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五千年，堂堂大中国，国粹自然是不少的。如果我说喜欢搞屠杀才是中国真正的国粹，希望你手下留情，不要把我当祭品来完成这个伟大国粹的证明，因为我的脑袋毕竟不是让你拿来切了可以再生的韭菜。我虽对现今强势者把鲁迅奉为不可批评的神祗、不容非难的权威，一向是反感的，但对迅翁说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吃人，还是相当佩服的，因为这算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拿住了中国历史的七寸，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底细。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形成里本来就把杀人，包括强权者搞大屠杀，当作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制度设计来让人们潜移默化的遵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肉弱强食的、赤裸裸的生物博弈。从升斗小民、斗宵小民、市井细民、一介草民的称呼里，已然透露出老百姓蝼蚁一样的微贱下场，遑论有何尊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最不值钱的便是大众的个体生命。以至到了现代社会，还有这样视人命为儿戏的领导人，说什么“中国死三亿，还有一半的人口，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便是中国残酷的现实。建立在对大众个体生命的蔑视之上的文化和制度设计，当底层的人完全无法活命的时候，就会常常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向强权者挑战的博弈武器，来个鱼死网破，这便是中国史学研究者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

　　
　　中国为什么喜欢杀人？

　　
　　平日读中国历史，注意到人命微贱不如蝼蚁的事实，总是令人废书浩叹。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非制度学派至高无上的推崇者，但掩卷长思，认真比对，的确深感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以及文化中对等级制度的崇奉，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中国成为世界人权重灾区的根本原因。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是免不了血腥剿灭的大屠杀的，同时因战乱而带来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死尸枕籍，即便是同一朝代之间的皇帝更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代皇帝对父皇的相关宠幸人物，也是免不了屠戮杖打、流放贬谪的，由此也难免伤及不少无辜。要言之，无论是开国之君、中兴之主，还是守成之君，大多脱不了某些共同之处，即残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独断、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作为专制制度这个金字塔式制度的最高体现者，皇帝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志，从他身上无疑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缩影。
　　
　　一般说来，无论是古代的皇权专制还是现代的一党独裁，几千年中国政治的核心便是流血政治，流血政治的核心便是用“二杆子”起家。川人所谓“二杆子”，指莽撞、鲁莽、技艺不精的半吊子，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这些技艺不精的二吊子便统治了几千年，四川人常用的“二杆子”实在是我总结出的中国历代政治统治术之“二杆子”的绝妙比喻。而我所指的“二杆子”便是指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于征服和治理天下者，真是缺一不可。笔杆子颠倒黑白、为我所用的功夫，实在是征服天下和牧民治国最需要的招数。从习纵横之术、勾距之术的谋士说客，运筹帷幄、传檄而天下定的军师，到独尊儒术、愚民洗脑的辅臣，无不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和专制制度的要求，用笔杆子来精神上实施“杀人之术”，从而达到为人主所用，使愚民黔首俯首贴耳，至于那些剩下一些不大顺从的反对派，则会用尽各种方法，或隐蔽或公开地让他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谋反窃国之始、逐鹿中原之时，从鱼腹藏书以及各种各样的装神弄鬼，到大言欺世的讨伐文章，都是为了自己争霸天下造势，为自己谋反找到可以煽惑人心的支撑点。因为一朝一代是一姓的私产，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是一朝一姓之天下，但刻酷的皇帝在谋臣的牧民之术的教导下，是绝对不会把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拿来当作号召人民臣服的理由的，它必然敷上一层道德膏药——即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不折不扣的正统继承者，是中国最高道德的化身，哪怕残酷歹毒到极点，他也是以德治国的。如此一来，便把血腥得天下，残酷治天下的事实“圣化”了。这种“圣化”功夫便是历来谋臣宰辅爱帮主治搞些“以德治国”的正统论。
　　
　　正统论主宰着中国人的历史视野以及政治判断，以至许多令人敬仰的大学者频频迷失在正统论的泥坑里而不自知。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尊刘抑曹，其尊刘氏为正统的满腔热忱，溢诸纸墨，露骨至极，开后世各种民间文艺里曹操阴险狡诈、篡谋刘氏正统之先河。从《春秋》序主宾、明正闰起，中国关于正统的议论，以及对正统尊奉的言论，可谓史不绝书。当今史学重镇饶宗颐先生为时五年，“淹贯乙部，旁通别集”，搜罗殆尽，成史论和史料都为一集，洋洋大观，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而赞同正统于朝代更替之更要者，不知凡几。这说明正统论作为一种史不绝书的洗脑手段，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不用怀疑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古代有多么伟大的市场。这也就变向证明了，古代的笔杆子们在帮助皇帝夺取天下，洗去人们仅有的一点怀疑精神方面，做得是多么到位。这就反证了皇帝及其所属的专制制度对笔杆子的倚重程度。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正统也者，无非是“成王败寇”的俗烂翻版而已。但在旧时，连史学巨擘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脱不了对正统的迷信和维护之中，倒是为了篡谋秦政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要赤裸而深刻些。
　　
　　笔杆子虽然重要，但只靠纸上呐喊和口水功夫，毕竟不能解决嗜血成性、尚武争胜的对手，因为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因为你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和随机应变的谋略后，才能达到的上佳境界，非寻常人物和普通的实力，所能够梦见。所以中国从来都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用主义哲学，而开国之君便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不折不扣的实践者，泛览古今中国历史，概莫例外。如果争天下时用“笔杆子”，是要假借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来麻痹老百姓、号召跟随者、打击敌对势力，那么“枪杆子”则是图霸业之必须的利器，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问鼎中原，雄霸天下，绝对是痴人说梦。因此不择一切手段以争得天下——像宋襄公一样的妇人之仁是被千百年来“还看今朝”的皇帝嘲笑的对象——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赚得自己的江山，便成了创业之主的共同爱好。一旦问鼎成功，即有谋臣贡献“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样就把枪杆子和笔杆子彼此之间不同但互相弥补的功效，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驭民之术，固然洋洋大观，但核心的方法无非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枪杆子是实力的体现，哪怕你是个十足的流氓——事实上中国历史由流氓而皇帝者不乏其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谋臣和史家也要把你当作正统来供奉，并且不惜一切力量来保卫你异于常人的高贵性。枪杆子固是实力的体现和政权稳定之保证，但枪杆子带有相当的后锉力，用不好，便会丧及自身，因此“杯酒释兵权”、“狡兔死、走狗烹、良弓藏”这样的事件屡屡上演不衰。不特如此，持枪者必须经御用之笔杆子，将脑袋洗得干干净净——发展到现在便是党指挥枪，而非军队国家化——以便毫无二心地效忠皇帝所把持之政权。笔杆子的伟力及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决定枪杆子的方向，刚才对准张三的枪口，可以经过洗脑，完全调转头来对准李四。笔杆子洗脑的最高境界便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军队，正所谓传檄而天下定。古代的正统论、真命天子，现代的“一切为了人民”，都是洗脑的惯用伎俩，有绝顶的煽惑功用，屡试不爽。可见在不择手段时，不必事事都搞什么劳什子创新。
　　
　　不过，千万不要认为笔杆子就会使枪杆子俯首听命，关键在人主对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关系的巧妙运用。有强大枪杆子作为国家统治的机器，不愁笔杆子不听话地写那些洗尽天下苍生脑的谀主文章。收拾笔杆子的方式，像贾谊一样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听苍生听鬼神”，就算对笔杆子最温柔的处理手段了，只不过对你冷淡了点而已，看来没什么必要呼天抢地。最为厉害的收拾，便是捕风捉影地搞“文字狱”了。三千年文祸，为害之惨烈，绝非言语所能尽述。司马迁之遭宫刑，去掉大势，只是其显例而已。而至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的康雍乾时代，文祸更为酷密。号称“十全老人” 的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口头上提倡“胖子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其所兴文字狱实在是前无古人，持续40年的文字狱，冤案130起，由此屠杀大量无辜平民百姓，就连说胡话的疯子也不放过。正因如此，才有靠笔杆子纪晓岚等编《四库全书》以毁中国文化的“壮举”，而笔杆子若不从，则有杀、关、杖、流等手段惩治你，没有谁不惧怕三分。如此一来，笔杆子只好反过来对专制独裁者利用枪杆子而采用的酷刑，造成的人间灾难，阿谀歌颂、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美化其文治武功，便形成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血腥结合，从而达到奴役民众、损害人权，使专制制度得以长期以各种方式像幽灵一样，逡巡漫延在广大的中国，至今不散而为害甚烈。
　　
　　枪杆子消灭肉体，笔杆子杀人精神，这便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两大核心武器，也是任何自称正统实则只不过游民甚至是流氓，借以起家谋反，获得天下，进而“高贵”起来的皇帝，必须的两大利器，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里——皇权专制和一党专制——都是屡见不鲜的招数。不特如此，这种经流血而非选票更替的政治，是天然的杀人温床，并且是产生杀人魔王的无边土壤。正因如此，我敢肯定地说，中国是个杀人的国度，而且杀人上瘾的人不在少数，只要他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流氓领袖的经典课程

　　
　　中国几千年来，几乎无年无灾荒，以至于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清代学者秦蕙田一语中的地指出“名为备荒，实则加赋而已！”（《五礼通考》。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灾后补救政策不外乎安辑、蠲除、放贷、节约。繁役时加，不知存恤。我们从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里不难侦知中国生计之艰，灾难危难之频，苛捐杂税之繁、历代为官者之酷，实是促成中国几千年来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之中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切无不原于皇权天下和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所带来的灾难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一个朝代一旦气数将尽，就像一位病人百病缠身，纷至沓来的亡国之事齐聚一起，以至我们很难完全知晓压垮一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究竟是哪一根？以大屠杀开启朝代之始的朱明王朝，到了崇祯一朝实在是内外交困：边患四起尤其是满族人在关外的崛起，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吏治腐败、宦祸公行已使明朝不堪重负；民生凋敝、饿殍载道，使明朝成一堆洒上油的干柴。既有大面积一点即燃的干柴垛，那么中国从来都不缺点柴人，这些点柴人中最著名的便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无业游民或者下层地痞。说来也是，一个政府一个朝代让老百姓穷到一无所有，生存无方，只有拿命来最后一搏。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拿最后的本钱——生命来一次大赌博。如此一来，陈胜、吴广之徒、李自成、张献忠之辈便代不乏人，虽然我不赞成暴力革命，但这也是他们求得自存的生存权之唯一办法和方式，因为强势者不愿意拿出诚意和具体行动来对弱势者，进行适当的补尝。而强势者自古及今都有一个错误判断便是弱势者不成气候，在与他们的对垒和抗争中没有议价和叫板能力，因为强势者很少考虑弱势者亮出最后一张赌搏的底牌：生命，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由此一来，社会动荡、改朝换代之频繁、各种流氓皇帝轮番表演，史不绝载，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吃完榆树皮，接着便是人相食的地步，正是陕西的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灭亡明朝最厉害的主角——李自成、张献忠等悉数登场。
　　
　　从“摇黄十三家”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是从陕西起事，而就近入蜀流窜作案的。不过李自成后来更转向北地而逼进北京，让中了反间计、凌迟忠臣袁崇焕的崇祯皇帝也来个上吊自尽。而张献忠除了少数年份外，大部时间的作案地方都在蜀楚两地来回，而尤以蜀地为其搜刮中心，杀人放火，在蜀地倍于他地。四川民间曾有个说法是张献忠在蜀楚交界地大便，他伸手扯了四川这边的叶子，遇着荨麻叶，把他屁眼给荨了，痛了很久才愈，所以他到了四川便大开杀戒。从这个故事来看，与其说乱杀人是因为张献忠变态，毋宁说是川人善谑的活证据。我也一直在想，张献忠为什么喜欢驰骋四川并滥杀无辜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明朝的守将之间的互不合作，加以大臣杨嗣昌本是楚人（长沙人），他的讨贼策略便是，先将蜀军中善战者调至湖北湖南打击张献忠，趁四川守城薄弱，有意将寇贼张献忠等追逼至四川，借刀杀人，而报其大捷之功。关于此点，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得最为入骨：“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入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入，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疲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明代史》，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这个杨嗣昌自以为驱贼入蜀而易于剿灭，真是无知之妄见。他哪知古训即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道理，四川历来出偏安一隅的地方王朝，这说明驱贼进去实足以养痈为患，让其坐大而不易消灭。以至后来张献忠部再返武陵时将杨嗣昌七世祖坟尽掘，且焚他夫妇的灵柩，虽堪怜悯，但总体上可说是对愚蠢且自以为是者的报应。
　　
　　张献忠杀人如麻，当然并非他独嗜，诸多杀人方法也并非全系他首创，很多不过是对前人的借鉴而已，但照历史记载，他似乎有将诸多杀人方法总其成的味道。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杀人的方式常见的有九大类：斩杀；草杀：即挨家挨户杀；天杀：即在朝会时，放狗于诸宫，凡被狗闻过的人，即拖出杀掉；生剥人皮法；匏奴：割手足；边地：分夹脊；雪鳅：“枪其背于空中”；贯戏：“以火城围灸小儿”；其它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等。斩杀等虽也残酷，但不带有张献忠自创性质，不过草杀、天杀、贯戏、张人皮以悬市，却明显带有张献忠作为屠夫的创造性。
　　
　　民间咒人或者赌血咒时常说：断子绝孙、全家死绝。其实咒是咒不绝的，哪怕他是法力无边的巫师，只有像张献忠所泡制的“草杀”才是真正的“全家死绝”。当然，如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来搞大规模的类似群众运动的“草杀”，那么张献忠就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转战川内各地，使各地生灵皆受涂炭。如果说“草杀”是干净利落的“全家死绝”，那么“以火围炙小儿”的贯戏，则是将杀人当成一门可以欣赏的、可耻而残酷的“行为艺术”，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也施行此种酷刑，在每个字缝里都沾满无辜血迹的中国史书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张献忠的杀人疯狂、变态到了何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而狗闻过即杀掉的“天杀”，其祸从天降的随机性，没有道理，没有规律，让每一个生活在张献忠周围的人，朝不保夕。如此提心吊胆，日夜恐惧，防不胜防，没有谁能够通过人力幸免，除了身体之可能被消灭，还有精神上的彻底投降，以至于就此被吓死。将人拿来剥皮，绝非张献忠的英明发明，他造反的主子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剥人皮方面就极有创造力（终有明一朝很有几任皇帝在剥人皮方面都有独得之秘），所谓“剥皮楦草”便是把活生生的人剥了皮填塞上草，以充人形。而像张献忠更上层楼，将上千张人皮挂在皇城（今天府广场）前，迎风舞动，活像上千个人上吊于此，以惩抵抗者、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其残忍凄厉，刻酷歹毒，何可言说？！
　　
　　看了以上张献忠的“杀人创举”，或许有人会说他真是惨无人道，黑暗无边，其实这是他残忍之一斑而已。张献忠和大多数专制帝王和偏安一隅的小政权首领一样，多疑猜忌，拥有对普通民众生杀予夺的大权，却自己也常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和曹操梦中杀人一样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儿子残忍地杀掉后，又在第二天后悔，质问他身边的那些人，为什么当时你们不劝我？劝你？这不是废话么，你身边的人有多少颗脑袋啊，你以为别人的脑袋是韭菜么！不特如此，由于张献忠烧、杀、抢、掠的“四光政策”，使得大批人要么死亡，要么逃亡，肥沃的良田无人耕种（军队以“四光政策”为日课，故无心无力种田自给），因此在成都建立政权不到三年便自断后路，几十万大军无粮果腹。而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至于说到张献忠杀人的数量，历来是个疑难问题，可以说无论怎么研究，也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综合各种记载，大致有如下说法，可资参考。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里载有张献忠在一年零五个月中，每日杀一二百，累计杀人就是十万。当然关于张献忠的杀人记录，各种文献是互相多有抵触，这当然也比较正常。一是张之杀人，他不可能统计，自然他人的统计也不可能准确，何况彼时对人口之数核实误差还很大。二是有夸张的成份。记录张献忠杀人者，多对张之杀人持批评之说，难免有些辗转稗败的耳食之言。但当今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说所有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言论全是地主阶级的诬蔑，不足为凭。不过，关键是，以前的人没有地主阶级和农民这样头脑简单的阶级分类，他们只知道滥杀无辜是没有人性的，不像这些如今的“史学家”们丧失起码的人性判断。固然我们同情穷得不能得一饭之饱的农民，也理解不少人是拿生命作为最后的生存赌搏资本，但这一切却不能拿来作为滥杀无辜的口实。所以为张献忠这样滥杀无辜曲为回护，不仅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智判断，而且丧失了作为人起码的人道底线。
　　
　　作为对张献忠杀人事实的基本判断，我认为毛奇龄在《后鉴录》里提及的屠杀成都及州县的人数，的确有夸张到不符合实际之嫌。张献忠固然兵分四路在成都周围的州县搞挨家挨户的“草杀”，却不能杀出没有的人来。据明万历年间的估算，四川的人口在310万，全国人中口6000万，就算古时官方无法像今日一样较为准确的统计，遗漏不少，如四川有400万，全国人口 7000万，也不会杀出毛奇龄所记载的那么多人出来：“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共69948万，即6.9948亿，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与此同时，《明史》里提及张献忠总共杀人6万万有奇，6万万当然就是6亿。这让批评张献忠滥杀无辜者滥杀无辜者深感困惑，同时也为那叶公好“农”的“政策传声筒”似的学者，提供了全盘否定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人类空前的一场灾难的藉口。查《词源》里对“億”引古书里的一种解释：“億之数有大小二法：其小数以十为等，十万为億，十億为兆也；其大数以万为等，万至万，是万万为億。”如果《明史》中之记载是将此前他本中的“六億”直接转误为了6万万的话，那么其中张之杀人在逻辑上最为合理的数字则应用“十万为億”的说法，便是60万。即张献忠所杀四川人口占百分之十几，而其余近百分之八十（因为四川尚有小部分人留存下来），为其他军队所杀，包括瘟疫、饿死、逃跑等。这是我与流沙河先生探讨此问题时，流沙河先生的一种推断，未敢必以为是，但沙河先生的功劳是不敢掠美的，特记于此，以备将来作进一步查考。
　　
　　李自成、张献忠其实都算不上没饭吃的，只不过是不好好吃饭而已，所以说他们是说明农民，是万万不确的，因此把不少由游民组成的打砸抢敢死队，把李自成、张献忠说是农民起义领袖实在是当今官方以适己好的牵强附会而已。好勇斗狠加上一些狡狯，使得他们流窜作案，抢劫掠夺，无恶不作。如果你说他们是有针对性地报复朱明王朝的统治，那就是太高看他们了，他们害死的不少人同样是在乡村和土地上辛勤耕耘、尚能有一饭之饱的普通民众而已，而那些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视而不见，历史在他们那里是可以随意选择，为己所用的一块橡皮擦，符合官方口味的便用尽力气去证明，反之则深深遮掩和抛弃在历史的荒郊野外。“摇黄十三家”及李自成、张献忠部长期流窜地四川各地，给四川各地民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是造成明末清初蜀难不容忽视的罪魁祸首。如果从1630年“摇黄十三家”乱蜀开始，到1664年李自成部李来亨败亡，再到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全蜀始平，整个四种在明末清初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空前大灾难。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城市倾毁，寺庙消亡，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元气大伤。从明万历6年（1578年）310万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时（1681年）的9万人，即经过明末清初蜀难后，四川人口只有原来的三十四分之一，从中可窥战乱血腥之一斑；而垦田数字则从万历年间的13万顷到康熙24年的1.7万顷，可见田地荒芜的凄惨景象。

血案导演：中国的屠夫们

　　
　　中国历史本来的核心部分之一，便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大屠杀。但用文字成就的中国历史，成为“吾皇万岁万万岁”的“起居注”、宣讲文治武功的替代品。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斑斑血迹、不绝的冤魂，成了被专制者豢养起来的御用史学家，用尽文字功夫要来掩盖的历史真相。但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已经加以掩盖、遭遇历代史家百般阉割的二十四史里，关于屠杀的史料钩稽出来，绝对骇人听闻。如果不研究中国为何诞生如此多的大屠杀，便不能真正理解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中国，因为屠杀、血案、吃人是中国历史的中心词。
　　
　　中国自古生存环境艰难，为了争夺人力资源资和广阔的土地资源，永久占领有利地位，战争频密不断。战争中将俘虏掠为奴隶，虽也此生劳碌命苦、食不果腹，但算得上俘虏中的幸运者了，像秦将白起为了避免赵卒为乱，竟坑杀已投降的赵国士兵四十万，这是中国历史有数的真正的大屠杀。虽然古代的战争没有今日之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也有一系列的规则，因此“赵人大震”。到了秦始皇，便杀掉四百六十位儒生，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不按照他的旨意耍笔杆子，在焚掉大部分让人不放心的、惑乱人们思想，不能统一思想的著作后，便来消灭这些有解释惑乱人们思想书籍权利的人，开了后世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灭思想拥有者和阐释者的先河。张献忠把士子征来考试，却趁机杀掉他们及其家属。康、雍、乾时代是用文字狱的方式来消灭肉体，凌迟处死、满门抄斩等，如此一来，一个人有胆敢独立思考便成了一种灾难。而不幸的是，这种灾难，不仅存在于国民党时代，在四九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更是登峰造极，很多有思想的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思想、政见异端而遭杀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只不过是其间现在的人们尚有些许记忆的显例罢了。而更多死于非命的知识分子何止成千上万，从我所搜集的众多右派言论及批判右派的言论，以及在各个时期遭受的残酷批斗，包括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省不予改正的右派的非正常死亡来看，可以说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大面积消灭思想拥有者和阐释者最为厉害的一次，可谓惨况空前。而这样大规模导演思想杀戮和身体消灭的导演，便是和专制制度一样的一党独裁，其间主导设计者，无疑是擅长于搞阳谋、引蛇出洞的毛泽东。
　　
　　四九年的政权与历代农民起义名异而实同，所以在当政者获得政权后，便不惜御用一大批史学家包括其它人文社科学者，对历代农民起义极尽赞美之能事。把那些所有涉及的大屠杀说成是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好像这些被贴农民标签的起义者，要杀人之前先看看背上写没写有“地主阶级”标签，才最后定夺是否杀他似的。既然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对抗地主阶级，是为了天下百姓，好比“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为什么所有农民起义不成功则罢，成功夺取政权、获得王位后，会比以其它方式夺取政权者更加残酷暴戾呢？那些均平富的口号、天父兄弟的称呼、“为人民服务” 的幌子，所代表的实际利益哪去了呢？已经被所谓的农民起义的流氓领袖们独断专有了，哪里还有你细民百姓的份呢？正如张养浩在元曲《山坡羊》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意味深长的是，官方近几年对农民起义研究的冷淡，不再那么赞美，并非真正学理上理智思考的结果，而是害怕对农民起义的赞美和宣传，导致新一轮对他们一党独裁的反叛和起义，真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作为所谓的农民起义政权，其实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自秦朝以后的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在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 （《从韦小宝说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张献忠这种从小队长起家的“农民起义无领袖”的残酷歹毒不必论了吧，最终称王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尚未登极以前，便率军队以吃人肉上瘾：“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之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之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尚未登极时就能如此“为人民服务”，让士兵吃得“想肉”，登极后更加“为人民服务” 则是必然的，为了惩治人民的敌人，处罚贪官，“明太祖亚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草木子》）把实草的人皮悬在官员的办公室，真是残酷得有想像力，但这样真的能“为人民服务”吗？或许能为搞死人民服务吧。事实证明，一朝一代、一党一派的独裁统治是任何办法都无法使其长治久安的。
　　
　　朱明王朝有如此“为人民服务” 的开国皇帝，便有将“人民的敌人”方孝儒、铁弦、景清“剥皮揎草”明成祖朱棣，不特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发展处理敌我矛盾高明办法，譬如将忠于他侄子建文帝的方孝儒诛连九族，杀掉一大家族大几百人，这样还不过瘾，还要把方孝儒等人的妻女弄到军营里“改造思想”兼“改造肉体”，让士兵轮奸以“帮助”她们生出 “小龟子我“和“淫贱材儿”。当然，要找像这样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并不困难的，无论是别人要杀他老爸他却要分一杯羹的刘邦，还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的黄巢，都是了不起的古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于太平军的洪秀全简直就是革命的化身，他领导的起义实在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具有指路明灯的性质。洪秀全革命功夫不错，读书却不大在行，从14岁至30岁考四次秀才均已失败而告终，因此一旦在南京登基，便下令凡是通文墨者不来考试便斩首不留——对比只任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在四九年问鼎后便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宣布为战犯，包括后来大整特整知识分子，骟掉精神，消灭肉体，真是渊源有自，活学活用，真是个好学生。至于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政敌杨秀清全家及亲信六千余人，而且两个月里总共杀了各种文武官员二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不愧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啊。只有伟大的领袖，才能干出超出我们想像、让我们小民百姓都随时都发抖的伟大事业来。
　　
　　中国盛产制造血案的屠夫，其根源在于家天下（一党独裁）、靠血腥屠戮、战争杀伐来进行政权更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背后的哲学理念便是无穷无尽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只不过是把人文社会和自然界来个翻天覆地大斗争，重新按独裁的意愿洗牌而已。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自然没有宽容精神，视异见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这种流血杀戮式的政权更替，和靠选票来平和、平稳进行政权更替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制度能比专制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合作，争取双赢。换言之，一个人的存在，不以消灭他人身体、钳制他人思想为鹄的。而专制制度则往往对政治和思想异见者痛下毒手，因为这些异见，戳穿了专制者所玩乐的“皇帝的新衣”的把戏，同时也揭穿了他们独霸利益，却以极高的道德来号召普通民众牺牲和忍让的伎俩。此点在历代的专制皇帝包括像张献忠这样短命的割据政权的人主身，都极其残酷屠杀思想的异己者。把异己者消灭或者使异己者钳口后，专制独裁者就更加为所欲为地愚弄老百姓，更加大规模地屠杀或饿死无辜民众。如此一来，短暂的统治历程充满了血腥，而且在表面上显得像一块铁板一样稳定，但铁板之下便是另一拨以生命作为赌搏的人，对专制者又一轮的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循环往复而不休，便使整个中国进入专制制度奴役的怪圈，以至于一些头脑糊涂而简单的人，好像被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奴役得很舒服了，得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的荒谬结论。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兹的小说《无形命运》，借用小孩子之口反应希特勒时期的大屠杀。由于“他对弱小的个人对抗野蛮强权经历的深刻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比之下，我们国内那些发烧的诺贝尔追慕者，对中国现实的苦痛、流血、屠杀显得多么漠不关心，只能成天做得诺奖的白日梦，便势所必然。当我上网用“大屠杀”三个字进行查询，有关网页八十一页，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屠杀、现当代中国大屠杀的寥若辰星，仿佛这些惊天大血案不曾发生过一样。有“关于大屠杀文学”、“关于大屠杀常见问题”、“大屠杀档案”等之类的英文网站及英文链接。但却没有一个中文方面关于“大屠杀”的系统网页。不特是十五年前的六－－四大屠杀没有丝毫的展示，即便有也被官方的网警阻隔在读者能阅读之外——这种对于屠杀真相的掩盖，一方面显示屠杀者对于真相的恐惧和心虚，另一方面也是愚民之必须，把谎话重复千遍，好让其变成真理——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诸方面的历史真相，也研究得非常肤浅，这对一个鲜活的个人和苦难的民族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记忆缺失。
　　
　　让我们记住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屠夫们，把他们所犯的滔天大罪，昭示天下，针对现实，警醒来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部材料翔实、议论缜密的《中国大屠杀史》问世，以告慰自古及今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屈死的冤魂。同时，要防治历史及现实中多次暴发的大屠杀再次发生，只有抛弃一党独裁及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提倡宽容和解，通过非流血的社会改良，实现社会制度的慢慢变革，以使中国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迈进。否则，大屠杀终究不可避免，血流成河的残酷现实必将会再度出现，这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妓女。此语虽刻薄，却也极其真实。今年是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但如果走上街头询问普通的成都市民，却没有几个人记得这个日子。中国的历史太悠久，“遗忘”也许是“生存”的前提。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谁是指挥了那场屠杀的屠夫？那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在天府之国这块物宝天华的土地上，生命像稻草一样茂盛，时光却都消耗到喧嚣的麻将桌上。
　　
　　三百六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浸透了鲜血，空气中飘荡桌腐败的尸体的臭味。所有的房屋都空了，所有的田地都荒了，“扬一益二”的成都重新回到了史前时代。修建了都江堰的蜀守李冰，没有料到成都会遭受这样的惨剧；用华美的文字来讴歌家乡的司马相如，也没有料到死亡会笼罩这片世外桃源。即便是饱经战乱的杜甫和仕途坎坷的苏东坡，也难以想象他们所爱的土地会变成人间地狱、他们所爱的乡亲会成为刀下亡魂。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伟大领袖”究竟对人民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吾友冉云飞学识渊博，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例如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后鉴录》提及屠成都及其州县事：“（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面对这样的史料，秉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物史观”来撰写中国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则统统斥之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侮蔑”。然而，我在家谱中发现，母亲这一家族乃是源于“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我想，这样的事实总不是谁能够的杜撰吧。
　　
　　张献忠的“由魔成圣”，说明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凭借杀人之多而成为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传统，即“屠夫崇拜”。鲁迅是最早发现这一杀人和吃人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鲁迅最厌恶的人是谁呢？大概许多鲁迅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鲁迅最厌恶的人就是张献忠。鲁迅在写到这个屠夫的时候，用的是最为尖锐的语气和最为痛恨的情绪。鲁迅看重每一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因此他万万不能原谅像张献忠这样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的屠夫。与鲁迅恰恰相反，与张献忠最为“惺惺相惜”的人是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就是吸取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维方式的、推陈出新了的“张献忠”。鲁迅痛斥张献忠，而毛泽东却欣赏张献忠，这一细节说明了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根本的差异。所以，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是一句谎言，这种说法只能欺骗一些单纯的文人。
　　
　　有人认为屠夫至少还有一个值得羡慕的品格，那就是“勇敢”。但我认为，屠夫不是勇士，屠夫的另一面乃是懦夫。真的勇士，乃是谭嗣同、秋瑾、张自忠、遇罗克、林昭等人，他们或为同胞之解放而断头，或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战死疆场，或为求索真理而献身。真的勇士，乃是像殷海光这样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如林毓生教授所论：“殷先生言行的意义在于：在一般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条件下，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具有的责任感的召唤，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为原动力，硬要参与政治过程所发挥的政治性影响。殷先生说：‘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 当时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论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对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却逆流而行。”这才是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勇。与之相反，屠夫们在骨子里都是懦夫，他们背离真理并摧残真理，他们并非挑战强权而专门屠戮妇婴，他们出于恐惧和猜忌而实施他们那邪恶的屠杀计划，最后他们自己也走向了偏执狂和精神分裂。我们今天很难读到关于张献忠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史料，但却能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发现关于毛泽东病态心理的详细描述。屠夫们最恐惧的便是众叛亲离，屠夫们最后的命运却无一例外都是众叛亲离。他们本该在疯人院中被治疗，却不幸地掌握了毁灭同类的权力。
　　
　　中共建政以来，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与作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衍生出一套虚幻的“农民起义创造历史”的乌托邦（当然，与其说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流氓无赖之党”，因为它依靠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却对农民实施了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恶毒的统治）。毛泽东喜欢阅读《水浒传》，因为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镜子，中共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其实，从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到毛泽东，都一样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无赖，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成者为王败者寇”而已。当然，毛泽东是这一历史人物序列中最伟大的“红太阳”，而张献忠也俨然成为一个不可以批评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战友”。张献忠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素养不深，兵力有限、控制区域也有限，所以他的杀戮主要还是集中在四川及其相邻省份。而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以“继续革命”为屠杀的理论基础，以现代国家机器为屠杀的工具，其杀人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效率之高，都让张献忠望尘莫及。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中国的“屠夫崇拜”变本加厉。近期《新京报》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伟人纪念商品京城热销”的专题报道，记者林文龙写道——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读者留言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永久纪念，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将是我们的传家宝。北京图书大厦企业策划中心工作人员刘艳告诉记者，因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掀起的“纪念商品热”并未随纪念活动的结束而低迷，上周六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的首发式上，短短一小时内就签售了近百本，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全书共三十六页金纸制成，每套标价一万八千六百元，上市前就备受关注，自三月十一日正式发售以来，短短二十天内即卖出一百二十二套，这一记录刷新了北京图书大厦精品图书的销售码洋纪录。热销的除了图书外，还有音像制品。据大世界音像副总经理郭丰录介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退出的大型文献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VCD一上市就大受欢迎，现已卖出一百多套。

　　
　　这段文字让我毛骨悚然。在西方，最黑暗的年代就是对屠杀保持沉默的年代；而在中国，对暴行的沉默却成了“道德高线”，因为大部分人都成为屠夫的真心实意或三心二意的帮忙与帮凶。直到今天，在中国对屠杀的肯定和对屠夫的赞美都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教授和博士这样的知识精英。新老左派虽然互相攻击，却共奉毛泽东为邪教教主。某些学者文士虽以“后现代”的西装革履出现，却怡然自得地与屠夫一起茹毛饮血。近年来，中共外交部多次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己却对毛泽东这个比日本战犯们还要暴虐的屠夫顶礼膜拜，难怪日方从来就不理会中共那有气无力的抗议。在西方，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喊冤叫屈，无异于对抗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而在中国，张献忠依然像游鱼般逍遥于历史教科书之中，毛泽东的头像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他的子民继续遭受屠杀。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重大差异。
　　
　　思想家鲍曼致力于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产生的背景：“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当把人定义为“非人”的之后，屠杀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张献忠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读书人都不是人，而是猪、狗、羊；在毛泽东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反革命”都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属于这个“新社会”。屠夫蔑视爱、同情和悲悯这些高贵的价值。那么，人类有没有希望从仇恨和杀戮中解脱出来呢？鲍曼不接受“以屠杀始、以屠杀终”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黯淡的预测，他认为人内在的耻辱感可以将人类从屠杀中解放出来：“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沦为囚徒的潜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发现了人类摆脱屠杀、对抗屠夫的一线希望：“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还是属于张献忠和毛泽东们，屠夫们依然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应该选择“这一个”选择，尽管我们会成为屠杀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是制止屠杀、击败屠夫的唯一办法。我们不能乞求屠夫突然大发善心放过我们，我们也不能祈求天国突然降临人间而自己什么也不做。今天，我们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乃是要追悼那些沦为孤魂野鬼的同胞，乃是要将张献忠这样的屠夫从“先贤祠”移入“西湖跪像”。让英雄享有英雄的荣誉，让屠夫接受屠夫的审判，中国人才能彻底告别被屠杀的命运。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更可恨的是上承秦始皇，后接毛泽东的焚书坑儒，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的大陆，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进而彰现中共农民革命之合法性的 “唯物主义”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中央集权主义最可怕的一层，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权化。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牺牲地方服从中央，牺牲今天服从将来；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牺牲地方记忆，服从宏伟叙事。于是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统一到一个相同的哭泣声中来，四川人的哭泣就会被历史省略，被民族主义叙事一笔勾销。一个四川人可能很真诚的为“扬州十日”而垂泪，但他对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杀却可能一无所知。正如我曾经在四川的乡下特意询问那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所谓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来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会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会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保持亢奋。
　　
　　这种模式，成功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众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成为了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权体制的发烧友。然而地方主义，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我若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是虚妄的。我若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危险的。如同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化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道，既能抗衡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
　　
　　在乐山人郭沫若式的历史观中，张献忠的抗清被赋予太多的民族大义，被给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绝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张献忠的入川和大屠杀，却是蜀文化三千年历史最悲惨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是张献忠，而非满清。因此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义，是与其之于中国之一般的意义截然相反的。而与中国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义，是否就是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当的利益？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及其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而我们未来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则是要进一步确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为李家的人显然不会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会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义就是培养地方主义的情感，培养一种源远流长的本土价值传统，即宗族与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性。但1949 年，中共建立了一个依托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共产党政权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彻底的集权主义体制。因为只有现代极权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从而带来彻底的中央集权。当古典的地方主义被消灭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政治上都拜同一个生祠（党啊母亲），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黄子孙。最近大陆也开始流行祭祀黄帝，因为你若已没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黄帝。如果说祭宗庙是古典地方主义的文化仪式，那么祭黄帝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文化仪式。
　　
　　因此凸现地方的真相，在文化上伸张地方的苦难，就与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利益几乎同等重要。都是在一种屈辱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中央集权主义的反抗。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事实上民主国家也从未发生过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因为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
　　
　　这也是成都大屠杀与扬州十日或南京大屠杀不同的地方。异族入侵者是否进行屠杀，主要取决于入侵者，而不取决于被屠杀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但国内执政者会否屠杀民众，却显然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纵观四川史，古蜀王国自殷商以来，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政治文明。先后有鱼凫王朝，杜宇王朝和开明氏王朝。成都发现的殷商时代城市遗址，以今日市区内十二桥为中心，有大约7平方公里的建筑物面积，城市规模不但在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公元前310年，秦惠王灭蜀开明王，张仪筑成都城。以秦国公子（一说古蜀王后裔）为虚君，置蜀相和太守分掌实权。从此开启四川的外来政权模式。再到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彻底摧毁封建主义和城邦制的多元政治文化，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从此四川的历史就成为一个被外来政权反复侵入的历史。除了赵广、雍道、李顺、王均等几次本地农民起义短至数月、长不过数年的零星混乱；近2300年的漫长时间，四川人始终臣服于外省人的统治或割据。四川也从一个政治概念下降为一个地理与行政的概念。从此23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一个四川人能够成为四川的政治领袖，四川的“第一把手”，都由一个千里之外的中央负责供应。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川在政治上实行了2000余年的“计划经济”。意味着四川在长达2300年的时间，竟没有一个本地人有能力领导四川，或者意味着四川人永远缺乏能力去推举一个能够领导自己的领袖？一个千万人之巨的庞大共同体，就像一个弱智者永远需要监护，就像一个受灾区需要救济。但四川从来不需要中央给它空投粮食和药品，四川需要的似乎是政治救济，它愚昧不堪，所以需要中央不断的给它空投太守、知府、监军、观察使、节度使、巡抚、总督、省委书记和特派稽查员。防止本土化政治领袖的出现，这就是外来政权最核心的一个行政目标。什么是外来政权？在合法性的来源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长的籍贯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长的遴选上非本土化。有此三点就是典型的外来政权。无论这个外来者是异族还是同族，它的权力都和本地社会、和每一个被统治者没有血肉的关系，因此也就极易导向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
　　
　　秦惠王之后四川2000余年的政治，就是完全符合这三条的外来政治。四川的外来政权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中央集权体制有效时的“异地为官”，一种是中央集权体制崩溃时的地方割据。

　　
　　异地为官
　　
　　在民主制度下，地方官员受到的制衡主要来自本土民众的选举、舆论和其他监督。因此第一，老百姓需要一个本土领袖，他与地方的利益立场是重合的，所以最敢在中枢那里为地方争利益。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也最不敢在政治上出卖自己的父老，更遑论屠杀民众。第二，监督一个家在隔壁的官员，也显然比监督一个家在东北的南下干部更容易。因此民主化就意味着本土化。西方各国的选举法，都要求候选人必须在选区内有程度不一的居住时限。如英国1918年《国民参政法》要求拥有被选举权的条件是“6个月以上”的居住期限，到1928年降低到3个月。美国也要求参议员、众议员及州长等官员必须在选举时是其选出州的居民。这就不仅要求权力的合法性缘自本土，更要求地方首脑出自本土，要求他首先维护本土利益，而不是维护所谓国家整体利益。除了共同防务之外，国家并没有其他单独和不变的整体利益可言，所谓国家利益，不过是地方利益在妥协中达成的一个动态结果。如果说封建主义和宗法制度曾经造就了古典的地方主义，民主选举制度就是现代的地方主义。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暗含着地方自治的因素，它们同仇敌忾的一个反面就是彻底的中央集权体制。
　　
　　官员的本土化会慢慢养成本土意识，强化官员的本土立场，从而带动地方自治，并造就一大批甘愿留在本土的地方领袖。对一个集权中枢来说，这会使地方变得难以驾驭。因此集权体制如果不愿诉诸本土的民主化，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任官的回避和流动来制衡他们。中央就像一个监护人，用异地为官的方式让士大夫背井离乡，羁官数千里。这样官僚们不是怀鲈鱼之思，就是怀五日京兆之心。总之为官的基本目标就成了想法设法离开任职之地。但如此集权中央仍不放心，又用了巡抚制度、总督制度、御史制度、监军和特务制度等等，使地方行政的层次不断繁复，大官越来越多，小官越来越少。于是在异地为官的原则下，这样一个地方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外来政权，一个把老百姓当牛羊来放牧的外来政权。所谓牧民，也就是殖民。从秦惠王到胡锦涛，从魏人张仪到陇人张学忠、辽人李春城，四川的公共权力永远掌握在一批由垂直的中枢人事系统操控的外地干部手中。这是一种令人寒心，令人丧失起码政治尊严的政体模式。“异地为官”原则是专制主义的一道杀手锏，它刻意保持地方权力的非本土化。而权力的非本土化就是地方在政治制度中的客体化，地方政治的客体化也就是本土民众在政治制度中的非人化。它取消了地方利欲在国家体制中的正当性，取消了民众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这样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异己的外来者和“殖民者”，一个量四川之物力，结君上之欢心的攫取者。这样的地方首领一旦残暴起来，本质上和异族入侵者没有丝毫区别。

　　
　　地方割据
　　
　　张献忠的大顺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长期以来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误解，认为地方割据是地方主义造成的。所以迄今有人一谈联邦主义就色变，以为联邦主义就意味着国家分裂。其实只要简单看一下四川两千年间的地方割据史，就知道地方割据与地方主义无关，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有关。
　　
　　成都历史上，先后出现公孙述、刘备、李特、段子璋、王建、孟知祥、张献忠等7个有效的地方政权。这7个政权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没有一个四川人。公孙述是陕西扶风人，刘备是涿郡涿县人，李特是来自甘肃的流民。前蜀王建出生许州舞阳，后蜀孟知祥籍贯邢州龙岗。秦以来占据四川的地方割据和占据四川的中央集权一样，都是外来政权。张仪入川，刘邦入川，刘秀入川，刘备入川，直到蒙古人入川，明玉珍入川，满清入川，李自成入川，张献忠入川，以及蒋介石入川，共产党入川等等。四川2300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就是一个被外来首领不断进入的历史。因为四川盆地的地理特征，这种被侵入的外来政权特征，和中原各省相比都更为鲜明。其二，这7个割据政权中，除李特和张献忠是外来的流民领袖，其余都是旧朝手握重兵的“异地为官”者。刘备是皇叔，公孙述是王莽大将，蜀郡的太守。段子璋是东川节度使，王、孟二人则是西川节度使。
　　
　　可见地方割据到底从哪里来，地方割据恰恰是中央集权体制下一个无法根除的肿瘤。 “异地为官”正是军事割据的本钱。因为一旦中央集权势微，一个非本土化的地方政权便面临莫大诱惑与压力。诱惑是这时候本土和中枢都无力束缚它，地方政权便如脱缰野马，有能力摇身变为割据势力。压力同样在于这时候本土和中枢都不能给它合法性，各地政权纷纷称帝就成为一种进攻性的自保之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末昭宗903年禅位于朱温，西川仍然沿用昭宗的“天复”年号，但王建撑到907年，王顾左右，还是只能自行称帝。这就好比总公司出了问题，各地所有没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就失去了营业资格，要继续做生意就只能自立门户。相比之下，异地军阀的割据又好过外来流民的割据，因为前者在四川均没有屠杀记录，但成都历史上的两个农民政权，李特和张献忠，都曾大规模地屠杀过平民。
　　
　　如果和清末的中央政治危机做一个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汉人督抚占有半壁江山，像张之洞虽是河北人，却在湖广经营近20年之久。李鸿章是安徽人，却照样任两江总督。完全打破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然而庚子之变中枢出问题，连京师都沦陷了。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秦汉之后地方主义最鼎盛的年代，但地方主义不但没有像前朝那样一哄而散，四分五裂。相反几位督抚却策划了著名的“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的实质，就是地方之间一份联邦主义的盟约。这是是继汤誓、周誓之后地方之间的第一次政治盟约。也恰好时值废封建以来地方主义第一次的崛起。
　　
　　一个与俗见相反的结论，是地方主义具有统一的渴求，中央集权才频繁的制造着分裂。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像一个摆钟，只可能在极端的专制和极端的割据之间反复。纵观四川历史，只有外来政权鸠占鹊巢的军事割据，从来没有因为地方主义鼎盛导致的地方分裂。为什么呢。一方面，地方主义带来了本土化的政治认同和政治约束。这是在更大范围寻求政治认同的一个充满自信与安全感的前提。一方面，越是缺乏横向分权的集权体制，就越容易产生割据。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横向的分权，但其实它也产生一个纵向上的制衡效果。每一级地方政权的三权分立，会瓦解地方首脑的自足性。三权分立恰恰使地方与全国之间的纵向政治关系变得更紧密，更犬牙交错，而不像集权体制下刚而易折。尤其现代社会一个拥有独立权威的司法体制的存在，使一个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地方政权，在法治的统治方式下几乎彻底丧失了自立门户的可能性。再一方面，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一种纵向的集权，因此中央在理论上可以干预地方的一切政务。但因为帝国实在庞大，行政权在执行上其实是高度分散的。这种分散又没有一个纵向上明确的章程，即哪些事情属于地方的权力，哪些事情属于中央。这个边界是弹性的，唯一的游戏规则是“有实力，不怕挑战”。于是中央强横的时候，地方官员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层层请示。一旦出现弱中央，地方的权柄却开始无限膨胀。因此中国两千年集权体制的教训是，越强调纵向上的行政集权，就越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诸侯化。这样一旦中央出现政治危机，异地为官的诸侯们最大的一种可能就是选择割据。

　　
　　政治意义上的四川
　　
　　四川 230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外来政权下，才会不断发生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无论是李特、张献忠，还是蒙古人和满清的赵尔丰。千百年来，各种外来政权凌驾在四川人之上。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只看见地理的四川，文化的四川和行政的四川。但我们看不见一个“政治四川”。因为四川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形成过一个政治共同体。四川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产生过它自己的一个领袖。四川也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来为自己手中的权柄加冕。外来政权下的地方只有行政控制，没有政治参与。它满足于让四川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独裁者的一座行宫，和官僚们仕途上的一次艳遇。外来政权总是倾向于拼命打压本土一切民间组织的发展，打压一切政治参与的呼吁。“异地为官”原则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地方的出现。于是秦惠王之后，四川人就未曾成为过这块土地的主人。所谓天府之国，不是四川人的国土，倒是四川向中央租来的一块承包地。
　　
　　经过明末清初一场大乱，顾炎武曾对暴秦以来的外来政权模式进行过反思。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解决途径。大意是提倡地方主义，从春秋大一统的集权向当初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回归。通过政治的本土化和向下分权，实现对中枢滥用权力的制衡。顾炎武这一思路是介于封建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的。但在今天，自上而下的分封当然不如自下而上的选举，更能实现政治本土化和纵向权力制衡的目标。要杜绝执政者的屠杀和一切对民众的非法侵害，就要让四川、让帝国的每一个行省都成为一个政治概念，让居住在地方区域的人民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因为若没有千万人之间的共和，又哪里来亿万人之间的共和？四川人之间若没有一个真共和，中国人之间就定是一个假共和。
　　
　　这样一种地方的共和理想，也曾在清末宪政运动中成为昙花般的现实。四川两千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本土地方领袖，两千年来最伟大的一位本土政治家——蒲殿俊。他出生于四川广安，是一位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蒲殿俊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乡后创办《蜀报》，鼓吹民权。并成为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本土议会——四川咨议局的议长。1911年，他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蒲殿俊在这一年的经历，也和哈维尔年头坐牢、年尾当总统的戏剧性际遇异常相似。9月他被赵尔丰逮捕，11月被释放。12月25日，蒲殿俊宣布四川独立，并被推举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首任都督。成为四川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位本土推选的、本省籍的政治领袖，一度结束了由外省向四川供应领导人的耻辱历史。
　　
　　如果政治不能取得本土民意的授权，这样的政治就注定是一种外来的、自外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的政治。这样的外来政权无论它有多崇高的目标，多自律的精神，多繁荣的效率，也无法彻底免除自古以来一个举刀屠城的梦魇。在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的话题上，四川广安是一个无法不令人喟叹的地方。因为它既诞生了四川两千年史上结束外来政权的第一位本省籍领袖蒲殿俊。也诞生了中国外来政权模式下的最后一位屠城者邓小平。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共和的四川有多遥远？今年是张献忠成都大屠杀360周年，也是蒲殿俊的70周年忌日，同时还是邓小平100周年冥诞。三个日子孰重孰轻，孰远孰近，都一样令人刻骨锥心。
　　
　　是为祭。

成都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万万不可忘。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引《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在明清之交。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事起于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张献忠延安人，原在县衙门当壮勇，升小队长。粗识文字，雅号静轩，并非农家子弟。与李自成亦不同志，互相嫉恨攻杀，绝不合作。献贼屠城，至今三百六十年整。屠城那年（1644年）是甲申年，今年又是甲申年。六十年一轮转，今已轮转到第六个甲申年了。旧时以三十年为一代，算来已有十二代人。“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口啤记恶，代代承传，到我童年，故老犹说如此。血迹斑斑，见诸野史，竟想替他掩护。左派史家美献贼为“农民革命领袖”，不知良心何在。以主义治史者斥野史为“地主阶级的污蔑”，罔顾史实，黑手垄断已有五十年之久矣。
　　
　　回头接着说屠城吧。那年（1644年）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极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书。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第二年（1645年）还开科取士，无非装模作样。后来心中不快，又把钦点状元杀了。此时大杀虽已停止，小杀却天天不断。据那里投靠大西政权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怎知江山仍坐不稳，清军一来，他就逃了。逃跑前下命令，必须杀尽蜀人，烧光房子，鸡犬不留，以免资敌。于是先杀市民百姓，次杀部下家属，再杀自己的湖北兵，又再杀自己的四川兵。亦非嗜杀有瘾，他是细心计算，军粮太少，养不起那么多嘴巴，必须运用减法，如此而已。成都所有民房，早给贼兵拆作柴薪烧了，不留一柱一椽。最后烧蜀王府，片瓦不存。然后率领败兵数十万逃出城，一路杀向西充。逃跑前大屠杀，死男女数十万，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概自明末流寇播乱以来，蜀中田地荒芜日久，普遍歉收，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不但贼兵相食兼食民人，民人亦相食也。悲夫。
　　
　　幼时听说张献忠七杀碑，碑文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似乎蜀人自作孽不可活，献贼倒是替天行道。查无此碑，当系传讹。又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此说亦欠确实。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献贼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左派史家抓住这点，移花接木，说那百分之八十几是清军杀的。其实野史并无清军滥杀的记载。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又是谁造成的？这不也是张献忠间接杀人吗？难道这笔债不应算到他头上吗？
　　
　　寇乱戡平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户仅剩百分之十（所谓“十不存一”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清初户籍统计，有实据的，谁也拱不翻的。那百分之九十哪去了？杀死了，饿死了，拖死了，病死了，还有百分之几可能流落异乡再不归了。这就是大屠杀的真相。谁能证明那百分之九十都是地主阶级的人，谁能证明没有农民被杀死，被饿死、被拖死、被病死，而且都翻身做主了，我就承认张献忠是“农民革命领袖”。
　　
　　野史所载两个细节，读后心惊肉跳。一是欧阳直《蜀乱》载，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其地正在天府广场从毛泽东像到百货大楼一条线的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另一是沈荀蔚《蜀难叙略》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浩劫如斯，谁之罪欤？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景象，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惨然，唏嘘连连。我听得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张献忠七杀碑的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四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反人类的罪行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是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张献忠祸蜀酷烈事，流传民间蜀人之口三百多年，至今仍绵绵不绝。
　　
　　崇祯元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他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兵败亡于西充，他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永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知道他军队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二十多年，祸遍巴蜀，使物力丰饶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康乾年间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由此而来。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军队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人，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时，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人两背膊皮从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 “帅”字满幅，且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攻陷成都，建大西国，改号大顺元年。十一月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张献忠前往观看，抚掌大笑开怀。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须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攻陷成都后，纵兵三日屠城。市廛闾巷，民宅房屋搜刮一尽，除壮男少妇迫入营中外，老弱皆十人一缚，赶到东门外中园校场杀死。几天后发兵周围崇庆、眉山、彭州、广汉、金堂等地剿杀百姓，暂杀不完的，胁迫入成都空房居住。然后再一次屠城尽绝。他命手下将士以杀人多寡记功晋级，到后来甚至无法计数，干脆用手掌几大堆、人头几大堆、耳鼻几大堆来记。成都城内，“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蜀警录》）待到后来张献忠兵败被诛，清军收复四川，发现成都城内绝人迹已经十三年：瓦砾颓垣，不识街巷，林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二万余口水井，被尸骨人头填满与地齐平。
　　
　　关于张献忠的残酷，后世论者多有说他出自天性或性格变态。但我以为此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至多就说他个人具有犯罪人格而已，这容易以偏概全，看不清其人其军队的暴力恐怖的性质。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张献忠打从延安起事的宗旨和目的，是夺天下坐龙椅，此所谓集神、魔、人魅力于一身之“奇里斯玛”型超人领袖横空出世，涂炭生灵，是社会历史的宿命与劫难。纵观人类历史，凡以武装暴力横行天下建立政权者，必然诉诸于铁血政策来震慑人心，大树强有力威权，让所辖人民长久生活在觳觫惊惧之中，成为他们手中的人质和和刀俎间的顺民。所以岂止是张献忠，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从秦始皇、朱元璋到希特勒、波尔布特再到当今的萨达姆，杀人立威，以儆效尤，不仅是操作手段，更是其流氓政治专制制度制造恐惧的基本策略。读史使人明智，亦让人悲愤神伤。发生在三百六十年前的悲剧烟云已逝，但太阳底下无新事，有道是“天道好还”，其实 “兽道”亦好还。历史的无理性，往往不是垂怜于世上的黎民苍生，而是让其一再被强人所执，遭受迫害屠戮之命运。可叹这样的人肉宴席，一次又一次民族的劫难与厄运，常常是毫无道理的往复循环于时空的舞台之上。

　　（一）
　　人皮塞草挂虚空， 浮影飘尸市郭中。
　　百世画工同掷笔， 词客哀吟泣无穷。

　　
　　【注】人皮塞草：张献忠对蜀绅士民千余人施以剥皮酷刑，随后将千余张人皮填以稻草，用竹竿排列悬挂于蜀王宫前，长达数里，稻草人皮在风中飘动，状甚恐怖，献忠以此为乐。

　　

　　

　　
　　（二）
　　锦水春深草木腥， 刀光敛处剩空城。
　　繁华市井歌吹地， 一任昏鸦虎豹鸣。

　　
　　【注】空 城：张献忠剿四川，大兵过后，赤地千里，成都市区一度有虎豹出没。

　　
　　（三）
　　坑儒前有始皇帝， 灭士新添张献忠。
　　一例凶残同专制， 千年故伎何时终。
　　
　　【注】灭 士：指张献忠将“开科取士”所录取的千余名举子悉数砍杀事。

　　
　　（四）
　　锦城惊见万人坑， 无数冤魂化作尘。
　　戮及寺僧兼妇孺， 农民领袖反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