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贺子珍

    1909年9月的一天，在江西省永新县城南门街的“海天春”茶馆里，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哇哇降生了。此时正值秋日明朗、桂花飘香的季节，喜悦的父母决定给这个俊俏的女儿起个美好的名字———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小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
    桂圆小时候家境富足，生活安定，因为祖父留给他们相当可观的家产。但是好景不长，父亲贺焕文很快被撤去安福县县长职务，回到永新县，在县衙里担任专门为打官司的人写状纸的刑门师爷。到桂圆4岁那年，父亲因一场官司受到牵连，被关入“牢”。为了赎他出狱，家人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从此家道中落。
    但是，父母还是送桂圆进了学堂。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她同毛泽东结婚，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却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红军总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从此，贺子珍这个名字便沿用下来。

    贺子珍很快长成为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她秉承了母亲娇好的面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红润，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的眉毛两端微挑，像用淡墨画的，一双丹凤眼明亮照人，整个身姿及鼻梁、嘴唇，无不透出匀称的秀丽。而且气质甚佳，既无阔家小姐的矜持娇气，又无大家闺秀的羞涩腼腆。当她高兴时，开怀大笑，容光焕发，更是动人，呈现出一种古典美而又不乏现代气息的风韵，当时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貌似文弱，性格却极坚强、开朗、豁达。她从小就喜欢听英雄好汉打抱不平、杀富济贫的故事，还爱看武侠小说，并常常为此废寝忘食。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便深深刻下了替天行道、周济穷人的思想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共产主义学说等新问题又深深吸引了贺子珍，她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主动交结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领导班上的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在斗争实践中，贺子珍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了认识，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她家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成员。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贺子珍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她参加了中共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北伐军从湖南茶陵经江西莲花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接受党的指派，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成为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成为永新县工农运动领导人之一，那时她才16岁。贺子珍以她秀丽超群的容貌和文武双全的才干，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因而闻名全县，妇孺皆知。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这年的7月，永新的一豪绅买通几支土匪武装袭击县城，县委、县农协及80多名党员猝不及防，尽落敌手，贺敏学也被捕入狱。共产党员、宁冈县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获知后连夜联络好友王佐，指挥所部经过半天激战，攻夺了城池，救出了这批同志。不久，永新县就遭到湖南和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袁文才虑及永新的反动势力过大，革命力量难以立足，便邀请永新的同志到宁冈去住上一段时间。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惟一的一位妇女，也是上山人员中惟一的女性。所以，袁文才对她格外照顾，安排她住在自己家附近的谢兆瑞家里。从此，贺子珍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的余部，来到井冈山下的宁冈古城。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等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约定会见的地点在步云山那座像庙宇一样大的房子里。那天，袁文才、王佐与住在山上的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一早就来到步云山，准备迎接毛泽东。贺子珍作为井冈山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也随着欢迎的队伍来到这里。那时她刚得过一场疟疾，大病初愈，身体有些虚弱，显得有些憔悴，但仍不失往日的风韵。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衣着很不整齐，有穿国民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灰布中山装，也很破旧了，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脖子上也带了一条作为他们队伍识别标志的红领带。毛泽东那时十分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很黑，神色有点疲劳，但眼睛还很有神。因为长途行军脚被磨伤，化脓了，走起路来显得有点别扭。
    毛泽东走在最前面，兴奋地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把跟在身后的战友一一介绍给了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也同样将前来迎接的山上要人逐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个人握手问好。当毛泽东见到贺子珍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这样一位年轻俊秀的姑娘。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介绍到。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也大笑了起来：“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
    此时的贺子珍却满脸胀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见状，赶紧迎上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便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初识。

    在工作中，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善于鼓动人心，还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一手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尤其使毛泽东钦羡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洋溢着一股泼辣利落的劲头，而坐下来则是一个温柔娴静的姑娘。无疑，这种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使他喜欢接近她。而贺子珍呢？自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想不通，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时，总喜欢去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帮助出出主意。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帮助也是十分热心和真诚的。在这些接触中，贺子珍的感情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每当来到他身边时，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了毛泽东的帮助和指点，她就觉得自己变得成熟多了。她希望能永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沟通他们之间感情的是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共同的革命追求，而不是金钱和物质。就是在他们结婚时，也没互赠贵重的纪念品。贺子珍只是送给毛泽东一只多用挎包，这个挎包是贺子珍用了12天的时间日夜为毛泽东特别缝制的，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贺子珍的心灵手巧和善解人意，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这个挎包成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纯真感情的见证，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这个挎包跟随毛泽东爬山涉水，形影不离。毛泽东酷爱书法，贺子珍也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切磋书法技艺成了他们沟通感情的重要媒介，成为他们感情世界中一种美好的追求和享受，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寄托。

    本来，夫妻间的误会是难免的，只要双方坦开心扉，把事情解释清楚，误会是可以冰释的。可贺子珍却不，她性格太内向、太倔强，她把痛苦埋在心里，以至陷入无法解脱的地步。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了很多，她想了自己的身体，那些该死的弹片，经常使她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她多么想把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想到上海去取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便极力挽留。他明白，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于是就充满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却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我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这番话也的确充满了丰富、深沉的情感。他接下来说：“我现在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长期的战争生活，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在她温柔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坚强的心。她拒绝了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呼唤！
    她还是走了，一个人走了！

    1959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见了一面，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20多年来盼望的相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大喜变成大悲，使贺子珍的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她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上的起落和折磨，她又一次病倒了。此后贺子珍的情绪一直显得抑郁，心情沉重。
    1984年4月26日，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走完了她一生坎坷不平的路，享年75岁。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