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评价，将永远是一个变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将有全然不同的结论。以后的事且不论，则从以前看，就有过“四个伟大”、“三七开”等等不同说法。但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可改变的。曹操曾经毫不在意地说：不流芳千古，就遗臭万年！他相信他有不朽的历史地位，至于世人怎么评说，他是不管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曹操的野心要大得多，但在“留名”这一点上，却不及曹操的心胸，他很在意人们会怎么看他。他的晚年，其实是为这一目的而全力抗争的。
人们可惜毛泽东晚节不保，说如果他像朱德那样，功成身退，把天下交给刘少奇去管理，就将不但有利于中国发展，他也可以促保全他的美名，不至因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等等错误而削弱他的建国伟绩。这说法未尝不对，“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一种处世之道。然而这却不适用于毛泽东。以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稔程度，他是深通此理的，但他却做不到。他曾在六十年代初退隐了几年，回老家韶山看看，到井冈山等故地转转，放松了一段时间，但马上，毛泽东就体会到失去权力与远离政治中心的痛苦了，他不容忍就这么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于是，他投入极大的干劲，努力重返政治中心，并在后来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入世态度与主宰一切的性格，他是断不肯把国家拱手交给别人，自己退居二线的。他要君临天下，他要自己做主，他要以他心目中的美好理想来重新安排人世秩序，并为此与所有阻碍他的力量抗争！这是毛泽东的性格，这是毛泽东的意志。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成败，都与他这种强大的性格力量与意志力量紧密相连。
毛泽东在早年就有打天下的豪情壮志，他最早的词里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宏大的话语。他在长沙读师范的时候，自费到乡下考查，也表现出了过人的雄心。他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一生都不把普通人会在意的小节与日常生活内容放在心里。这是毛泽东迥异与常人之处。想想看，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关注诸如：自己的仪表啦，稳定的生活啦，富裕程度啦，健康啦，家庭幸福及亲友之情啦……等等问题，而毛泽东却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二十多岁的毛泽东，娶了大学著名教授的女儿，美丽而贤惠，生下了三个儿子。对普通农家子弟而言，有了这般绝对是喜出望外的美满家庭生活，应该是好好享受幸福的好日子了。而毛泽东则毅然抛弃这一切，跑到井冈山去打游击，去过草寇的生活。结果是妻子被杀，几个儿子流离失所。如果以今天人们的生活原则来看，这简直不可理喻！丢掉如此的妻子，弃置自己的三个儿子，亲生骨肉啊！-----怎能忍得下！？……而我们，在毛泽东留下来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作为一个正常的丈夫、父亲，对此内心痛苦的感受。只有将自己的宏大理想看得至高无尚的人，才可能割舍得掉这种对常人而言的人生巨痛。（历史上，我们也只记得刘邦曾经在被项羽追得极了，不管不顾地将自己的孩子往车下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真的具有“神性”的一面，因为他颇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食五谷杂粮，想人生琐事，差不多是人们回避不开的。毛泽东则天然地与这些内容拉开了距离。他的心里，由于装下了整个中国，反而容不下生活的细微末节了。
读读毛泽东的诗词，处处都流露着这般豪气。回望历史，他纵论千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放眼当世，他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甚至把整个地球都看扁了，欲在“小小寰球”中，“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高歌“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
这心胸，岂是见天介在凡俗生活中摸爬滚打的人，能慢慢长出来的？
有了这心胸，才有任啥也压不倒的勇气和力量。
所以，毛泽东雄视天下之态，可谓是近代以来第一人。相比之下，袁世凯称帝，纯粹属于发疯，是欲令智昏。连蒋介石，也顶多算“诸侯之长”，能称霸一时，割地为王而已。
要说林彪也是一世英豪了，井冈山时，面对“十来个人来，七八条枪”的土匪啸聚式局面，也不免迷惘怀疑。“红旗到底打多久？”他道出的是几乎除毛泽东之外所有人的困惑。毛泽东则微微一笑，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给林彪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长征可说是中央红军的一次“胜利大逃亡”，统观长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红军是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并无长期决策与部署，只一股劲地朝着偏远、荒僻的地方逃，往国民党统治薄弱、军力难以达到的地方逃。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基本上都是非人生存的地方。整个过程，都是没有预定目标的，逃到哪儿算哪儿。最后是在刚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偶然在一张国民党的旧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剿共的消息中得知，在陕北那个叫延安的地方，有一股共产党势力。于是毛泽东见机行事，制定了延安会师的计划，当时他打出的口号叫做：“北上抗日”。抵达延安时，这支长征的队伍，已经从出发时的三十余万，只剩了现在的二、三万人，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样惨重的损失面前，正常人恐怕都不免深有遭受重创之感。但毛泽东的反应是如何的呢？请读读他热情洋溢的《长征》一文，他兴奋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他在《七律•长征》中写出了他的胜利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毛泽东不凡的乐观精神，而在于他所具有的乐观，并非单纯的自我激励，却是来自于他实实在在的信心，来自于他真正感到了的胜利的快乐！这是最异乎常人的地方。以当时所面临的事实与处境面前，但凡神志正常的人，都会或重或轻地有一种挫折感。唯独毛泽东，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这喜悦，不是58年大跃进时的瞎吹狂喊，而是他遥遥预见了胜利曙光之后，发自心底的快乐！仅从这一事件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独特的性格。
纵观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一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在共产党还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之时，毛泽东作为割据一方的势力，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压迫力量，处境一直是极为困难的。与国民党的几次较量，也可以说屡屡受挫。甚至曾被赶出大本营延安，毛泽东也依旧谈笑风生，取了个“李得胜”（谐音：理应得胜）的名字，干脆放弃延安，将共产党的发展战略直接向全国部署，反而越战越强了。这就像高明的棋手，面对一盘棋，早已心中有决胜的把握，丢上几个车马炮，可以毫不在意。
毛泽东的特点就在这里：他的眼光，从来都是战略的，而非战术的。他的高瞻远瞩能力，是他所在的时代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从来都不把一时一事的得失放在心上。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完完全全迥异于一般的人。因为人们都是生活在具体事件之中，没有超常的心胸，将无法摆脱具体事务对个人的羁绊。具体性生存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状况，人因此而不得不匍伏在大地之上。人由此不能拥有天神的视角与能力。正如老子所言：“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吾若无身，吾何患？”毛泽东恰恰是“有身”，而不为“身”所“累”的人。不为身所累，所以他就超越了。
他一生，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不在乎住什么样的房子，不在乎有多少财产，甚至不太在乎自己的妻小（与常人相比）。他个人的风度，也是一种天然本色的风格。不考虑举手投足在他人眼里会如何。即使在大厅广众之中，他也决不会刻意地表现什么领袖风度。他就是他自己，该怎样，就怎样，想怎样，就怎样。什么礼仪规范，他全不在乎。后来饰演毛泽东的演员们，都表演不好毛泽东，不但神似做不到，连形似也不能差强人意。问题就在，毛泽东是坦然自若的，而他们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从一开始，就是两辙了。
毛泽东的性格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反抗性，是不甘被束缚。对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对社会制度的反抗，对所有外来干预的反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不满足于父亲对他的压制，以激烈地反抗终于让父亲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限制住的人，从而摆脱了严厉的父亲。
他在北大，当一个每月只有八、九个大洋的图书馆小工，想跟前来借书的胡适攀谈几句，被胡适冷漠地回绝了。他意识到与其在这里穷困地半工半读，很难有出头之日。不如回去直接干起来，边干边学。用他后来的话来说，叫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他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读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文化方面的书。这些书，让他对传统的农业中国的认识极其深刻，也极大地有助于他建立新中国过程中制定一系列合乎国情的战略方案。
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决定他尽管可以做一个强硬的领袖，却永远不会成为贪君。从他打天下的初衷来看，他是渴望建立一个让中国穷人永远摆脱苦难的农民式的理想国。他要改变世界，让世界按照他的美好蓝图来重建，从此，天下永定，中国永远太平，而他自己，也就满足于这样一个“为万世开太平”的缔造者的身份了。
这些美好的理想，决定了他性格中浪漫的一面。他的诗词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这里就不举例来谈了，只要是稍稍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在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深谙诗词文艺的亡国之君，但绝少诗人开国者。曹操一世英雄文武全才，但他临死也没敢称帝——虽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文人，往往因多情而变得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能像王安石那样有辅弼之才，就不错了。大多数，还是李煜式的以倾国倾城为代价换得诗名者。（顺便说一句，李煜之词流传极广，跟他“垂泪对宫娥”这种诗词所表达的人之常情感有极大关系，李煜始终是文弱书生式人物，跟普通人很接近）。在中国的帝王中，甚至像早年颇有作为的李隆基，大业已定之后，在诗里留连的也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让诗词成为他声色生活的点缀。唯毛泽东，以其诗词表达其冲天豪情，挥洒自若，横扫诗坛。
毛泽东本质上男权意识相当浓厚，他一生绝少沉缅于与女性的感情纠葛之中。他的诗词中，属于纯粹的爱情诗几乎是没有的。即使有一两首感情色彩浓一些的，也缺少对异性之爱的色彩。他早年的《贺新郎》，是以妻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来写的，充满“友谊加革命”的味道；后来的《蝶恋花》，则是缅怀性的，将亡妻幻化为女神来表现。而既然是女神了，就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了，没有夫妻特色了。（比较苏轼的《江城子》“别来生死两茫茫”一首，可见差别）。
毛泽东是赞成妇女解放的，不过，他的所谓“解放”的意义是：让女人成为男人一样的人。也就是说，当“女人”等同于“男人”之后，在这个基础上，男女达到平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女性作为女性而存在的特殊意义）。他那首《七绝》就很典型：“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妆爱武装。”
从毛泽东的几次婚姻中，可以看到他对选择配偶的追求变化。他最初拒绝了父亲为他指定的罗氏媳妇，这表现了他反抗压制、追求婚姻自主的态度。他第一个夫人杨开慧，是大家闺秀，大教授的女儿，美貌聪敏，只有十八九岁，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新女性。可以说，这样的女性，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男性的追求目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未婚男性择偶的标准性对象。
婚后，杨开慧很快生了三个儿子，一下子从一个浪漫天真的女孩子，成了三个小孩子的母亲，杨开慧是不容易适应的。而毛泽东是个家庭拴不住的人，他必须走向社会，去干一番大事业。这时，杨开慧与毛泽东之间，就产生了磨擦。毛泽东在去武汉参加共产党会议的时候，杨开慧甚至将最小的孩子塞在毛泽东的怀里，要他带着孩子走。以毛泽东的性格，对所有的强迫都是不能接受的，他拂袖而去了。此后，他很快就参加“秋收起义”，然后上了井冈山，永远离开了杨开慧。到了井冈山后，他很快与井冈山年轻干练的女头领贺子珍同居了。这个婚姻，除去政治因素不说，也是毛泽东自己对原有追求婚姻伴侣目标的一次“拔乱反正”，他厌倦了温柔可亲型的美女，他需要相反的豪放野性的女性。在他们同居差不多一年之后，已经开始有了他与贺子珍之间第一孩子的时候，杨开慧在长沙，因拒绝签下与毛泽东离婚的文件而被枪杀。
与贺子珍的结婚之后，他才发现，豪放型女人蛮悍难驭，另有一番让人头痛之处。真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且以贺子珍之粗鄙，无法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更不能领会他的诗情与文才。他们的婚姻，终于以贺子珍的持枪相向，直接危及到毛泽东自己的性命，而在延安走到尽头。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江青，江青已逾25岁，比当初的杨开慧和贺子珍都成熟，而且江青阅历丰富，经过大场面，有文化，有才华，文雅大方，又在早年的经历中懂得了男性。 对毛泽东的理解深度也是其毛泽东所接触的其他女性所做不到的。这是毛泽东执意再纳江青的原因（插一点小说明：毛泽东并未与贺子珍正式离婚，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是以照顾生活——即生活秘书的名义，这样，江青身份的称呼，就很成问题。叫“夫人”、“妻子”都不行，毛泽东为此而特意创出了一个新名词：“爱人”。毛泽东用这个词替江青绕开了身份的难题。从此，“爱人”一词，开始流行，从上到下，逐渐地都称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为“爱人”，其出处，缘此）。应该说，在杨开慧与贺子珍之后，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还是质量最高的。江青早年是谦和明理的好内助，这与她晚年从政后，因野心增长而变得相当跋扈是不同的。江青从政，基本上是因文革而起。是毛泽东将江青推到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一在批老干部，他的猜忌之心发展到顶点，他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人，都觉得不堪信任，心里话只好向江青讲了。这时，他写了非常一封重要的给江青的信，说他当时住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韶山“滴水洞”），他把他内心很多复杂的思想与坚定的意志，都向江青倾诉了。
然而江青永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她完全不懂得韬略之术，锋芒毕露，惹人反感。此时毛泽东想再让江青回到后院已经不可能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住了。毛泽东还是爱护江青的，他晚年批评江青不要野心太大，不要到处插手，出发点都是爱护与告诫。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百年之后，江青失祜，必然要完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江青：“我死之后，你要倒霉”。他看到江青与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所形成的小团体“四人帮”，料定对江青必成后患，劝江青不要拉山头。以毛泽东的政治远见与敏感，他深知，王洪文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姚和张都不过是书生，江青不通政治，绝对成不了事。但这时候，江青已经不肯依毛泽东的指挥棒而退场了。江青不听话，他也无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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