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溥仪与文绣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是溥仪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册:之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子送给了她的哥哥代养。
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说法了。这都是溥仪亲笔所写的,实有其事,可纠正坊间的其它传闻。
婉容和这些伪大臣们在大栗子沟住到11月末,天气渐冷,一行人便在溥仪的老仆严桐江的建议下,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租旅店住下来。1946年春节前夕,临江解放,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接收他们。于是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就这样,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将军当年的辖地,被人民解放军押解着,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后汽车到通化,婉容一行暂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又被带到了长春,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身边的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严桐江、徐照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先后离去,最后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已出现了语言障碍,嘴里只能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人们都走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虽然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留她。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干脆紧闭大门,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可去。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解放军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着她们颠簸流离地到处转移。到了吉林市后,婉容等人被暂时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监狱很大,一栋院子约有40个房子,但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只得将她们送进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这时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压抑和鸦片的依赖已使她精神严重错乱,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战事趣紧,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战士已为婉容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此时,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个人凄凉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时许,孤苦伶仃的一代皇后郭布罗o婉容的一缕香魂终于化为云烟,随风飘散在她祖先生活和埋葬的土地上,结束了她曾风华绝代又凄凉无比的复杂的一生,时年仅40岁。据最近《延吉晚报》报道,当时狱方巡监见婉容已僵死,就为她拍照,登记,然后由张排长等6人用一扇门板抬走,尸体瘦而轻。在一向阳的山坡,择一平坦处挖坑埋葬,埋葬的时间为中午时分。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婉容生活于皇权失落时期,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她扭曲自己的灵魂而去迎合这种规矩。她没有皇后之威,争风吃醋就是后宫的全部。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上天赐予她的这把皇后宝剑,更多的是伤了自己,这就注定她是一个悲剧女人。当发现一切不过是泡沫,连现实的一点温情都不可得之时,她快速坠落凡间。但皇后又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她无法挣脱。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