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乾盛世的质疑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但是在这三大盛世里面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文字狱。最近看中国古代历史时发现了一个规律：发生文字狱不一定会有盛世，盛世一定有文字狱。也就是但凡出现长时期的文字狱的时候就是在文字狱之前的时期到文字狱的初期出现盛世。
由于本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肤浅，而且对年份久远的朝代认识不深及对其相关记录资料的缺乏，所以不能对各个盛世进行深入的研究。只能对年份较近记录比较齐全的历史进行肤浅的分析，所以在这里只对距离现在较近的盛世——康乾盛世提出质疑。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统治者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缓和，社会安定；边疆地区获得开发；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历史上把这时期称之为“康乾盛世”。
在军事上，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在科技和经济上，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在文学上，“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在以上种种描述里看来，康乾盛世不容质疑。或许“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出现的所谓“盛世”，其实是时人和后人“吹捧”出来的，而并非当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客观描述呢？但是清朝有史无前例的文字狱、有妄自尊大的闭关政策、有极度腐败的官场风气。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就真的能够出现盛世吗？
几千年封建专制，密布之文网，无端之文祸，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成了刀下鬼！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却不知道反省制度，去寻求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自身的保护，而是仍然心悦诚服地恭颂起“太平盛世”来。为了加强皇权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从魏晋到明清，文字狱从诛一人逐渐发展为瓜蔓抄式的株连，动辄诛族、凌迟、分尸。而且，嗜血成性的皇帝们，像朱元璋，像雍正，像乾隆，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就可以杀人，这样，他们把个中国搞得万马齐喑、满是奴才。
满清皇帝的神经更脆弱，对这类事情更敏感，章表诗文中不能够含有影射、暗示等字句，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它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得死了。
钦定的《大清律例》中没有“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据，相反，《大清律例》却明确载有将“以文字罪人”定为犯罪行为的条例：“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悖逆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 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 16 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都逃不脱以上命运。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
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ｂ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乾隆朝在这类案件上，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远远超过了雍正和康熙两朝。要把天下书籍一本一本地搜查审阅个遍，把该禁的书统统劈板烧毁，又有谁能做到呢？两千年前简册帛书尚少时法力无边的秦始皇尚且做不到，更何况印刷术高度发达的乾隆年间呢？为了实现这个看来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乾隆开动了强大而效率空前提高的整部国家机器，亲自督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数以十万计的大大小小官吏队伍，向全国撒下了密不透风的查缴古今群籍的罗网，从人文渊薮的江苏、浙江到偏远的边疆地区，从繁华城市到穷乡僻壤。乾隆先是打着“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旗号，以诱使人们自动缴出家藏之书；此计不成，则立即改变面孔，通过厉行查办禁书强迫人们呈缴违碍书籍；上自地方大吏、下至草野细民一时反应不过来，畏首畏尾，迟回观望，为推动禁书运动的开展，乾隆不惜祭起文字狱的法宝，连续制造王锡侯、徐述夔两大震惊朝野的冤案，使天下臣民在恐怖的气氛中为保官或保命而迅即行动起来；为保持令人觳觫战栗的高压态势，乾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隔几个月就蓄意制造一起当时名为“书祸”的文字狱，直到他判断禁书业已搜罗殆尽时，政策才有所舒缓。在查办禁书最严厉的十年间，全国告讦蜂起，居心叵测的奸民借片纸只字倾害仇家，以报睚眦之恨；良善之人安坐家中而横祸飞来，立致家破人亡。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名为《字贯》的字典，因未避“庙讳”和“御名”（即康雍乾三帝名字）掉了脑袋；早已物故的原任知县徐述夔的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乾隆硬打成“非常悖逆之词”，徐述夔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以藏匿逆书拟斩。王、徐两大案完全是乾隆为震慑士民尽快交出全部家藏书籍而一手制造的冤案，而以“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等诗句被指为“大逆之词”者可谓指不胜屈。更有令人哭笑不得者，连胡乱涂画、投递“狂诞”纸片的精神病患者也被列入逆案，凌迟处死。如此环境人民何以文章记录反映真实的情况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不少的历史被歪曲，不少的文人被迫害，不少的著作被烧毁……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摘自《邓小平文选》
在清政权建立到灭亡，封建统治者还一直实行着闭关政策。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这被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之思想 ，不仅不采用，反而将戴梓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视为怪物，清末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国力、军事、科技怎能强大呢？
对衰落的原因，史学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清朝统治者在治国思想上的不思进取、传统社会发展潜力的耗竭、社会转型时期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以及统治者对策的失误，等等，学者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清朝盛衰之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所谓“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讲的就是此意；二是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指望一个萎靡、腐败的官僚队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腐败，必然破坏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朝廷运作能力。
传说在乾隆年间国库空虚见底，就连修短短的堤也不够钱。乾隆死后，嘉庆继位，抄了贪官和绅的家，其库银比国库的还有多出数倍，收藏的珍品有的连皇宫内都没有，有童谣道：“和绅跌倒，嘉庆吃饱。”
在这样的统治能力和这样的官场风气下民何以安？
统治者的无能、吏治的腐败、言论的禁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记录下来光明正大的盛世难道就真的这般可信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是历史的门外汉，在这里说出自己对“康乾盛世”的肤浅评论，让各位见笑。又很多错误以及不足之处敬请各位指出，多谢！

zhenx36
2005/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