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菊隐

一、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先宪后选”的骗局。直系无孔不入地张罗贿选经费

1923年6月直系驱逐黎元洪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直系军阀闹饷、逼宫、劫车、夺印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浙江团体的电报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南方“名流”唐绍仪电请黎元洪南下。章　太炎、唐绍仪、岑春煊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就是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梁启超，也用辛辣的语调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军阀唐继尧、贵州军阀刘显世建议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规模。此外，当时在直系军阀控制之下的山东省议会，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的三个办法。曹锟对此并无成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曾提出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二、充实内阁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用团结北洋派的说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做去。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的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曹锟还通过“大孙派”“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孙洪伊是直隶人，又与曹锟有亲戚关系，主张与直系联合，与当时国民党联合皖奉两系的方针相反。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他有冬电(1923年7月2日)由孙洪伊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甘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　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1923年7月9日，致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一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了纸上空谈。

关于第二项，当时的摄政内阁是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辞职而被批准的张绍曾内阁，在法律上绝对没有摄政的资格，而且阁员残缺不全，在事实上也撑不起场面来。直系本已决定改推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都属于英美派。以前罗文干被捕是直系内部狗咬狗的把戏，直系军阀本来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自吴佩孚低头服输后，罗即被释出狱，曹锟仍然重用英美派。，张绍曾还在幻想复职，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无法产生，因此只得改变途径，一面竭力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以加强原内阁的阵容。

顾维钧原系张内阁的外交总长，迄未就职，经直系劝驾后，才于7月23日到部视事。按照常规，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可是，保派阁员要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8月28日阁议决定，仍推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

王克敏原系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筹款不顺手而未正式上台。8月14日，摄政内阁改派曾经是依附奉系的一个财阀，并被列名为三祸首之一受到通缉的张弧为财政总长。祸首变为阁员，时论颇以为奇。其实，当时保派急于要找到一个筹款能手，张弧自告奋勇愿筹大选经费，因此直系不念旧恶，把他吸收上台。

9月4日，摄政内阁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保派原拟提名齐耀珊为农商总长，以便拉拢奉系(齐是奉系政客)，可是张作霖不点头，齐不敢接受，因此改提这位筹备大典的“专家”袁乃宽是洪宪“大典筹备处”庶务主任，此时又为贿选经手人之一，所以被称为“筹备大典专家”。来凑数。任命黄郛则是为了“疏通”张绍曾的缘故(张、黄两人关系很深)。这两道命令发表后，原任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于5日联名来电，质问这个内阁有何根据“以阁员而任免阁员”，为什么敢于罢免他们而不敢罢免张绍曾，他们并未辞职，为什么命令中说成是“准予辞职”。

这个内阁虽然经过一番修补，但是陆军总长仍然虚悬(原由张绍曾兼任，未便改派)，教育总长也未就职(黄郛迟至11月21日才就职)，所以始终是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关于第三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的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便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7月1日，这一建议经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当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征求曹锟的同意。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对此当然大为不满。于是吴景濂私下加以解释，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问题推迟一步，而这样做正是为了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恢复国会完整，为进行大选创造必要的条件。7月2日，曹锟在保定光园接见国会各政党代表时，同意了这个建议。

吴景濂虽然摆下了“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但是离京议员有的联名来信，表示目前还不宜于召开宪法会议，首先应当解决驱逐总统的责任问题和摄政内阁是否合法的问题；有的将信将疑，认为曹锟既然急于要做总统，就不会容许国会从容讨论宪法。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们代曹锟拟就了一通电稿，派王克敏到保定接头签发。可是曹锟同时接到了津派政客边守靖的一封密函边守靖在密函中举袁世凯取消帝制一事为例，认为袁取消帝制用以缓和民情，结果是向南方讨袁军示弱，引起“北洋将士解体”，皇帝没有做成，总统也做不下去。，因此拒绝拍发这个电报，经过吴景濂反复解释，才勉强同意于7月22日将电稿修正后发出。原稿中有“本人无意竞选总统”的一句话，修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语气就空泛得多了。电报发出后，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纷纷发出电报，把这个觊觎总统地位的大军阀描绘成为不争权利的大人物，全国人民无不嗤之以鼻。

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在北洋军阀中是个著名的悭吝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因此这笔贿款必须由别人替他来代筹。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责成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都没有成就。以前直奉战争时期，曹锟、吴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费的办法，此时津、保两派又用同一办法，责成各省摊派贿选经费，但也所筹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车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贿选经费中大卖气力，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他在曹锟的嫡系中，其资望地位仅次于吴佩孚，而在直奉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阵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二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约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财“招待”到津议员，每人给以500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　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时期，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目标相同，黎想援引讨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讨伐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沪议员催促他南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ND446、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认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轻重；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黎不禁失声而呼：“我上了当了。”

黎动身南下前，曾派韩玉辰到奉天、吴厚斋到云南进行联络。张作霖、唐继尧虽然都有回信来，恭顺地称他为大总统，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讨逆副司令”，一个也不以组织政府为然，到此黎陷于非常狼狈的境地。13日以后，除章　太炎、唐绍仪外，黎拒绝接见任何来宾，表示本人不久将出国旅行。此时北京政府准备向法国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唐绍仪也不同意组织内阁了，并表示不赞成在上海组织政府，还说他是赞成联省自治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黎在沪企图组织政府并非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组府计划失败后，9月18日上海忽然出现了一个从事南北和平运动的“香港巨绅”何东爵士，建议召开南北各领袖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外交团代表列席这个会议，保证停战议和。他在上海各报发表了孙、黎、段、张、卢等人赞成这一建议的回电、回信，因此这个怪人顿然名噪一时。不久戏法戳穿，原来这位英国籍的香港绅士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前来兴风作浪的。

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别府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三大选活动逐步展开，曹锟当选“总统”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3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600元到手，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先选后宪”了。

1923年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100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以77人的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酒署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联名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5000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1500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自从政变发生以来，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有三个多月都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未开成。一直到9月7日，众议院常会因出席者有302人得以召开，首先通过了议员王茂材所提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本来到10月10日届满，现在规定为“应俟下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

9月8日，保派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但因条件还有距离，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

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于12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被冒签的议员和众议院秘书孙曜都有通电揭破吴景濂冒签名单的黑幕。

9月11日晚间，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楼联名欢宴两院议员，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500元。12日为正式选举之期，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门前张架棚帐，并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车站阻挡议员出京，同时警察传知市民悬挂国旗，庆祝新总统的诞生。但因冒签名单问题引起争吵，大家一哄而散。

这个时候，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由于津、保政客办事不得力，于是直隶省长王承斌于9月14日来到北京，向议员们提出了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可是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王承斌请他们派人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明无误后，他们又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这笔贿款移存外国银行。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王毓芝联名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摄，元首岂可久悬”。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林建章　和西南各省军阀唐继尧、熊克武、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和各省公法团等，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的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　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一直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议员怀疑总统选出后，直系翻脸不认账，他们打不起臭官司来。大多数议员则认为曹锟当选后，还须继续利用国会为其政治工具，不会恶劣到行骗赖账的地步。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公开进行交易，直隶、山东两位省长公开到北京来替曹家办事，一时铜臭熏天，通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10月4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将眷属送出北京，随后本人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避难去了。
10月4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因此四个月来流会达44次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出席议员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当然可以办到。吴景濂将宪法草案地方制度章　自第二条以下各条提付表决，通过了二读会，国权章　也交二读会讨论。当天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4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活动，门前停放汽车达几百辆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的代价高达8000元，共计收买了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失败了。在这40人当中，还发现有两面拿钱的。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梭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半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五千元”各1票，“三立斋”3票。

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以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

总统选出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议员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者竟占两院人数的3/5左右。

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　141条全部获得通过，即于10月10日上午11时由众议院予以公布。十年来经过无数波折没有完成的宪法，在10月4日至8日的5天之内，随着贿选总统而开快车完成了。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都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

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四外交团提出临城劫案的责任问题。帝国主义“护路”、“护航”的叫嚣

曹锟当上总统后，首先顾虑到各国公使是否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这个问题本来无足轻重，可是在军阀眼中看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帝国主义各国公使不肯前来道贺，就是表示不承认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将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而站不住脚。当时各国公使故意地提出惩办临城劫案负责长官为庆贺新总统就职的先决条件。曹锟未尝不感觉到接受这样一个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对他的面子很不光彩，而且山东督军田中玉是他的把兄弟，自己刚上台，首先拿把兄弟开刀，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但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他就不能顾及自己的面子和把兄弟的交情了。其实，临城劫案的真正责任者就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它们当然避而不谈，而在劫案发生的时候，身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应是此案的责任者，外交团仅仅要求惩办山东督军，已经是给了曹锟的面子了。

曹锟把田中玉叫到北京来，并派高凌霨劝他自动辞职以全体面。192310月13日，北京外交部将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一件事情照会外交团。同日，总统府发出请帖定于15日招待各国公使。15日，曹锟下令准许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一职，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另下命令提升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五人为上将军。在此以前，曹锟本已内定调任王承斌为山东督军，忽然接到驻鲁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及鲁军将领联名反对因外力干涉而更换督军的电报，曹锟知道郑士琦自己要做督军，如果不能坐升，就会称兵反抗，而如果山东发生事变，又可能会引起皖奉各系的军事联合行动。当时直系政权还不稳固，为了避免战争和迅速解决外交团庆贺总统的问题，曹锟不得已改派这个皖系军阀坐升山东督军。改督军之名为“督理”，本来是黎元洪废督不成用以解嘲的一套鸵鸟政策，曹锟也就人云亦云地把这个政策继承下来。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是给以下台的体面，另外又提升四个人则是请出来的陪客，用以遮掩外力干涉的痕迹。

10月15日，各国公使虽然应约前来庆贺，可是他们对曹锟所耍的这套把戏深为不满。16日，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质问外交部：一、在外交部照会上明明说是惩办山东督军，但在总统命令上却又说成是批准辞职；二、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三、河南督理张福来报称已救出被匪掳去的英国女教士2人，查无其事。以上三件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对外毫无信义，因此限于48小时之内撤销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待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样一来，外交总长顾维钧处境非常尴尬，只得表示辞职。曹锟安慰他说：“少川不要灰心，要不干咱们大家一起不干!”

17日，曹锟派蔡廷干分访各国公使，解释“上将军”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给名义下台是中国官场上的传统习惯。各国公使都不满意这种解释。美国公使说：“美国自开国以来只发表过五员上将，而上次欧洲大战也只有潘兴将军一人得授上将。”法国公使说：“欧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法国政府只授给霞飞、福煦两人为上将。”洋大人既然不点头，事情就更难办了。于是高凌霨出了两个主意：一、向外交团声明，上将军命令决定在前，免职命令决定在后，两道命令同时发表是印铸局手续上发生错误，可以更正；二、如果这个说法蒙混不了外国人，不妨另作更正说，升授上将军的是田文烈而非田中玉，是缮稿人写错了。不料这两个主意还未使出来，就被各国公使打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却又嗤之以鼻：“中国政府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假的，我们一定不能答应它。”
最后，曹锟只得自己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气愤地说：“临城案的最高责任者不是我呀，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现在各省督军哪个肯服从中央，只有我服从，就受到惩罚，以后谁敢服从中央!”曹锟央求着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田听了这句话，他的气就更大了：“总统也要给我点面子呀!”他一怒而走天津，并且声言要讨回他所报效的贿选经费40万元，因此事情更弄糟了。

这是曹锟上台后的“打泡戏”，这副媚外辱国的可怜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鄙视和唾骂。幸而外交团还要利用这个傀儡工具，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不了了之。

临城案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叫嚣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驻华英国商会和美国人协会建议取消华盛顿会议许给中国的一些“甜头”，加派军队来华，首先将中国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上海外侨怂恿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商人政府”，并且伪造全国商联赞成这个计划的文件，在报纸上大肆鼓吹。英国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换关于保护在华侨民的意见，并训令驻华公使草拟所谓“护路案”，建议成立一个护路机关，这个机关设华人总办一员摆摆样子，其一切实权操于洋会办之手，各路局会计师和训练路警的教官也要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经费却要路局开支。这个草案经过外交团所组织的“护路委员会”讨论多次，由于各国利害不一致，一再进行修改，最后决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一个护路行政局，设洋会办一人，洋会计员5人，洋调查员10人，在10年内非经外交团同意，这一机关不得撤销。以上消息传出后，北京学联致函领袖公使符礼德，各省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一致表示反对。

帝国主义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内战不停、土匪充斥的腐败国家，声称中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才能促进中国统一，恢复全国秩序。其实，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策动者，它们在中国推销剩余军火，并在物质上、精神上援助投靠自己的军阀，企图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它们在中国问题上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国内战不停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制造内战，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城乡的生产力，使得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这又是全国遍地皆“匪”的根本原因。当时“匪”患最炽的地方，正是农业生产水平最低和农村破产的鲁南、豫西一带。雄据洛阳的直系大将吴佩孚，醉心于武力统一政策，他不可能也无意于集中兵力来消灭在他肘腋之下的“土匪”，只是采取一面收编一面推出门的办法，以求相安无事，因此河南“土匪”时附时叛，都不把这位“常胜将军”放在眼下。由于外交团的压力，吴佩孚不得不派兵进剿掳去英国女教士的范明新。不料同一时期，被吴收编的张国信(即张庆，绰号“老洋人”)因为拒绝调动，所部忽然哗变，6月中旬由鹿邑、柘城西窜鲁山与范明新一股会合，当他们越过京汉路(官亭站)的时候，一度引起火车不通(6月23日)。一个自命为武力足以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在“土匪”的面前表现得这样张皇失措，说明直系军阀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帝国主义却又借口河南“土匪”绑架外侨和破坏京汉交通，把护路问题推进到一个更紧张的阶段护路、护航两案引起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才不敢坚持下去。后来北京政府派唐在礼为督办铁路警备事务处长，唐不愿受交通部的管辖，迟未就职。11月22日改称路警督办，归国务院直辖，这就是因帝国主义建议而成立的护路机关。。

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借口西南各省内战影响外侨安全和外轮通航，提出武装护航的另一问题。10月中旬，湖南谭、赵两军隔江炮战，驻湘各国领事馆大多设于湘江东岸，因此各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从7月到12月，四川第一、第二两军在长江沿岸进行重庆的争夺战，以致外国轮船不能顺利通航。于是美国政府命令驻华公使舒尔曼与英、法、日三国公使讨论长江护航案，并拟邀请有关各国讨论中国内战问题，准备用炮舰政策来保护它们的内河通航。意大利公使也要求派舰加入护航。他们曾经决定护航队遇有中国兵“匪”时，可以向之直接开火。美国海军部还列入一笔预算，拟建造特式巡江舰5艘以供长江护航之用。以上说明，美国政府在干涉中国问题上不是采取以前的“笑面虎”态度，而是赤裸裸地摆出了一副狰狞面目。10月15日起在上海召开的美国在华商会联席会议，公开要求他们的政府同意各国所提的共管中国铁路的建议，反对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主张加派海陆军来华镇压。至此，美国资本家也就抛弃其对华亲善的假面具，而与美国政府一样露出吃人野兽的本来面目了。

五法国威胁北京政府承认金法郎案。八国公使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中苏协定成立曹锟上台前，帝国主义早已成立四国银行团作为对华投资的联合机构，但须中国统一实现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当然，帝国主义不会关心中国统一，这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它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暂时地获得缓和，希望中国有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它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以利于执行其资本输出和共管中国的恶毒阴谋。四国银行团就是准备执行这个阴谋的联合机构。

帝国主义一贯仇视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仅仅承认北京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它们所希望的中国统一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以衰朽力量消灭革命力量。这种统一，以前北京政府采取武力政策从来没有办到过，帝国主义教导他们改用和平欺骗的方法来进行，当然也是办不到的。这个时期，不但南北不能统一，北方本身也不能统一。而在北京政府所统治的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增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政府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一个无用工具，这就是帝国主义企图采取直接行动，加强军事镇压，并将共管中国推进到露骨化的根本原因。

北京政府从来就是指望帝国主义给以财政支援，指望大借外债以供军阀政客们朋比分肥和发动大规模内战之用的。由于对内统一无望，对外借款不能到手，曹锟上台后，北京政府面临着财政破产的严重危机。在此以前，法国曾提出所谓金法郎案，要求中国按照金价偿还法国的庚子赔款，由于这个问题未解决，法国便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并扣留盐余达300余万元以要挟北京政府(从1923年5月到10月)。曹锟上台后，不仅急于要收回法国所扣留的盐余，而且希望法国迅速批准九国公约，以便邀请有关各国在北京举行特别关税会议，实现二五加税，使北京政府能够增加一笔收入。他借口此案已由前任外交总长同意，成案不可推翻，拟再提请国会复议予以通过。

关于金法郎案，法国政府对中国驻法公使陈录百般威吓，声称如不迅速予以承认，法国不但拒绝批准九国公约，还将考虑变更对待北京政府的态度。法国公使傅乐猷经常到外交部大吵大闹，准备命令现已改归法国管辖的道胜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一道扣留盐余，并拟联合有关各国扣留全部盐余。北京政府曾经下令取消汇理银行保管盐余的权力，改由汇丰、道胜、正金三家银行合并保管，这道命令却被帝国主义所掌握的盐务稽核所拒绝接受，无法执行。

兹将金法郎案交涉过程，缕述如下：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一两白银。

签约时，白银与各国货币的原有比价，其中海关银一两等于375法郎。不久银价不断下跌，如按银价付款，当不足当时折合的外币总数。若按当时折合的外币数付款，如果银价不回升，那么等39年赔款付清时，中国实际付出的白银远不止45亿两。

1905年7月2日，中国与侵略者就庚子赔款偿付方法的换文，提出了三种付款方法，供他们选择：按伦敦银价，用银付还；用期票付还；用电汇付还。当时法、英、美、比、意、荷等国，择定按各国本国货币用电汇付款，并表示在付清赔款之前，不更改付款方式。

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协约国同意中国缓付庚款。尔后德奥战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此三国庚款均告取消。

欧战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一法郎只值现金1/3。法郎贬值是法国内部的事，与中国渺不相涉。按1905年换文规定之汇兑法，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偿付法国之庚款。但是，侵略成性的法帝国主义，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就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原来，1912年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名义上由中、法合办，实际上是法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金融机构。中国少数为虎作伥的官僚买办，如王克敏、周自齐等，也在该行存有巨款。1921年7月，因法郎暴跌，该行之巴黎总行以及京、津、沪、汉和香港分行，先后倒闭。

法国步美国后尘提出放弃庚款后，1922年1月11日，北京政府派王克敏赴法，交涉退款用途。是年7月，中、法签订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协定，法国又指定退还之庚款，大部分用之于改组该行，小部分用之于教育、慈善等事业。由于法帝国主义与中国官僚买办相互勾结，恢复该行与退还庚款这两件本来无关的事情，就纠缠在一起了。

法国乘向中国发出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照会之机，偷换概念，将庚款之法郎说成是金法郎。法国根本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如果照金法郎偿付，中国将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紧随法国之后，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消息传出，举国一致反对法国的无理要求，北京政府迫于舆论，遂于12月26日据理驳复美、法、比等国。

1923年2月7日，法使傅乐猷到财政、外交两部交涉，继续要求按金法郎偿付庚款，并限中国于2月10日前答复，否则将取消中法实业银行协定。内阁总理张绍曾大为惊慌。9日，内阁通过此案。10日，新任外长黄郛1923年2月3日，原外长施肇基免职，同日令黄郛署理。照会法使傅乐猷，承认以金法郎偿付庚款。27日，英、法、美、比、意、荷、日、西八国公使，联名照会外交部，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

张内阁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此时，津、保政客正在布置政变倒黎，在他们的策动下，国会于2月13日咨达北京政府，此案在未经提交国会审议以前，不能认为有效，并致电法国国会否认此案。5月9日，张绍曾内阁将此案提交国会，未获解决。6月13日倒黎政变发生后，津、保政客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却又打算承认金法郎案，以便张罗贿选经费。以上情况说明，津、保政客以前反对金法郎案，不过是借题发挥，用以打击其政敌，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便又“出尔反尔”了。

1923年11月5日，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国公使联合照会外交部，催促以金法郎偿付法国赔款。10日，法、葡两国公使又联合要挟北京政府，限于13日以前承认此案。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12日曹锟又一次任命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以代张弧由于全国各方面一致反对金法郎案，顾维钧不敢签字，8月14日王克敏辞去财政总长。10月3日此案被众议院否决。，打算用“飞过海”的办法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金法郎案秘密谈判的消息流传不久，汇理银行忽将所扣盐余交还了一部分，人们不难看出：法国公使与北京政府之间似乎已经取得默契，此案将以承认而告解决。这个时候，国会议长吴景濂因为争夺内阁总理，与高凌霨(曹锟于10月12日派高代理内阁总理)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国会议员也因曹锟对他们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态度，甚至求一见而不可得，大家愤愤不平，因此利用金法郎案打击高代阁，纷纷提出质问。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吵，并且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厉地发出反对的呼声，12月28日，北京政府被迫将驳斥金法郎案的照会分致有关各国。照会大意说，根据辛丑和约第六项，“用金”系指金币而非生金，不得视为金款债务。双方既经协定以电汇为付款办法，则汇兑率之涨落，虽暂时与此国或彼国有所不利，在实际上究不能视为舍去该国货币而改付现金之理由。且付款十余年来，金银兑价时有涨落，各国逐年按月收受各该国国币所规定之数目，并无异议，对于法国自未便破例办理。

1924年2月4日，代理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建议将此案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判，法国公使对此坚决反对。8日，八国公使根据法国公使所拟文稿，联合提出驳复外交部的照会。3月1日，法国公使单独提出更强硬的照会，竟以下旗回国恫吓北京政府。美、荷两国公使做好做歹地劝告顾维钧迅速承认金法郎案，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对中国有所不利。在这些情况下，曹锟一面打密电指使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承认金法郎案为北京政府撑腰，一面打算又一次收买国会议员通过此案。但是，各省直系军阀慑于人民的巨大力量，都不肯代人受过，曹锟也就不敢一意孤行。5月16日，有人送木匣礼物给顾维钧，里面装置炸弹，开匣时炸弹爆炸，当场死伤数人。从此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前面说过，由于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特别关税会议无法召开。此时各国不仅不肯提供借款，反向北京政府讨索到期外债，截至1923年10月止，各国扣留关余已达1000万元以上(用以偿还到期借款)，加以各省军阀气势汹汹地讨索欠饷，逼得北京政府走投无路。1924年3月10日，北京政府终于不得不向八国公使提出照会：“根据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原定俟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择定地点，定期召集特别关税会议，议定撤除厘金，增加二五附加税，各种奢侈品亦均增加税率。至今已届两载，各签约国尚未完全批准该约，以致特别会议不能如期召集，中国财政上种种计划无法进行。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提议先行召集预备会议，为将来特别会议之准备。”此项建议，目的在于打破关税特别会议不能召开的僵局，从预备会议上提出以二五加税抵借外债的要求。当天下午外交团开会讨论，英、日两国公使大体上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都附有条件，英国希望指定二五加税为外债的担保品，日本所关心的是以这笔税收优先偿还没有担保品的外债(如西原借款等)。法国公使则坚称金法郎案如不解决，法国断然不同意召开任何性质的关税会议。3月31日，法国首先以不同意的照会回答北京政府。随后英国公使表示，九国公约必须参加国全体签字才能生效，法国既然不同意召开关税预备会议，英国也就未便单独作出决定。此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登台，新任首相麦克唐纳认为中国兵多“匪”多，财政破产，内战不停，外债无力偿还，国会信用扫地，已经形成了每况愈下的一种趋势，建议由各国组织调查委员会到中国调查一切情况，然后决定所应采取的对华方针。意大利政府则屡次向各国建议推翻九国公约，改变对华方针。到6月中旬，八国公使先后答复北京政府，一致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的建议。

这些年来，中国人民所看到的都是些面貌狰狞的帝国主义，从“十月革命”以后，才看到了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国家。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对东方各国所取得的一切特权的宣言，1919年7月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归还租界并废止中俄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先后派优林、越飞等为代表到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公然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又一次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并派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苏联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它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9月2日，加拉罕到北京时，北京各团体代表千余人主动地到车站迎接。8日，北京学联和30多个学校的代表在中央公园举行盛会招待。10日，北京高等以上八校全体教职员也开会表示欢迎。加拉罕在参加冯玉祥的招待宴会中风趣地说：“冯将军现在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果冯将军仅仅担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一工作就未免太轻松了，因为苏联是绝对不会侵犯中国边境的。”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负责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承认苏联，帝国主义不可能再联合起来干涉中苏谈判。但是日、美两国仍然多方从中作梗，致使已经取得一致的中苏协定，1924年3月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改由外交部接办。随后，在全国进步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外交总长顾维钧不得不于5月31日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定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条，并且发出了正式承认苏联的照会。在协定中，苏联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放弃租界、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以及与第三国所订足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协定等。

但是，中苏协定成立后，公使团(帝国主义集团)强词夺理地硬说苏联不能继承帝俄政府的权力，拒绝将帝俄使馆交还苏联代表。随后它们知道这种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便又采取延宕手段。6月11日，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苏联必须派有正式使节来华，向公使团提出正式手续，才能考虑交还使馆的问题。此外，关于中苏两国使节级别的问题，又引起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场纷扰。苏联在各国的使节都是大使级，在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根据外交惯例，如果驻在国只有一个大使，这个大使就是外交团的当然领袖。以苏联大使代表各国，这又是各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本、美国纷纷打算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这里却又遇到一个新的矛盾：它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大使为外交团领袖，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在中国这样一个“劣等”国家设置地位“崇高”的大使，公使团开会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在中国未偿还一切到期外债和解决与各国间的一切悬案以前，不能考虑使节升格的问题。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毕竟想出了一个坏主意，8月2日公使团作出决议，领袖公使以公使中年龄最长者担任，这样，就成为“论齿而不论爵”，而把大使领衔的国际通例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