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闻讯后大喜:“搞军衔制,完全正确!”他说,部队“没有军衔,正规军不像正规军,民兵不像民兵,预备役不像预备役,游击队不像游击队,简直就是个‘四不像’。”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作出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衔制”。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17位上将军官军衔仪式。9月16日以后,中央军委授予各大军区、军兵种中将、少将军官军衔及师职以上军官军衔仪式在各大单位相继举行。1988年10月1日,三军将士统一换着佩戴军衔的崭新军服。
从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到这一切变为现实,整整8年时间。8年间,部队正规化建设悄然“提速”:人员编配、规章制度在不断完善,军事素质、综合能力在不断提高。
23年 走了一个不闭合的“圆” 1988年实行军衔制,是我军建军61年历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在1955年,可惜只实行10年,便在1965年6月1日中断了。
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到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时间整整过去23年,地球绕太阳转了23圈,我们的军队也转过一个大圆圈。当然,这圆圈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螺旋式的。这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显示出上升的力量和前进的趋势。
“否定”的一个具体步骤,就是“消肿”、动大手术。在1980年部队大规模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2年下半年对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实行大规模的转、合、减,进行第二次“消肿”。1983年,邓小平宣布一条震惊中外的消息:裁军100万!
“消肿”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上上下下召集各方人士座谈论证上千次,逾4万多人次参加;仅《军官军衔条例》草案就先后修改20余稿;军委扩大会议和军委常务会议专门进行多次讨论……
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位逐渐明晰:新的军衔制度,既不是对1955年我军军衔制度的简单恢复,又不是对外军军衔制度的照搬照套,而是立足于国情、军情,从我军自身客观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
实行新的军衔制,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在有条不紊中展开。外电评论说,这是中队新的希望,是通往强大,通往不断胜利的新起点。
精气神 绝不辜负肩上的牌牌 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有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大约有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
其中有个感人的故事,开国将军、“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因年龄关系没能获授新的军衔。多年以后,记者问:“这事您怎么看?”这位可敬的老人回答:“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样,真诚地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感到高兴,为获衔的同志感到高兴!”
这就是境界!当年,毛泽东称赞许光达主动请求降衔“是党人自身的一面明镜”。薪火相传的是精神,贾若瑜的豁达与谦逊同样让人感佩。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老将军们传承给我们的一份财富。
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但,军衔更意味着一种责任。
“军衔,首先是指挥用的!” 对于实行新的军衔制,1955年授中将衔、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当年在医院接受采访时说:“在现代战争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情况下,没有军衔,要想有顺畅的指挥是很困难的。”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但在掌中看。”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军队的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军人的责任与义务永远不会衰减。从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21年来,军队全面建设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推进,朝着“又好又快”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军衔作为外显的荣誉,包含国家对军人贡献的综合评价,加之晋升军衔又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持久的激励作用。
“要的就是这股精气神!”面对采访,许多年轻官兵的回答令人欣喜:肩上有牌牌和没有牌牌大不一样,扛上了牌牌就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你的身份!履行你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