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中国一代文豪巨匠鲁迅先生于大陆新村寓所停止永恒的呼吸，世间的一切非议从此与他无关，他的灵魂也到达了天堂，只留给土地一寸葬身的位置。无论悲痛也好，焦急也好，快慰也好，自今以后，先生的春秋笔法此生不再。
　　然而，先生的死无言是事实，只是先生的死一直疑迷团团，相对于本人的追究，先生的死根本就是谋杀。

　　2001年3期《收获》刊登了周海婴的《关于父亲的死》一文，文章如下：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明白了当，先生的死疑团四起，须藤谋杀的痕迹甚是昭著，即使“当局者迷”的周家人都是疑云满腹。

　　第一，鲁迅先生1936年间，一直是老病缠身的，期间也无数次的看过医生，而这医生大抵都是日本的须藤。但美国来的邓医生确诊先生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之前美国的医生告诫曰：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而须藤迟迟不确诊，分明是存在两种可能：一庸医误诊，二拖延时间。

　　对于须藤的医术，不至于是庸医误诊的，倘若是庸医，那日本的医疗当时不至于闻名于世的，更不会让先生对须藤医术的信服（别忘了先生也是在日学医之人）。于是，这排除第一种“庸医误诊”的可能，而另一种可能“拖延时间”成为肯定，证据证明须藤无非是杀人害命的凶手。

　　第二，相对于当时的医疗，肺结核并不是不能治疗的，也不会太难确诊的，而须藤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根据萧红先生回忆：“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鲁迅先生最后的日子》）一个月后，须藤为何破天荒的证明是肺病呢？而他起初又“一口否定”，态度坚如磐石，明显，须藤认为“时机成熟”了，拖延一月“不抽水”，鲁迅先生也一直高烧不断，此起彼伏，胃口不能开，“不出半年就死”。

何况结核性肋膜炎病症极其貌似感冒，也会发生“高烧”不断的现象。想必须藤以此为理由进行推搪欺骗，时而给先生退烧，令先生病情“时好时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看先生在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死人也能看到须藤先生的“每天来”，似乎都是“注射及退热、止咳药”，而这些治疗根本都是对付感冒的小病而言的，结果只是“而热即复发”，终于等待一个月后，才大动干戈的“抽水”。之前先生还“十天前吐血数十口”，常人一看，也绝不怀疑只是伤风感冒，大可“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就罢。更滑稽的是“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药，还吃停止肺病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萧红《鲁迅先生最后的日子》）证据确凿的证明须藤原本就不怀好心，想致人于死命。

　　第三，“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检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鲁迅先生最后的日子》）

　　从萧红的记录，先生的肺病已然是“20年”了，何况先生病的“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加之先生自己也说“吐血十口”，此种迹象在1936年8月27日之前就出现了，也是在须藤确诊为“结核性肋膜炎”之前。常人都能知道先生已经“病入骨髓”，而须藤却还只是“注射及退热、止咳药”，用药完全不是医生所为，行为不言而喻是要谋杀。

　　先生在1936年7、8月份就发病严重了，而期间须藤丝毫没有提及需不需要住院。周家的人质疑“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然而不出意料，须藤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杀人的迹象一清二楚，人神共愤。

　　第四，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一批著名的肺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这些X光片拍于鲁迅逝世前四个月。专家们会诊后一致认为，鲁迅确实患有肺结核、肋膜炎，但这不是鲁迅直接的死因，直接死因是肺气肿，造成气胸，压迫心脏，造成心率衰竭。根据专家会诊的结论，须藤确实延误了先生的病情，同时对先生的病情也存在着误诊。

　　而本人已经在第一点的时候排除并否定了须藤存在“误诊”的可能性，结果更有力度的证实了须藤故意延误隐瞒先生的病情，以致先生最后的病逝。一言以蔽之，须藤的谋杀动机及其事实难逃公道，为人所不齿。

　　也就这样，先生在1936年就这样被人谋杀了，想之不到英明一世的先生就这样死去了，而凶手却已然逍遥法外，让人痛苦不已。当先生死后几近一甲子，周家人把疑团公诸于世，其后先生之子周海婴于2001年9月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再次说及此事，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其中谋杀证据甚多，于是本人也由衷撰就此文，以表我对先生的沉悼。（文/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