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慈洵


　　除了同处在明朝，朱元璋和海瑞这一对不同时代的君臣其联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也很少有人将他们放在一起来说。他们一个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一个是清廉到近乎迂腐的清官，从性格上讲，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有一条使他们两个人还是在理念上走到一起，那就是海瑞一直将这位本朝的开国皇帝作为自己的偶像来崇拜。
　　
　　粗看起来很难理解为什么坚持儒家理想的海瑞会对他的这位打压文官相当残酷的太祖皇帝有这样的认同感，但是细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合乎中国古典道德约束下的理想社会，这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后文会慢慢叙述。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用他的权力去推行这个社会的建立，而作为一个受到整个官僚阶级排挤的地方官员，海瑞只能一步一步的推行他的理想政策。但是社会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那种过于理想化的设想，他们的乌托邦最后都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皇帝甚至官员是有代表过农民利益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朱元璋自然也不例外。他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自然是他的这个政权的统治延续，这和其他的中国所有的皇帝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朱元璋的出身就是一个农民，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面，农民就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他高估了在当时社会阶层里所占有的比例，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造福于农民才能获得长治久安。所以他的努力政策过多的偏向于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农民，以至于对商人，读书人等非农民阶层都进行了残酷的打压。朱元璋认为，商人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农民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只是利用倒卖来获取财物，是非常奸诈的一类人。而读书人也不从事生产，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为管理这个国家效力（这是朱元璋的政府不得不用读书人的原因），但是对有些读书人不把精力放在正确的知识学习上而搞一些无聊的文字游戏相当的反感，尤其是对那些人读了些书就看不起农民的行经相当的憎恨，所以他对读书人是在打压中利用的。
　　
　　那么可以理解朱元璋毕生就是在为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农业社会而努力。这个社会简单而有复杂，复古而有兼有朱元璋自己的创新。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目标，朱元璋在对政府，军队等其他部门的建设中也充分围绕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首先朱元璋要确定的是，如何为自己这个国家的农民获取专制社会下可以给予的最大利益。这样一个目标出自于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对农民的权利需要比较的了解。另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利以使这个国家从根本上获得内部的稳定。这样的政治目的很容易理解，在他开始执政的600年后，一个和他相象的执政者毛泽东就曾经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造反者如果是读书人，那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同样，由于商人的基数较低且普遍遭到敌视，想要造反并成功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只有农民在被逼得无法生存的时候才会号召到足够的人来反抗政府，并很快被人利用（这种人我们的史书喜欢把他们美化成农民领袖），成为他们开创新政权的工具。这样的反抗是足以动摇国家的根基的。于是朱元璋在政策大部分考虑了如何尽力满足农民的利益。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农民这个阶层最好的皇帝了，我们史书里不断吹捧的很多“农民领袖”（我一向认为这个词不应该存在）们对农民可能还及不上这位所谓“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
　　
　　维护农民的利益，那么首先要从牺牲官僚利益开始，于是朱元璋对自己的官僚体系进行了血腥的整顿。首先是贪污问题，元代传下来的官吏的腐败一直为这位皇帝所愤怒，因为他小时候就曾经吃过这方面的苦。对贪官的打击，朱元璋是毫不留情面的，即便是最微小的贪污和受贿也会被判处死刑。中国封建时代，洪武的31年中是反腐败的最高潮，这位皇帝为打击贪官而制定了无数残酷的刑罚，以震慑官员，使他们不敢轻易的伸出自己贪婪的手。对于已经贪污了的，那在皇帝面前基本上没有存活的希望。这种严酷的反腐措施即便是腐败猖獗的现今社会也望尘莫及。海瑞同志就十分的崇拜他这位偶像在反腐败方面所做的一系列的措施，并且一直努力的寻求恢复洪武时代的严酷刑罚以震慑他所处时代的贪官，可惜的是时代和政府中的文官阶层是不会允许他成功的。另外一点就是给官员的俸禄，明朝官员的俸禄过低一直被人诟病，起因就是这位洪武皇帝。由于从内心中对贪官的憎恨，朱元璋对官员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如同我们现在有些报纸还在天真的称呼官员为“公仆”，朱元璋也在内心里有着官员本身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思想，所以他把官吏的俸禄定的极低，尤其是吏，他们的俸禄仅仅够一家糊口，真的把官吏当成“公仆”来驱使了。这种对贪污的打击和对俸禄的限制两面挤压的政策让明朝官员十分的压抑，洪武朝的时候的确遍地清官，但是当朱元璋在临死前取消了他之前制定的酷刑政策时，失去刑罚震慑的官员，苦于俸禄微薄，最终都往往有意识的开始贪污，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的确背道而驰了，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再下来就是给农民政治权利。在专制社会里，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只能在皇帝的愿意的情况下分担到一点皇帝分出来的政治权利。朱元璋同样不例外，在保持他皇帝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他削减官僚的权力，大部分归于自己，小部分分给农民，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这已经是他自认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民主”。于是在洪武年间做官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比如，县官不得随意下乡，下乡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批准才行，如果要联系某个百姓，需要传当事人，传了三次还不来的才有资格拘捕。因为朱元璋知道这些官员下乡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扰民，给农民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这一点上很难说这个政策是好是坏，因为官员不能及时的了解民情，影响了行政的效率。不过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目睹过官员下乡敲诈百姓的恶行后，很自然的认为他所做的绝对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还有的规定比如百姓可以拿着《大诰》在受到冤屈而不能昭雪的情况下直接进京告状。这本朱元璋颁布的刑法条例可以作为鸣冤的通行证。这个政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使百姓家中人手一本《大诰》，也算是朱元璋对民间普法的一种努力，但是朱元璋没能确立法治为先的思想，而是在很多政策中推行德治，使得这种普法的努力效用大打折扣，这在后文中讨论。还有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就是如果在当地有官员横行不法，百姓一致对其有意见，可以将其直接绑缚来京交有司查明真相处理。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政策，也许朱元璋是农民的时候受到欺压便有过这样的冲动，于是将这样的想法变为事实，这些政策也的确有人执行过，有百姓就将自己的地方官员绑缚来京，在查明了这个官员确有贪赃枉法的事实后，朱元璋特别在皇宫宴请了这些绑缚官员来京的百姓代表以示嘉奖。不过这个政策的弊端也是在于对基本法治有破坏的作用。但是由于百姓能抓住地方官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这个政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影响都不是很大。
　　
　　在把官员的权力限制到最低之后，朱元璋继续打击的目标就是地主和富商。由于自身思想局限性，朱元璋不可能知道提倡富裕可以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市场规律，他所遵循的思想是努力创造一个均贫富的世界，因为没有大的社会贫富差异，那么就没有很大的矛盾冲突，他所统治下的社会就能安定的多。这些均贫富的努力政策在普通文人眼中显得过于残暴，因为朱元璋从上至下打击地主和富商的措施过于严厉。元代的商业比较发达，有钱的商人很多，这是第一批被朱元璋清楚掉的人，例如著名的沈万三同志就是这种均贫富的牺牲品。然后就是大地主，这里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前世代的地主，这些人在元末战争中迅速减少，还有一类人就是在明朝建立后产生的新地主。无论这些人新还是旧，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他们囤积的大量土地被国家没收，又重新分派给农民（是不是有点像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一场运动？）尤其是在建立明朝中立有功勋的新一代贵族。朱元璋杀功臣的主要目的是稳固他的皇权，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这些新兴大地主。人们最为诟病朱元璋的是他对功臣的屠杀，事实上这种行为虽然在人情上显得过于残忍，然而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百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明朝建立后因为国家稳定而开始的一场新的土地兼并运动。朱元璋“均贫富”的主观努力的确为农民带了有益的效果，并在国家稳定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言，长期上是有阻碍的作用的。不过好在朱元璋的子孙们并不都是农民出身，所以也不会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做这些努力，明中期后土地兼并重新开始，社会发展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官员和地主之后，农民另外一个负担来自军队，朱元璋很快将改革的触角伸向这里，但是和对前两者不同，军队是国家的基石，不是可以随便打击的，只能采取改革的政策。自给自足的军队供养是朱元璋心目中最理想的目标，他很快创立了卫所制度以完成这样的目标，并实行军队屯田，军士世袭等政策，努力把农民和军队系统分剥开来。事实上朱元璋的努力也初现成效，他曾经不无自豪的和大臣们说：“我养了200万的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但是对于卫所制度的好坏，历史争论已久，不过这种可以由军队来自给自足的政策，的确降低了士兵的作战能力，以至于明军在明末的单兵作战能力大大下降，明初依靠冷兵器把号称史上最强的蒙古军队一路赶到漠北的明军，在200多年后需要依靠火器来抵抗满洲骑兵的冲击，朱元璋这种军队自我供养的政策的确在其中起了很消极的作用。
　　
　　在对最底层农民的负担一个个解决后，接下来就是改造农民社会本身。对上层社会打击残酷的洪武皇帝，对底层社会的管理却表现出和平时性格禀异的和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努力的试图以道德秩序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而不是他在上层社会推行的严刑政策。他以村为单位，推行里甲制度，这项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农村的自治，乡村中的实际长官是由村民推选出来的有道德声望的长者，由他们来仲裁本村中所发生的产业，婚姻，争斗等等纠纷，传达朝廷的法令。村中会定期举行全村活动来论事及表扬近期有道德高尚行为的村民，并号召其他村民向其学习。老者们还要向村民们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训责，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那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这样的自治社会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易想起一个词“乌托邦”，朱元璋对这种农村社会的创造的确有一些过于浪漫的空想在里面，在理论上，这样的农村社会的确是当时古人心目中的完美社会，即便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可以挖掘出两个很有时代意义的进步行为，首先是基层的长官由选举产生（虽然这种选举可能不具全民性），其次，乡村的定期全民会议制度，这是很超前时代的两项创举。但是很可惜，正如黄仁宇在他的很多的书中一直的强调明代农村社会中法制观念的缺失，这两项创举没有建立在法制的规范之下，而使得他的进步意义并没有那么的明显。朱元璋曾经努力的普法以鼓励百姓用法律来约束官员，但是他对底层社会推行的却是德治，让人们认为的道德高尚的人来充当乡村长官，这就使的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中的评判标准是以道德为准绳而非法律，这在客观上就放大了道德的作用弱化了法律的影响，长久下去无法给村民建立一种法制的观念。由于传统道德观念实际上排斥进步思想，人们对道德的过于追求也使的自己本身的思维趋向保守。同样，这个“完美”社会与“均贫富”一样，有利于农民利益和国家稳定，却在长期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明中期后，土地兼并导致了乡村结构发生了异变，朱元璋苦心搭建的道德农村社会实际趋向于瓦解，虽然明朝人对于道德的追求依然强烈，但是大量的新思想的产生证明了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朱元璋的农村社会看似完美（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是后期产生巨大剥削的社会更加健康，因为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而朱元璋所做的只是人为的以美好意愿扭曲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虽然更大剥削的社会有利于封建社会进步成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无法苛求当时的古人就有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皇帝能有这样的意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海瑞，对于太祖皇帝的这些苦心孤诣，海瑞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为理解他的人。包括朱元璋的儿子和大臣们都对朱元璋这种政策偏向颇有微词，尤其是他在打击各种势力时所表现出来的严厉，被文人们理解为嗜杀，但是作为很多知识分子所崇尚的道德典范的海瑞却不这么认为，他极度赞成朱元璋的酷刑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是朱元璋自己废除并在祖训中申明不再用的。海瑞的理解也许是太祖皇帝意识到经过自己的残酷打击，政治基本趋向于清明，国家需要文治，所以废除了酷刑。而他所处时代却是一个贪官横行的时代，于是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拿起这条反腐败的利器。
　　
　　我们可以从很多行为中看出海瑞对太祖皇帝的崇拜，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甚至连一张公文纸的浪费都会加以制止。他重视农业社会，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并极力希望社会回到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去。虽然作为司法官员的海瑞处理过很多有名的案件而享誉历史，但是他本人其实和朱元璋很像，力图推行德治，天真的认为只要大家都回到遵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可避免。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总之，海瑞在为政期间所推行的很多措施，和前文中所列举的朱元璋的政策基本相似，当然他没有皇帝那样大的能力来改造整个社会，只能在微观上具体的某一些地方施行。明朝经过200年的发展很多当时的政策早已废除，海瑞重新实行起来有相当巨大的难度，受到了很多富绅的阻挠。而他重农而轻官的思维导致了在很多纠纷上，他打击官僚地主偏向农民，也为此结怨了很多人，最终他被迫下台。

综合分析这两个人，如果说他们是一类人，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会认同。朱元璋是一个亲农的政治家，而海瑞是一个追求完美道德的理想主义文人。他们的本质目的并不相同，朱元璋比海瑞聪明的多，他绝对不会让自己陷于这些迂腐的道德中去，事实上，这些道德在他的眼中视同粪土并且他强烈的鄙视那些用这些道德来约束皇帝的文人大臣们，如果海瑞生在洪武时代，这位洪武皇帝的追随者依然会因为行为的迂腐而受到朱元璋的鄙视。但是朱元璋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农民的利益是国家的根本，而推行德治是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有效手段。他毕生都在寻找最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政策。这一目的和海瑞的目的完全相同，所以两个人在行为上走在了一起。只是朱元璋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可以维持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那么他的子孙们可以更牢固的掌握政权，而海瑞则是因为对自己完美道德的要求迫使自己需要为底层人民谋取利益。
　　
　　为什么说他们的是一对失败者？因为他们相同的行为努力最终都没有能够执行下去，尤其是改革范围最大的朱元璋。比如前文没有提及的海禁政策，这也是朱元璋为了建立一个农业社会而出台的政策，但是到了明中期，海禁的条文就形同废止，明朝边境走私贸易频繁，海盗猖獗，在嘉靖年间因为打击海盗而严格执行了海禁一段时间后，最后官方不得已承认这种贸易的存在而开放海禁。
　　
　　其他的许多政策下文慢慢分析，我们先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两个理想主义者全部走向失败，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初衷都是很具有说服力的，但是明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他们这种复古式的理想主义根本就不适应。单从经济上讲，市场行为其实已经为当时的人所接受，商业的流通虽然有违传统道德的生产理念，但是已经是人们必不可少的需求，用强制的手段把经济社会重新的纳入到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无法获得支持。这个社会需要有剥削和贫富差距来促使人们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社会才会发展。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明代中期的演变完全是遵循潜在的社会规律而发展，从仁宗开始的明朝皇帝们自然不会像他们的太祖那样积极的投身于偏袒农民打击富人的运动中去，于是无意识的为这种演变开启了政策的大门。
　　
　　比如被朱元璋压缩的官僚权力。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客观上要加重最高统治者必须处理的政务压力，但是朱元璋却将文官的很多权力收归皇帝，这对于处在那个并不怎么发达的时代精力旺盛的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以后的皇帝要面临更多的政务，而从成祖以后的皇帝们自然也不会有朱元璋那样超人的精力，所以具体的政务上，皇帝越来越依赖文官。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的本意是为君主收回权力，揽全权集皇帝一身，但是他的子孙们无法应付他收回的许多权力，于是在仁宗后，这些权力又在无意识中回到了文官的手里。而失去了丞相这个明确的权力词语后，明朝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本该丞相拥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权力并不是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回到的整个文官阶层身上，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是最大的或益者。文官权力的膨胀并在分化到不同的部门或个人中维持了明朝皇权的集中，终明朝没有大臣权力大到能够威胁皇权的能力，原因就是如此。
　　
　　朱元璋压缩官僚权力的努力只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成功，那就是他成功的避免了一个专权的政府首脑（如丞相）出现，使得没有任何单个的个人能够威胁到皇权。但是其他的地方就几乎完全失败。仁宣开始，皇帝们处理政务就开始依赖以三杨为首的文官，三杨在皇帝身边形成的最高决策层也就成为后来内阁制的始祖。以后从英宗对李贤的依赖开始，到孝宗将这种文官辅政的作用放大的最大，后来的明朝皇帝们想要夺回自己的行政权力都无法进行了。我们知道按照西方的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中国古代一直到朱元璋，皇帝是集三权于一身的，丞相代皇帝处理部分行政权。朱元璋时代全部的行政权都在皇帝手上，皇帝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后来的明朝皇帝们并没有那么的勤奋，所以忙不过来，行政的权力只能依靠内阁决策，他让六部去执行。名义上，皇帝依然是政府首脑，实际上，行政的权利在文官手上。这些转变要说起来比较复杂，足够写一篇比这个还长的论文，因为经过了上百年的慢慢变化。不过我们可以从武宗之后的明朝皇帝们身上了解到这种转变的结果，嘉靖的大礼仪，万历的国本，都证明了皇帝已经无法随心所欲的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朱元璋的中央集权政策实质上宣告失败。
　　
　　在这里要说到另一项朱元璋的政策，就是对太监的限制，也没有能够执行下去。从永乐依靠太监作为靖难的工具开始，太监的作用逐步的为皇帝所认识。而尤其是到了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时候，太监成为两者相争的受益者，大臣能够限制皇帝，皇帝能够限制太监，而大臣却没有限制太监的能力，需要依靠皇帝来完成。这个时候，皇帝就会利用太监来成为他对抗大臣的工具。明朝一度出现了太监干政的局面，本质原因是因为皇帝被剥夺行政权，却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这一畸形权力分配导致的，是皇帝力图通过自己的皇权来对文官政治的一种制衡，但是并不成功，因为在明朝文官政治是主流，太监们可以借助皇权权顷一时，然而在普遍的主流文官政治思想下，他们最终免不了覆亡的命运。
　　
　　朱元璋削减文官权力却造成了文官权力的膨胀，同样，打击商业的结果却是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的兴起，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商业是以非法的面目存在的，所以明朝政府无法在这种蓬勃的商业流通中收取到一点税钱，直到明中期后开放了海禁才勉强从民间商业获得点好处。朱元璋想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却没有发现社会其实已经发展到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分工和商品流通的阶段，他试图用道德来影响他治下的百姓却没有意识到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趋向利益。当人们知道商业可以赚取更多的钱财的时候，就会拼命想办法来从事贸易的活动，有时候甚至在朝廷不允许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后来的明朝皇帝显然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而没有过多的限制，虽然这种放任是非主观的。商业兴起的突破口是腐败，这有点讽刺。明朝的政策以维持农业生产为主，而明朝官员的俸禄微薄给了有些人从商的突破口，大量的官员接受了贿赂而对商业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官阶层也意识到这些活动对朝廷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危害，同样当成常例看待，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朱元璋那样对“不劳而获”的商人那么深恶痛绝的。不过海上贸易后来还是受到的政府的抑制，因为走私的行为引来了大量的海盗影响国家安全。嘉靖皇帝派出的官员发现沿海的地方官多数根本没有在执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在一批官员被惩戒之后，海禁又被严格的要求起来。不过倭寇被平定了之后，海禁就被正式的取消了，这一次的抑制并没有延续太久。
　　
　　社会的发展和贸易的兴起以及政府对于土地兼并的纵容使的国家的基本乡村结构发生了变化，朱元璋希图建立的那样一个“完美”社会基本瓦解，具体执行行政权利的文官阶层更多的维护着地主和富人的利益，他们的思维和朱元璋是完全相反的，对于太祖皇帝的政策，身为地主阶层并因利益关系而维护富有商人的文官们颇有微词，甚至深受其害。明中后期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富人，而官员也多出自这个群体之中，他们在当权后就会更多的寻找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心照不宣的将太祖皇帝的政策束之高阁。
　　
　　朱元璋无法抵挡的是社会发展的洪流，他以为平均主义很美好却不会明白这个世界需要贫富差异才能发展。更严重的是，他的后代们和他没有一个思想，不会将他的理想贯彻下去。当政府开始维护的是富人的利益的时候，朱元璋的很多政策只能被请进太庙和他一起作伴。所以当海瑞这样一个与朱元璋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出现的时候，已经被变化了的社会当成一个异类来看待。
　　
　　饱受古书熏陶和传统道德教育的海瑞自然也不会明白这个社会现在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时期，努力满足农民利益依然是他所认为的朴素高尚的真理，当他进入上层社会的时候无一例外的被人所不容。他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身上具有的良好道德典范，因为那个社会在表面上毕竟还是崇尚传统道德的，而事实上有一些天真的大臣们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崇尚。他被大家塑造成一个模范，却没有人希望他拥有行政的权力，因为他的政策不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欢迎，明朝除了朱元璋之外最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对他就十分的不感兴趣。政府不给他安排实际的职务，就是不希望他来推行那些已经被证明不合时宜的政策。即便在张居正死了之后政府又将他调回任用，并将品级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正二品，也只是让他担任南京的官职，那里的官职基本上是一个虚衔。
　　
　　至于他所遵从的道德，在那个社会其实也被很多士大夫从心底里拒绝，刚才说到张居正对他很不感兴趣，除了政策上的不合之外，张居正还认为此人过于的迂腐于道德。张本人的行为按照传统道德来评价的确很不怎么样，这在他死后还成了政敌攻击他的武器。而那个时代的很多名人如戚继光，李贽等等很明显也对传统道德并不感冒。所谓传统道德在那个时代已经蜕化成了大家宣扬而实际很少有人执行的东西，只是如果有人犯了不违反道德的错误，立即会有人利用此来做政治文章。这有点像美国人，他们的政客们表面上宣扬一些很道德的东西，实际上很多人并不遵守，但是一旦发现了政敌有诸如办公室恋情的行为，就会立即开始政治攻击，被攻击者可能因此下台。当时的状况其实是一个道理。传统道德的瓦解给了新思想出现提供了平台，明末的思想大爆发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朱元璋和海瑞所想走的路，从初衷上说，是很好的，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讽刺，如果社会真的按照他们的思路走下去，那么实质上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中国的明代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个时期，他不同于封建早期的汉和封建中期的唐，甚至不同于宋，宋朝的很多发展为明代这种独特的时代背景提供了物质上的积累，当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提高上去一个档次的时候，再想要去用春秋战国的方式去管理这个国家，无论初衷怎样好都会对国家的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人口少，生产能力低下，中央集权的统治和政府计划式经济政策（不同我们现在提的那种计划经济）可以组合起来更好的资源，给国家一个稳定的环境，提高人民的生产能力，带来更多的实际产出。明代不一样，生产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自发的行为，社会的分工开始形成，物质的产出甚至已经不满足于国内的商品流通，航海的发展使得国家和外国的联系更加的密切，这也带来了对国外物质的需求，国际贸易的条件在逐渐成熟。这时候需要有一个由市场来调配的经济环境，这种需求在经过洪武和永乐两代的生产恢复之后显得更加的迫切。传统的道德事实上已经在利益面前走向崩溃，只能成为要求别人的工具。这个社会本该是出现大量贫富差异的时期，但是人们自发的追求金钱的欲望被朱元璋的利农主义给强行抑制，但是欲望是不会变的，一旦统治者放松这种抑制，那么兼并土地，商业流通，海上贸易这种有着巨大的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去做。而当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开始认为这些事情是正常的时候，国家的管制就进行不下去了，朱元璋的政策就此彻底的宣告失败。
　　
　　那么是否朱元璋对中国历史起到的是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排除掉他将中国从异族的统治中恢复过来不说，他的政策对于当时经过战乱和需要迅速恢复生产的中国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洪武31年生产上的增长成绩还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当这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时候，这些政策就不再具有刺激发展的作用了。明朝的政府实际上一面是在维持的朱元璋的政策体系，一面对实际的商业发展无可奈何。这对当时的国家最大的影响是商业贸易没有得到国家的立法保护，也就是没有得到鼓励，如果国家能够鼓励这些贸易的话，那么比需要通过贿赂官员进行私下交易的发展快的多。可惜的是政府一直在扮演这个尴尬的角色，禁的不彻底，也不想去提倡，徐光启说的“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这种怪异现象也就发生在了明代。但是对于一直在以传统道德作为立国标准的明朝政府，能对民间活动做这样的默许，在专制社会已经还算不错了，虽然也许并非出于皇帝们的本意。

不知是朱元璋的悲哀还是海瑞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