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中期的改革多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改革侵犯到了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时，政策就很难落实，有的政策有时反被用作鱼肉百姓的最新工具，如王安石式的改革等。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豪强地主大规模地侵犯百姓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下降，而这时往往有外寇入侵，小民也有不少因力无力承担国家的加重税负而成流民，甚至为盗的；这时国家既要保卫国家，又要对内镇压，因而这时国家的负担反而变得十分沉重；而沉重的税负又只能加到国家所能控制的小民身上，这又促使小民或逃亡，或为盗，或投充为奴，这又削弱了国家力量。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也是非至王朝灭亡不能解的。
　　传统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的一种武功就是金钟罩铁布衫，据说会这种武功的人刀枪不入，使敌人无从下手。但是金无足赤，花无常红，这种武功最大的弱点就是身上某个部位的会比正常人更怕伤害，如果保护不好这个全身最脆弱的部分，就算是三岁婴儿碰了他，也会致命。所以，这个特殊的弱点部分也称为命门。贫富分化就是中央集权制最大的命门！如果不能有效遏止贫富分化，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一个国家如果长治久安，国家不从总体上对人口进行控制是不行的。这种控制不但是保证对人口数量上进行有效控制，同时也要保证对人口质量的控制。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对国民教育和计划生育负责！如果政府不能按计划进行人口质量与数量的控制，而是以自然淘汰的法则使人口强弱对立。那么从长远看，必然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启示二：由于贫富分化和农民脱离土地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祸乱的根源，中国如果想继续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不是采取西式民主制度，必须在贫富分化和土地问题问题上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国家应确立土地资源属于国有，严禁土地买卖等活动，并坚决抵制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为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创造条件，抑止豪强，并对强取豪夺者坚决打击，减少贫富差距。毛泽东曾以大民主的形式对此做到探索，可以进行部分借鉴
　　启示三：必须倡导教育、倡导民主，只有给最基层小民以足够的权力才能使他们有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保护自己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一个大量的小民利益被无限制侵渔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一个专制的国度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民主实际是是一种利益制衡的机制。倡导教育则有利于使小民懂得如何保护自已，没有教育基础的民主实际上只能再次将中国拖入混乱。

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