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破了个例起了个大早。起床的时候大约七点十分的样子，昨晚调好的手机闹铃呼啦拉的响，四十和弦。按照平时醒来的步骤，我通常还要在床上赖一会儿，可是今儿我几乎是刚刚听到铃声便立即弹簧似的弹起，坐的笔直笔直。衣服一件一件的往头上套，终于穿戴整齐。等到刷牙洗脸上厕所等等步骤一一完毕，我才开始坐在床边思考我今天早起的原因。这个时候我显现出每一个不情愿早起的人的正常特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坐在床边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七点二十一。当我终于想到我今天是要去参加CET的等级考试的时候，我注意到手机上的时间居然已经过去了四分钟，正显示着七点二十五的字样。我不甘心的摁响手机的报时键——这是我同学的手机，联想的，簇新簇新的藏青色外壳上镶着两小块金属，有语音报时的功能——手机的扬声器里清晰的传来一个机械化的冰凉女声：现在是上午七点二十五分。我讨厌二十五这个数字，一如我讨厌某种颜色的帽子，即使现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上都在宣扬要食用那种颜色的食品，却无法改变我先入为主的对那种颜色的厌恶。我忌讳二十五或者二百五这个数字，就像是许多女人忌讳三十八这个数字一样，同理的东西。
    我想明白了我是要去考试，我就该出发。我讨厌考试，但是还不具备与之抗衡不去参加的实力，于是只能在考试的淫威之下选择无数次的妥协。我耐心的在随身听里放上已经死去的那个科特柯本在纽约的不插电演唱会的CD碟。我喜欢这张唱片，无论是在朋克流行与否的年代，也无论科特柯本有没有自杀。但是很奇怪，涅磐的其他唱片我一点儿都不愿意听，并且极其厌恶，这直接导致我开始厌恶所谓朋克摇滚。这种厌恶，大概是从中国许多十几岁的小毛孩子一个个挥舞着廉价的红棉吉他学着科特柯本的样子怒砸的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即使是砸琴，也一定要砸那种欧产的、某手工大师制造的、又或者是某个牛逼的摇滚乐手用过的名琴才够意思，像中国那帮号称鄙视技术其实是没有技术的三和弦论者，即使是砸烂整卡车的琴，恐怕他们的音乐（如果可以称之为音乐的话）也依旧乏人问津，除非，他们把红棉吉他厂给砸了。
    拿上准考证，2B铅笔，钢笔，还有那个长波段的收音机，我出门。
    门外挺大挺大的凤，吹得我直打转，根本不能前进半步。我打着转儿考虑了一下，跑回屋里，脱下我的呢外套，换上厚重笨拙的棉袄。这棉袄真是太重了，以至于我走到风里的时候，原本凛冽的寒风被棉袄的厚重惊呆了，忘记了继续向着我吹。我走在无风的街道上，看着周围的人正在吃力的顶风而行或者是顺着风一步三米，我就高兴的哈哈大笑。站牌孤零零的独自站在街道的一边，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踯躅徘徊。我蹲下身，看着那只小狗。小狗迎着风晃动脑袋，风吹开了它长的盖住了眼睛的毛，两只黑溜溜的眼珠子定定的注视着我。我被它骇了一下，它实在太脏了，原本白色的长毛上边挂着五彩斑斓的油渍，目光也过于凌厉，我的心里直发毛。我站起向后退了两步，好在它没有向我继续逼近，而是摇摇尾巴不屑的走开。
    723路公车终于来了。很奇怪，原本一向拥挤不堪的公车此刻却一个乘客都没有，只有那个四十岁左右的司机打着连天的哈欠面无表情的等待我走上去。我把一块钱纸币塞进投币箱里，唯唯诺诺的向司机解释我没有零钱了，而不是故意不交那两毛钱。司机不耐烦的摆摆手，示意我赶紧找位置坐好，随即踩下了油门。车子向前行驶着，我坐在空荡的车厢里，耳朵里充斥着死亡之前的科特柯本嘶哑的歌声。科特柯本就像是一个烟酒过度的肺痨老头，絮絮叨叨的念着我听不懂的外国词儿，引着我的心脏跟着他的节奏共鸣。车子越开越快，风驰电掣，窗外的街道、行人和楼房如同电影般滑过眼帘，我疲倦的闭上了眼睛，脑袋紧紧的贴在冰凉刺骨的窗户玻璃上。车子再次停下的时候，司机回过头，依旧毫无表情的看着我，我看看窗外，不过是亚贸而已，我便冲着司机摇摇头，告诉他我并不在这站下车。司机用武汉话开口问我，你到哪儿下啊？这一路估计不会有人上车了，把你送到了站，我也就完成了这趟发车。话语里带着不耐烦，仿似如果不是为了接我，他就可以继续躺在被窝里不用早起上班一样。我想了想，用蹩脚的武汉话反问司机，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该从哪儿下车比较近？司机没回答，只是摇摇头，表示他也不清楚，然后就再次踩下了油门。车子开出去几米远，司机又回过头，对我说，不会说武汉话也没什么必要学，不好听。这次，他用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就像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由于他的回头，车子跟另一辆车擦身而过，几乎撞在一起，吓了我一跳。
    车子开到徐东村的时候，我下了车，司机对着我展露了也许是他今天第一个笑容，开着车子倏忽不见。我看着眼前无比陌生的场景，不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行进。我记得考试报名点的那个小姑娘告诉的我，在徐东村下车就离那个考点不远了，就近问问，应该有人知道。可是我一连问了三十七个男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明确的方向，他们都同样的表现出对于我的问题茫然无知的样子。我开始向第一个女人询问。女人听完我的问题，反过来问我那个学校是不是在汉口，我摇摇头，我说，那人告诉我这个学校在武昌。女人好奇的问，那人？哪个人？叫什么？我一下子变得有些暴躁，我说，那人就是那人，什么哪个人？我哪儿会知道她叫什么。女人看我脸色铁青，撇撇嘴，说，神经！我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该将这句话还给她。我放弃了再度向任何人询问，我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些人即使知道确切地点也不会告诉我，也许他们都和考点的监考老师串通好了，竭力阻止学生去参加考试，这样监考老师的眼睛就不会那么累，要知道，监考防止那些狡猾的学生作弊可是一件无比艰巨繁重的工作。
    我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般的四处乱撞，在徐东村附近的大街小巷里不断游荡，希冀能够猛然发现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和黑字招牌。其实这个学校门口的招牌究竟是不是白底黑字的我也拿不准，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学校门口挂着的木质招牌都是白底黑字的，不过也许这个学校喜欢用红底绿字或者绿底红字也说不定。半个小时过后，我依旧没能发现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牌，只看到一系列跟四铁有关的不同招牌。四铁究竟是什么，我不大清楚，不过想来应该是第四铁路局之类。我确定这个学校必定就在周围某处，只是没有被我发现，或者它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安静的看着我，静静等待我走进去，坐下，参加考试。我掏出手机，看到上边的时间赫然已经是八点四十八分了，而我的准考证上写明的时间是九点整开考。我基本绝望了，我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在剩余的十二分钟内顺利找到学校以及考场。我开始不顾一切的奔跑，一边奔跑一边四顾，我热切的盼望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牌突然映入我的眼帘。当时间还剩两分钟的时候，我放弃了所有的努力，我双脚灌铅般的蹲在路边，大口的喘着气，嘿咻嘿咻，像是刚刚手淫完毕的老头。
    已经决定放弃考试了，我该考虑考虑我究竟是就此回去还是随便逛逛。最终，对于陌生环境的好奇心理战胜了我回去继续钻被窝的渴望，我决定在附近逛逛。我来武汉几近三年半了，可是还从来没有来过徐东，虽然没来武汉之前就听说徐东平价很有名，但是无论它的价格如何之平，若我这样的无产阶级还是没什么能力大肆购物。偶尔乘车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也没有对于这路上的风景多加注意。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个地方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根本无法知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行进才能看到徐东最好的景致。或者，在这脏兮兮的城市偏隅，也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望的景致。既是如此，便随便逛逛也好，就当活动活动我久坐桌前的腿脚。
    在一片大兴土木的建筑工地门口，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六七十年代那种蓝色印染布的棉袄，蜷在路边，眼睛闭着，脸上露着恬睡的微笑。她的嘴边放着一个纸碗，碗里只剩下些许的汤汁，上边浮着一层浅浅的冰，想是昨夜吃剩下的物什。女人的身边站着两个工地的保安，整齐的制服，灰色，还打着一条鲜红的“易拉得”领带。两个保安嘻嘻的笑着，嘴里不干不净的开着荤玩笑，一个说这个女人的年纪几乎可以做对方的妈了，另一个说不管多大年纪都是女人，并且建议对方给她十块钱带回去干一下。说干的这个被说妈的那个骂了一句，两人开始争执，一个说你他妈的凭什么骂人，另一个说那么想干回去干你妈去。我想，他们如果不是感情极好，一会儿一定会打起来，我很希望他们打起来，打架看着挺带劲的。可惜，他们即将打起来的时候，却被一个老头一个老太给破坏了。老头老太走过来的时候，那个说干的保安已经抓住了那个说妈的保安的脖领子，被抓的保安梗着脖子，像只好斗的小公鸡，扬着拳头几乎打下去。老头说了句话，他们俩纠缠的手就松开了。老头说，真他妈的晦气，老子儿子结婚，选了个这么好的日子，却被这么个鬼女人拦了道。那两个保安几乎同时开口说，今天真是个不错的日子，一月八号，要发要发！老太说，是呀，就是看中这个要发，才选的这么个日子，不过这个女人也挺可怜的，恐怕是脑壳不清白，要不这么冷的天怎么会躺在马路边上。我应合了一句，是呀，挺可怜的，哪怕找个避风的地方呢。老太又说，老头啊，你给她十块钱，让她离开吧，别挡着儿子的花车，儿子就快下楼了。老头就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崭新的二十块人民币，丢在那个女人的脸边上。老头用脚轻轻的碰碰那个女人，女人睁开了懵然无知的双眼。老头说，给你二十块，你换个避风的角落去睡吧，别挡在路边了。女人挣扎着站起来，捡起那二十块钱，摇摇晃晃的离开。我抬眼看去，前边一群人拥蹙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带着新郎花儿的男人从楼洞里走出来。我对老头老太说，祝你儿子儿媳妇白头偕老，你儿子长得挺帅的！老头老太叨叨着要给我吃喜糖，我没有回话，直接离开。
    前边的春天大药方门口排着许长的队伍，全是些老头，我不知究竟，就走近前看。队伍逶迤着向前行进，前边的人拿着一个小盒子离开，队伍却总也不见短，不断有新的老头加进来。我身旁的老头问我，你来帮你爷爷拿药么？我摇摇头，莫名其妙的问他，拿什么药啊？这么多人排队。老头说，是个北方的什么药厂做活动，免费赠药，治高血压的。我吐吐舌头，说，这么多人高血压啊。老头笑了，脸上的褶皱更深，深不见底。他说，你还小，等你年纪大了，多半也有这个毛病。我不语，看着前边不断有人拿着药盒离开队伍，后边又有人不断接上，队伍愈长了。
    我发现身旁就是一个公交车站，稀稀落落的站着一些等车的人，脸上无一例外的挂着焦急等待车辆的神色。我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无比焦急的盼望着公车的到来。身旁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纷纷搭乘自己想要搭乘的车辆离开，我却依旧站在站牌下，焦急盼望。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该搭乘哪辆车子，无端的焦急着。我看看站牌，上边写着十多路公交路线，却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直接通往我住的地方。突然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问我，你到底坐几路车呀？我回头看着她，她也盯着我看，我们的瞳孔相接，对望了很长时间。最终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女孩子噗哧笑了，你怎么迷迷糊糊的，自己要坐几路车会不知道？我看了你很久了，这个站牌上所有的车子都来过一遍了，你却还没有上车。我问她，那你呢？你坐几路车？女孩说，我不坐车。
    ——你不坐车你站在这里干吗？
    ——上班呀。
    ——上班？
    ——是呀，上班。她如同加强语气般，加重了“上班”两个字的读音，又像是强调着什么。
    ——你上什么班？
    ——观望马路。
    ——这也是上班？一个月多少钱？
    ——没有钱。
    ——哦，我明白了，其实你跟我一样无聊。
    女孩子嘿嘿的笑，不说话了，高深莫测。
    我陪着那个女孩站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我打算离开。我问她，去亚贸应该坐几路车？女孩认真的考虑了我的话，然后说，要不我带你走吧，我也到亚贸去转转，你跟着我。我便跟着她，上了一辆黄白相间的车。女孩走在前边，帮我投了币，我想把钱还给她，她翻翻白眼，表示不要。我们并排站在车头上，眼睛看着车上发动机的盖子。到了下一站，有两个人下车，女孩一蹦一蹦的抢到了座位，招呼我过去坐。我坐在女孩身旁，眼睛看着女孩隆起的胸脯，裆间有些发紧。女孩可能洞悉了我的目光，脸上微微红了一下。我原以为她有些不高兴了，便将目光挪开。女孩却凑近了我，贴在我的耳朵边上，对我说，好看么？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喷出阵阵的热气，搞得我的耳朵里边痒痒的。我装作不明白的样子回答，什么好看么？女孩真的不高兴了，嘴唇噘了起来，她说，你装什么糊涂，你在看什么？我摇摇头，不置可否。女孩又问，好看么？我不忍打断她的兴致勃勃，就干脆转过头，认真的看着她的胸脯，然后认真的回答，挺好看的，形状不错。女孩语气很轻松，她说，就是嘛，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不想再跟她探讨这个问题了，扭过头用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看着窗外飞快退后的景象，脖子感到酸涨。过了一会儿，女孩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用力握了一下，好像是有话跟我说。我看看她，问她干吗，女孩说，想不想跟我上床，要说真话哦！我笑了一下，严肃的告诉她，想！女孩拉起我的手，司机恰到好处的配合着停了车，女孩回头看着仍旧坚定的坐在椅子上的我，说，走吧，你还在等什么？我突然大怒，站起来甩开她的手，骂了一句，真他妈有病！然后自行下车，把车子甩在身后。
    下了车，我认真的考虑我为何突然震怒着怒斥那个女孩有病却无法得到答案，可能真的是担心那个女孩有病吧，这病，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管他呢！
    走在路上，我却发现我对于这个地方完全不熟悉，比起刚才的徐东村，更加的陌生，甚至连一个我所知道的参照建筑物都没有。所有的建筑都是一个样子，土砖土瓦，绝不超过三层高，一概灰蒙蒙的土头土脸，摆着相同的冷漠表情。我想要找个人来问问，却发现所有我目之所及的人无一不行色匆匆，面色惨然。我的耳鼓被科特柯本嘶哑的嗓音持续撕裂，我站在路口，茫然不知所措。突乎其来的我在瞬间泪流满面，路上的行人没有侧目，任由我在大路上痛哭失声……

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