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

　　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

　　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

　　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

　　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

　　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

　　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

　　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

　　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

　　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

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
　　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

　　吴问道：“你是指中苏了，美国人高兴吧？”

　　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吴说：“中苏，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

　　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来源：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备注】　　[1] 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前中国外交官熊向晖的回忆:《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史资料》，第42辑；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为前苏联驻华公使A。叶利扎维金回忆《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一文写的前言与评述，载（俄）《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中国学者徐焰的《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和李丹慧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第5期。
　　[2] 从熊向晖到叶利扎维金到李丹慧，中俄两国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尽管语言的表述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即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为拉拢美国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中美缓和的实现则是这一战略运用的成功结果。
　　[3] 转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4] 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5] 《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6]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7] 《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8] 见《人民日报》，1969年3月13日。
　　[9]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
　　[10] 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1]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油印）。
　　[12]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史资料》，1994年第5期。
　　[13] 《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14]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5]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6] 参见徐焰前引文，并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7] 参见注12。
　　[18] 《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
　　[19]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20] 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1]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2] 转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23] 参见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189－191.
　　[24] 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25] 参见 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94－195页；Ostermann 前引文， p.187.
　　[26] 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前引文。
　　[27]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28] 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29] 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30] 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31] 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32] 转见（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33] 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34] 徐焰前引文。
　　[35] 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36] 见《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37] 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前引文。
　　[38]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王永钦前引文；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史资料》，第42期。
　　[39] 熊向晖前引文。
　　[40] 参见郑谦:《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史资料》，第41期。
　　[41] 转见熊向晖前引文。
　　[42] 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43] 《中国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44] 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45] 基辛格前引书，第202页。
　　[46] 同前引王幼平日记。
　　[47]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8] 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页。
　　[50]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3页。
　　[51] 《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52] 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53] 王永钦前引文。
　　[5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前引文。
　　[55] 参见《中史大事年表》，中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5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前引文。
　　[57] 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58] 郑谦前引文。
　　[5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60]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61] 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62] 周在老帅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帅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熊向晖前引文。
　　[63] 熊向晖前引文。
　　[64] 熊向晖前引文。
　　[65] 熊向晖前引文。
　　[66] 熊向晖前引文。
　　[67]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68] 熊向晖前引文。

好文章，可以出版的水平了。
事件深远的影响，美中的战略利益联合加重了苏联的负担，终于在20多年后不堪重负，一个帝国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