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墙拆除中尚余立柱的西直门


　　毛泽东：“北京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

　　“大跃进”时期，文化部的一些机构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宫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过去由于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零乱的现状。库房虽然积极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尚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请示报告》提出之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一系列中央会议连续召开，旨在纠“左”。“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混乱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3月5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从建筑角度谈起了民族风格问题，认为“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 此前，毛泽东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

　　你们在东湖盖的这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55年，毛泽东发起了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毛主席讲了‘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的汪季琦在晚年回忆道。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谢荫明、瞿宛林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好事常常办成坏事，主观上想办好事，结果并不完全是这样。……故宫改革方案文件的精神要整个考虑一下。北京的城墙要拆，因为它影响几百万人的交通问题。但是，故宫是另外一种问题。”

　　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故宫的性质，主要应该表现宫廷生活，附带可搞些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保持宫廷史迹”，“讲解说明要实事求是地讲清这些史迹即可，少说一些标语口号”，“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绿化是需要的，如果辟为公园不好管理，绿化一下即可。故宫前半部，可以不交园林局，绿化由故宫统一搞。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这点不适用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故宫的方针，第一条是保持宫廷史迹，使人能详细地、具体地了解宫廷生活；第二条才是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2005年11月14日，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与这次会议相关的一个情况——

　　当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出席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即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北京市提出的故宫改造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说，“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戴着帽子下来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王冶秋对我说，陆定一否掉了在故宫里开马路的那个方案，这条马路计划从西华门横贯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陆定一大发雷霆，‘封建落后’，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嘛，不封建落后哪叫故宫呢？‘地广人稀’，留个地方给老百姓游览休憩，有什么不好？我看，故宫一万年也不要点电灯泡，我们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个个都是‘保皇党’！”

　　1964年6月12日，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那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吴晗造势，改建计划再度提起

　　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请示报告》之后，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并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1961年3月，故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

　　尽管北京城的建都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北京城却决不是辽、金时代的北京城。辽、金时代的北京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面和西南面，都早已毁灭了，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明初营建的北京城，也不尽和元代的城相同，明代北京城的北城比元代的北京城向南缩五华里，现在德胜门外五里的土丘，就是元代北城的遗址，元代南城就是现在的东西长安街，明代把它向南扩展了。至于外城则是公元1550年以后修建的。从以上历史发展的情况来说，历史上都市的建设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相反，各个时代都为了符合自己的需要，进行了重建或扩建。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

　　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设，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至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在此期间，故宫改建方案在内部专室展出。一位知情者对我说，改建方案对故宫建筑有保留的，也有不保留的，几种方案都有，大家只是做做看，学术上有各种观点，但都是内部探讨式的，并没有形成决策和事实。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故宫改建方案，哈哈一笑离去。

神武门外贴上了“砸烂故宫!”的大字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1967年《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刊登署名“《东方红》战斗队”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规划的黑幕》，称“‘故宫改建’就是这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篡国的又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1967年8月25日，《城建战报》刊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井冈山公社”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的黑幕》：“他们（指旧北京市委——引者注）明目张胆的攻击广场不是中心，中南海也不是中心，故宫才是北京的中心，公然提出要‘夺中心’。夺什么中心？就是要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权，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猖狂进攻的信号！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

　　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1966年6月至7月，奉先殿工字形大殿被改为长方形。

　　11月21日，奉先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正对着殿内的毛主席像，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被拆除。

　　同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马一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1966年6月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抱厦五间被拆除。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1973年3月27日，因洛阳白马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需要，按上级指示，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部文物被调拨洛阳白马寺，至今未归还。搬运文物时，慈宁宫大佛堂建筑彩画遭到破坏。


　　“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1972年，设计高度逾百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在故宫东南侧兴建。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东楼高度被减至87.6米；1974年2月10日，经国务院批示，五座遮挡性楼房在故宫西华门内南北两侧开工，次年11月22日竣工。

　　此前，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周恩来予以否定，认为一是文物不宜破坏，二是不能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傻事。

　　周恩来提出，北京应有一个控制建筑高度的规定，譬如城里45米，城外60米，研究后要把它确定下来。

　　西华门内的遮挡性楼房，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使用。

　　2003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建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同意迁建工程立项，工程选址在北京市海淀区正福寺4号。国家发改委要求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陆德投书《北京日报》讲述自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有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父亲讲：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陆德感叹：“当今，每年有数百万人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