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云萍

何俊编“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四种对于学人全面了解余英时的学术，其意义之大是无庸置疑的——以前国内学界绝大多人看不到余英时的英文论著，这套书无疑起到了补缺的作用。因为余英时中英文论著由于受众不同而侧重有异，中文著作侧重在向汉语读者介绍国际学术研究状况，英文论著则侧重在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学术状况，但都是对国内外学术问题的回应。汉译集四种中甫出的第二种《东汉生死观》回应了英语学术界“佛教传入前中国没有来世观念”这一主流看法。

《东汉生死观》收有余英时1962年在哈佛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另外，还收了同一主题的一篇名为《早期中国来世观念的新证据》的书评（1981年）和一篇名为《“魂兮归来”》的论文（1987年），这是他在1978年回国考察获得新的考古资料后，为同一问题所做的进一步证实。在时隔20年后作者仍执著于这一主题，除了考古新发现的激发，更多的是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和坚持。他凭一个身处异国的学者的敏感，在异质文化的对照下，坚持构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阐明的就是中国在佛教传入前有来世观念。这与李约瑟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天堂和地狱，只有在佛教传入后，情况才改变了。因而，在20年后获新材料时，余英时再次行文申明，“说中国固有的天堂或地狱观念不同于佛教是一回事，认为中国人精神中的天堂或地狱观念完全是外来的则是另一回事。”(第122页)他以实证性研究证实了自己所言：“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说明他对中国思想进行的现代诠释，基本上是对西方思想的挑战的回应。

然而，余英时的回应是强有力的。精英和大众思想兼顾，历史和考古、文字和图像证据皆有，与主流的偏重在历史和文献证实的精英思想研究迥异。这与他坚持的历史多元论不无干系。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通过对生死观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博士论文将东汉思想中高、低两个层面联系起来，在肯定民间思想的同时，重点在于以二者的合力效应来诠释问题，并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和宗教文献等各种领域的材料都加以引用，这一立场在过了三十年后的中国思想史界才似乎有些共鸣。该译著中的其它两篇论文中对新发现的马王堆汉墓材料特别是帛画的分析，更是对“佛教传入前中国没有来世观念”观点的有力回应。
　　
      从整个世界历史学研究的潮流来观察，余英时以“生死观”为研究对象也是独领风骚的。西方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史家也是到了1960年代末才开始接触西方历史上的死亡观问题，余英时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体现了他敏锐的思维与深刻的洞察。
　　
      学术没有国界，而从事学术的学者有文化的精神归宿。余英时以他的史学专业素养，从一个知识人的立场，在自己所学所思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在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挑战中，发出构建中国文化传统的呼唤：“魂兮归来！”此心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