不像农业生产那样被固定于一地而"实难控制"，从商者不是分散地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活动，容易"啸聚生叛"，他们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蛮夷相通，危及教化"，这样航海活动及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就超出了封建秩序所能允许的限度，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予以取缔就再所难免了。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从深层次来看，是长期以来固守着封闭的大陆意识，没有形成开放的海洋意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具有海洋思想的不乏其人。郑和、孙中山就是突出的代表。郑和"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的呐喊，孙中山"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的告诫，都奏响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海洋最强音。但可惜的是都被滚滚历史洪流一带而过。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特征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这是造成东西方海洋观念巨大差异的症结所在。提倡小国寡民的老子，重义轻利的孔子，把商人列为危害国家、社会的"五蠹"之一的韩非，重耕战、轻商贾、严惩弃农从商的社会变革者商鞅等，这些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对巩固发展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久盛不衰产生了重要作用，直到今日还在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目前我国的海上力量、海洋开发与管理、海洋意识比发达国家至少落后几十年，这与一个海洋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海洋意识不强仍是中华民族全面走向海洋的制约因素。

　　在跨入２１世纪--海洋世纪门槛的今天，是进一步唤醒民族海洋意识的时候了。向海洋进军，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华夏儿女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