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她还只是“省尾国角”的一座边陲小镇；2007年，她已崛起为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的第四座现代化城市。自1980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后，改革创新已成为她的灵魂。这就是深圳的故事。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三十年来，一代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紧密相连，其间发生了哪些故事？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深圳三十年间崛起的过程。

　　邓小平：“欢迎各国到深圳投资设厂”

　　1977 年11 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开始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远行，到广东视察。

　　1978 年10 月22 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后再一次走进“资本主义”的工厂。

　　他首先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 岁的松下幸之助。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即访新加坡，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李光耀看。报道的性质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座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新加坡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第一，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 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我在1978 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前来访问的松下幸之助时提到了深圳。邓小平说，我们在广东靠近香港的深圳设了一个经济特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试验，欢迎各国资本到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

　　也许正是邓小平这句话的影响，吸引了日本企业陆续投资深圳。在深圳以后的建设中，继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之后，日本企业的投资处于第二位。

　　邓小平关注深圳，应该与他复出后1977 年11 月的第一次南巡有关系。

　　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接着又说：“这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两句话的意味。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 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 ~1.2 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 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 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第一个登上蛇口半岛的香港女商人

　　说起“马太”，在蛇口仍几乎无人不晓。因为她是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也是一位首始至终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获得成功的港商。

　　“马太”名叫陈惠娟，潮汕人，之前一直在香港做生意，但做的都是与内地有关的生意，不过做得都不是太大，仅仅勉强维持而已。1978 年10 月的一天，“马太”听招商局的人说，北京派来了一位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工作，很有来头，名字叫袁庚。11 月1 日，招商局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为袁庚举行盛大招待会。

　　马太再一打听，袁庚在香港早已大名鼎鼎，他原在东江纵队做情报工作，早年就活动在广东和香港，在香港有不少老部下，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特别能打仗，又有谋略的人。

　　招待会这一天，“马太”精心装扮一番出现在了招待会现场。招待会盛况空前，来了很多政商人士。袁庚在会上宣布：“香港招商局正拟大力拓展业务，除继续经营已有的船舶代理、远洋货运和本地仓库码头业务以外，将直接经营船舶买卖以及大力开展同交通部运输有关的各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业务主要为中国服务，也乐意为国外服务。”

　　在这次招待会上，马太接近袁庚，并有重量级人士引见。她表达了与招商局合作的意愿，并留下电话，希望能进一步详谈。

　　果然，几天后，袁庚就接见了这位算得上老乡的“马太”。拐过年来，招商局发展部的人就找到“马太”，说招商局将在深圳南山半岛的蛇口建设一个工业区，请她从香港采购建设人员所需的生活用品，列出的用品清单上有粮食、食品、棉被、蚊帐、铁架床、办公桌、炊具等等。

　　人马未动，粮草先行。“马太”采购完这些生活用品，运到码头上，装上招商局的小货船送到了蛇口。

　　这就是“马太”第一次登上蛇口海滩时的情况。


　　袁庚上书，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

　　那位“拉”“马太”到蛇口投资的袁庚是何许人也？

　　袁庚的职务不高，但争议颇大。杨成武上将说，20 世纪的许多好事、许多坏事，都让袁庚碰上了。交通部原部长曾生说，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东纵联络处长，解放战争中任过两广纵队作战科长、炮兵团长，是一位经过考验，有胆识、有能力的干部。国民党少将余兆麒（后任香港联合银行董事长）1945 年在夏悫少将司令部中与袁庚有过接触，当年对袁庚的印象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文革”中，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应立即逮捕，与曾生一案共同审讯。”

　　出狱后的袁庚已年近花甲，但他敢言的个性没有改。有一次，他随叶飞到丹麦访问，叶飞对丹麦著名的造船企业B&W 公司的管理方式与经济效益非常感兴趣。回国后的一次会议上，叶飞便提出将上海造船厂交给丹麦人管理。

　　众目睽睽之下，袁庚发表反对意见：“上海造船厂现有的1.2 万人怎么办？能上船台的仅有五千多人。”

　　会后，有人笑对袁庚说，你胆子可真不小，敢顶叶司令——就任交通部长之前，叶飞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孰料，此后叶飞愈加赏识袁庚。1978 年6 月，叶飞向袁庚交代了一项任务：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袁庚对香港是熟悉的。他是深圳人，当年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就包括香港。“文革”中，袁庚入狱，罪名就是与曾生合卖香港，获金若干云云。

　　到了香港，招商局的现状令人痛心。1950 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 条船，包玉刚才有两条船，28 年过去了，包玉刚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踞东方，傲睨四海。而招商局……调查工作完成后，袁庚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于10 月9 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3 天后，1978 年10 月12 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交通部的《请示》。不无巧合的是，125 年前的1872 年12 月23 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皇帝也是在3 天后恩准的。

　　对此，有人开玩笑说：假设当年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后来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袁庚听了这个玩笑后，顺口说出“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后来与“时间就是金钱”合在一起被树在了蛇口。

　　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在当时都是陌生的，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令人触目惊心。

　　这样，袁庚就当上了招商局第29 代掌门人。

　　李先念在地图上南头半岛一带，轻轻画了一个圈

　　到了香港，袁庚感觉无法大展手脚。

　　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1.5 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也在500 元港币以上。

　　袁庚迅速把目光看向隔水相望的宝安县。为什么不能利用宝安县的土地呢？袁庚到广州去见东江纵队的战友刘田夫。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对袁庚的想法坚决支持。袁庚马上驱车赶到自己的家乡大鹏，但这里道路不平，水源匮乏，电力有限，发展工业限制很多。

　　最终，袁庚选中了南山半岛的最南端蛇口。11 月下旬，叶飞访欧回来，袁庚请他在香港逗留3 天，向他汇报了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设想。

　　1979 年1 月6 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二十多天以后，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和谷牧当面汇报。

　　1979 年1 月31 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进了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这次会见，确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命运，也为袁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

　　李先念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简直不敢相信映入自己眼睛的图像：李先念手中的红铅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头半岛一带，轻轻地画了一个圆弧。一向反应敏捷的袁庚，竟没有随口接住李先念划出的这片土地。

　　事后，袁庚承认，那一刹那，他的确有过一阵强烈的思想冲突。

　　一、划出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二、开发蛇口工业区，国家不给投资，资金全靠自筹，找米下锅，何其难矣，而地方越大，困难越多。

　　三、高雄、巴丹、裕廊等较为成功的工业区，面积均不过有限的几平方公里而已，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又都比蛇口优越许多。

　　后来，蛇口工业区实际确定的范围为蛇口镇冰厂以西至五湾，约占荒田1000 亩；同意将赤湾片区划给招商局做旅游区，面积另算。

　　1979 年7 月2 日，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打通五湾、六湾之间的通道。蛇口工业区的这一声炮响，也具有历史意义，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霍英东用请柬“催办”审批手续

　　李嘉诚无疑是“文革”后第一个被当做贵宾请回国内的港商。1978 年的国庆节，他被请上广场国庆典礼的观礼台。这个有点瘦弱的潮州人12 岁离开大陆，到香港闯荡创业，40 年后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华人富豪，在大陆被称做“万恶的资本家”，在香港却被奉为创业的楷模和经营之神，被称为“李超人”。

　　李嘉诚接到邓小平参加国庆典礼的邀请后，到大陆之前给自己定了“八字定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香港之后，李嘉诚只是回到家乡潮州捐建了14 栋“群众公寓”，并没有立即到大陆投资。从时间上来看，与李嘉诚差不多同一个重量级的霍英东应该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港商。

　　1979 年1 月，56 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提出要在广州的珠江边上盖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资1350 万美元，再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 万美元，合作期为15 年，这是建国后国内第一家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国内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之所以在广州投资建宾馆是因为他祖籍广州番禺，而且当时广州是大城市，是华南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香港的富豪里面，我想我的出身是最苦的。”霍英东曾多次这样表示。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1923 年5 月出生的霍英东，7 岁丧父，12 岁入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至中三，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其后他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修车学徒、铆工等。在香港，霍英东又被称为“土地爷”。

　　1950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美国操控下，联合国通过了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制裁禁运的条约。其中如汽油、柴油，甚至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也被列入了禁运之列。前线十万火急，中国政府开展了海外组织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但是如何把筹集到的物资运到内地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时的霍英东重回运输业，拥有十多条船和一间修船厂。这些船就成了运输抗美援朝物资的工具，很多前线急需的药品等物资就这样从香港运到大陆。

　　不过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立项虽然早，但建成的时间却没有抢到前头。当时，霍英东最怕的是政策会变。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表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里就比较踏实。”北京机场的这幅画名叫《泼水节——生命赞歌》。

　　不过，霍英东遇到的是实际的问题。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了物质短缺：“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 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把开业日期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那些怕担责任的部门才高抬贵手，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1983 年2 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媒体报道开业盛况，当日酒店涌进一万多个市民。

　　深圳干部背“恩格斯语录”应对质询

　　今天，谁也难以想象，香港人到深圳投资的第一项目是房地产项目，并且是专门针对香港人的房地产项目。当2006年中央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控制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境外人士到大陆买房时，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更让人不可思议。

　　酝酿建立特区时，小平同志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建设特区的第一项目是开发罗湖。工程师们粗略一算，“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 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是立在深圳市政府前面的一座山。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戏称“五子登科”，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

　　书记吴南生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向谷牧副总理“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吴南生还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000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 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 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于是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3000万能做什么呢？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的副指挥骆锦星算了一下：通水、通电、修路、铺管道，工程搞不了几个月就要停工。这位从来不过问油盐柴米的员被逼得在工地上团团转。

　　背着手，两眼看着黑黑的土地，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地——租地给外商，租出地不就有钱了吗？”

　　骆锦星马上在纸上算起来：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出租，罗湖小区0.8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出去就是40亿，拿这40亿再去通电、通水，不就有钱了吗。还有办特区，不就是为了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建大楼，他们盖了楼，数年后还是我们的地。这样，我们就不用花一分钱，从外商口袋里掏钱给我们建一个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是骆锦星很快就冷静下来。“这会不会是卖国啊，可是大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骆锦星立即想到一个问题，他要到“马恩列斯”的经典原著里查找依据。

　　骆锦星马上跑回办公室，找出“马恩列斯”原著翻起来。终于，他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骆锦星欣喜若狂，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罗湖还没盖楼，108套住房就卖光了

　　消息公布出去以后，在期盼之中，刘天就骑着单车就从罗湖桥上过来了。拐过坎坎坷坷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刘天就找到了深圳市政府。多少年以后，骆锦星还清晰地记得1979 年12月31日那场历史性的对话。

　　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签订于1980 年的1月1日。

　　过完元旦是春节，春节过后第三天，刘天就就过来催着开工了。他把设计图纸摊开给他们看，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3 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 港元，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东湖丽苑”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品住宅小区项目；第一个合资房地产项目；中国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它还是深圳特区开发中第一项改革：土地出租。由于刘天就在其中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深圳把刘天就称为了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香港人。

　　第一批百事可乐，自行车驮过河

　　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合作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亨达就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负责人。协议确定，可口可乐以补偿贸易方式及其他支付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制罐及罐装设备，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协议还有一条规定：“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此举大大刺激了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1979年8月28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短短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到深圳投资设厂的意愿。李文富是菲籍华人，他很快得到回音并被约来深圳进行洽谈。从双方代表开始接触到1981年2月签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地两地奔波。

　　在双方的诚意和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建立起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在来往香港和深圳的路途中，在深圳路段，李文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因为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百事可乐就是李文富用自行车驮到深圳的。

　　根据协议，我方提供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年，前5年，企业利润我方55%，百事可乐45%；5年后，我方利润60%，百事可乐40%。

　　饮料厂很快建成投产。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市场输给了可口可乐，但是在建立罐装厂上却抢了先。在这场商业竞争中，比的是政治敏感度。1972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可口可乐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临时办事处就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但是在建立罐装厂时，他们却要和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厂合作，遭到意想不到的抗拒和抵制。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指此举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打击民族工业。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建设被迫拖后。

　　后来，有人埋怨中央没有及时地把上海浦东同深圳、珠海等列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延误了上海的发展。事实是，当年上海不一定肯当这个特区，不一定肯承担背资本主义黑锅的风险。可口可乐罐装厂被赶出上海就是一例证。

　　而百事可乐却从深圳特区打开缺口，变被动为主动，抢先建起罐装厂。由于在建立和发展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和促进双方良好合作方面做出了贡献，李文富从百事公司在世界14个销售区的150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百事可乐每年两个名额的杰出奖之一，百事可乐集团公司总裁亲自远涉重洋，从美国专程到香港向李文富颁奖。


　　二村宽是第一位到深圳投资的日本企业家

　　在深圳，除了香港和台湾，日资企业占第三位，那么谁是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日本企业家呢？

　　1980年夏天，一列陈旧的货车，从香港方向飞驰而来，驶过罗湖桥，停稳在深圳火车站。货厢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拥挤的人群从车厢里跳下来，向出站口涌去。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落在人群的后面，一边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环顾着四周景物，缓缓地向出站口走去。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适中，面色温和。他，就是日本投资者二村宽。这是他取道香港，首次踏上中国大陆。

　　二村宽是日本东京自动车株式会社总经理，另外还拥有两家企业。他从未投资海外，这次是他第一次尝试到海外投资，他选择了中国，而且首选深圳特区。这次探访，达成了中日合作投资华日汽车有限公司的协议，并很快实施。

　　后来，二村宽风趣地说：“别人是到凉爽而又环境好的地方去投资，我到这个又闷又热的地方投资，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来深圳时正巧是夏天，我乘着一列很破旧的好像是用来装猪的货车，从香港上车时人又多，排队等候，挤上车后根本没有地方坐，车厢里又闷热又臭。那时，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但是，我咬着牙，决心到中国看一看。”

　　二村宽认为，合资建厂最重要的是人的理解与配合，因此他把工厂取名“华日”。二村宽原是丰田公司的员工，“华日”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丰田汽车特约维修厂。

　　寻根溯源，在深圳还能找到来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台资企业。1981年，台商投资的“深圳华侨家私厂”厂牌是由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书写的。台商张清源生在台湾，祖籍是福建清源县。他是假道香港到深圳投资的。工厂建成以后，他来深圳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委派香港和大陆的人员管理。这家小厂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生产的家具质量上乘，打入国际五星级的日本帝国酒店等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