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求真为目的的人类活动，如摄影术、照片史以及与胶片工业有关的影视业，如何竟成为造假作伪的行当？文革时代，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曾发生了一些照片被“换头”或“切头”的事例。当然，“造伪者”的动机很复杂，有的是出于无奈的好意，有的则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历史的不二法则。

请注意这张图墙后的领袖照片

知名摄影家承认“照”假

　　或许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和当务之急，在摄影领域，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许林（《人民日报》资深摄影记者）等都于近年公开撰文，承认自己有过造假的经历，如李振盛的文章《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为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许林的博客文章《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等。
　　李振盛先生说：当年自己“当记者很无奈”，如“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去进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达到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那时突出政治是比天还大的任务，谁要是不自觉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因此，他拍摄的著名“摄影作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行为。
　　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
　　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篡改最高指示’。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见报的。如果一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

他还回忆说：“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一直修改到满意时为止。”当年类似《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作品”，李振盛还有《“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等。　　至于许林先生，更是痛慨于自己当年“摆拍”的经历（如“名作”《南泥湾五七干校》等），他回忆说：“1953年新华社曾有记者提倡‘抓拍’，反对摆拍，但遭到了批判。那时提倡‘本质真实’，反对‘现象真实’。当时国外的记者就开玩笑说，中国照片真‘完美’。”许林先生还发现如今又有新闻照片“摆拍”有回潮的现象，而且雷同化、概念化的照片大有泛滥之势，因此，他更加感到有必要“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实际行动捍卫‘抓拍’的理论和实践效果”。

陶铸为“换头”照片付出极大代价

　　“文革”时代，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有一些照片被“换头”或“切头”的事例。当然，此时“造伪者”的动机却是更加复杂了，他们有的是出于无奈的好意，有的则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历史的不二法则。
　　所谓“出于无奈的好意”，有一个例子当年是广为人知的，这就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换头术事件”，即陶铸被毛泽东提升为“第四号人物”之后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铸是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一幅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照片中，周恩来在讲话，陶铸则立于毛泽东的右侧，毛的左侧则是林彪，由此可见其地位。此前，陶铸由邓小平推荐，从广东调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块。如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他居然会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也没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来保护了一批老干部，特别是对介绍和提议让他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陶铸更是用心良苦：当时他分管宣传口，在审查国庆十七年的新闻照片时，他指示必须要有邓小平的头像，结果，新华社进行了技术处理，即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之中，隐去了一位领导人的头像，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这一幅照片已很难找到，估计不久就查封了）。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中说：当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列为陶铸的一大‘罪状’，大肆渲染轰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陶铸夫人曾志也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的文章中回忆说：此事之后，“主席与少奇的那张（照片），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显然，这对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则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个“倒陶”的把柄。不久，江青等开始向陶铸发难，认为他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毛泽东也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批评陶铸“很不老实”，再加上这时又获得了陶铸是“叛徒”的诬陷材料，这也就让一贯痛恨“叛徒”的毛泽东痛下决心。于是，继刘、邓之后，又搞掉了第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也即“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陶铸不经意之间为一张“换头”的照片，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短短二十几天，四人帮已不得入图矣

　　然而，就在“走资派”纷纷坠马之后，即在“九大”召开之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却开始了暗斗，这两个获得了权力再分配既得利益的军人和文人的“左倾”集团逐渐势如火拼。
　　当时新华社要刊发一张照片，那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三人照，常常以“老娘”自称的江青却强令将照片上的林彪、周恩来剪去，另换了自己在上面，显然，那意思是明摆着的。这事被林彪的夫人（“林办”主任）叶群知道了，于是为了某种目的，她将这照片的原件珍藏了起来，并复制了三份，分别放在自己和黄永胜、吴法宪之处。

　　此后，过了十年，历史又揭过了一页——那是毛泽东逝世后在天安门举行的追悼大会，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画报》上，但见主席台上默哀的领导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荡荡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号加以说明的，如果不知内情，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当然，这也是文字和图片“开天窗”历史的一页，但揆诸当时的历史，明眼人就会一眼看穿——不就是从追悼大会到《画报》出版的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么，即1976年9月18日，再到1976年10月6日（这个日子开启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红十月”的伟大运动——“粉碎‘四人帮’”），短短二十几天间天地翻覆，原来还在照片上的“四人帮”，却已经不得入图矣。后来，《人民画报》还不得不发出一封告各地邮局和读者的说明书（作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可以入出版史了）：
　　《人民画报》由于发行数量较大，印刷时间较长，每期画报均提前两个月发稿。第九期《画报》是7月15日发稿，第十期《画报》是8月15日发稿的。所报道的内容大多是4、5、6、7月间的国内、国际情况。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们即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将第九期、第十期中有四人帮形象的图片撤销，或修去其形象，并删去他们的名字，予以重印。因此，发行时间又推迟了很久。至于其他一些问题，难以一一修改重印。现作为资料发给订户。请原谅。
　　人民画报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可惜的是，人类有图片和照相术以后，其技术已是一日千里，但当时中国的新闻照片技术似乎还处在中世纪时代，比如这一幅修改过的照片，为什么人们会一眼看穿？就在于其破绽实在太突出了，如果用了合成技术，任何拼接的痕迹都不会露出马脚，比如美国影片《阿甘正传》中有美国历史上几位总统的镜头，似乎还有肯尼迪、约翰逊会见阿甘的场面（如阿甘子给总统看他在“越战”中受伤的疤痕的镜头），真是天衣无缝，让人惊为“直面历史”之作。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gh正常的,不过那时技术还不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