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图】1960年饥饿的北京
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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