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之中，我最敬重左宗棠。

    左宗棠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满腹经纶、经世致用、忧国如家。正史野史，都有好评。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尽管，曾左二人曾老死不相往来，但该说的话，曾国藩还是说了。
  《清史稿》有《左宗棠传》，其说，“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父观澜，廪生，有学行。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这段话，形象生动，三次进京会试，名落逊山，然其心孤傲，自比诸葛亮，也是狂人一个。据说，他不仅自比诸葛，还到处讲，给朋友写信，干脆署“亮白”两字，言下之意，就是诸葛亮在跟你说话呢。呵呵，有才之人，大抵都是如此的。文中所提之胡林翼，也是晚清重臣，左宗棠的好友，俩人曾“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他对左宗棠评价之高，也是罕有的。比如，“无才出其右者”，“楚材第一人”等。

    左宗棠最大的历史功绩，乃是当年平定新疆之举。据说，他曾经抬着棺材出征。《清史稿》有一句话，点到了。叫“宗棠舆榇发肃州”。可见，抬棺出征，是事实。然而，为何抬棺出塞，说法也是很多的。

    前些天读野史，读到一则相关的秩事。极有意思。其说左宗棠幼年患病，“甚剧”，结果遇到一个怪异的僧人，他看了之后说：“病必无妨，此手定山河也，尚有许多事业未就，安得遽死乎！”没过多久，左宗棠的病果然痊愈。其“家人异而询之”，结果，这位僧人又说出了一大段话，预测了左宗棠的一生，“言公毕生休咎其详”。家人当然不信，也就没有放在心上。“漫置之”。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得不令左宗棠和其家人“大奇之”。左宗棠某年升某官，某年至某处，都被异僧说中了。这位异僧还预言，左宗棠将于某年卒于战阵。因此，光绪六年，左宗棠发兵哈密之时，突然想起僧人的话，敬畏之心徒生。于是，他预嘱了后事，附身之物皆备，直至棺材。在他看来，他此去一遭，恐已不能“生入玉门关”了。手下人自然有疑，于是，左宗棠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到沙场，便是终考。况吾后事俱备，不犹胜于马革裹尸乎！”然而，这一仗左宗棠居然凯旋而无恙。不过，数年之后，他仍然卒于军中。这也是命。至于他为什么会延寿，野史说他阴德及人，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说法，人做得好。故天延其算也。野史的说法，不知有无什么依据。但左宗棠幼年曾患大病，却是事实。僧人之说，只好借来一笑了。

    史书还有一种说法，叫“遵嘱出塞”。是说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约左宗棠湘江夜谈，郑重托付重任，要其今后一定要平定西域。按理说，林则徐与左宗棠并不是一辈人。林则徐名满天下之时，左宗棠还在给人做幕僚。1848年，道光皇帝赦免了“负罪远谪新疆”的林则徐。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了八年。林则徐被任命云贵总督。初到陌生之地做官，当然要有人帮衬。于是，胡林翼便将好友左宗棠推荐给林则徐，并说左宗棠有异才，品学湘士第一。林则徐自然高兴，忙请左宗棠去云贵任职。然而，左宗棠没有去。他的理由是在其前任上司陶澍家中教书，聘期未满。显然，这是托词耳。左宗棠虽说仰慕林则徐，却对云贵偏远之地没有兴趣。他是有远大政治志向的人啊。再说了，做幕僚，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当年张亮基、骆秉章等人巡署湖南，他也不是跑去任职了吗？显然，湖南和云贵的地位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后来就有“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固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之说法。

    一年之后，林则徐因年老多病而还乡。他是从云南回福建原籍去。此途须经湖南。他的官船于1850年1月3日到达长沙，停舟朱张渡口。林则徐特地派人赶往湘阴柳庄请左宗棠到长沙一叙。左宗棠欣喜万分，匆忙前来。俩人泛舟湘江岳麓山下的牌楼岸边。此去不远，就是著名的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名闻天下。此时，林则徐65岁，左宗棠37岁。据说，俩人纵论天下之经纬，畅谈旷世之抱负。这次谈话，据说林则徐把久藏胸中的西北边防大事，郑重地托付给了左宗棠。毕竟，林则徐在新疆八年，所见所闻所思，都是呕心之作。他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关系国家命运，应图长治久安。林则徐还将有关材料悉数交给左宗棠。这次谈话，据说谈了通宵，直至东方既白。林则徐还题赠一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百多天后，林则徐便与世长辞。因此，这也是林则徐与左宗棠唯一的一次见面。林则徐的托付，在左宗棠看来，既是忘年之交、又是前辈的政治“遗命”。他感慨之余，写下了哀掉林则徐的著名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沉。

    因此，有人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三十年后，左宗棠为什么力主西征、收复新疆的主要动因。湘江夜谈估计是事实，左宗棠也曾在吊唁信中提及“忆去年此日谒公舟中”等语。然而，正史却不见记载。至于他们见面谈了什么，似乎也没有详尽的资料。更多的则是后人的演绎。

    因此，吾观左宗棠其人，独排众议，力主西征，乃是其内心深处铭心刻骨的“精忠报国”思想的体现。若说林则徐的影响，撇开湘江夜谈不提，林则徐倾其一生尽忠为国的精神，对当时的热血男儿左宗棠来说，影响是深远的。林则徐1941年曾写下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左宗棠亦经常诵颂。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可以说，“忧国如家”，一直是左宗棠的重要政治心态。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才可以理解，左宗棠为什么如此尽心尽责地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绞杀陕甘回动，以及在福建办船政局，大兴洋务，后来又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在云南福建等地抗击法国侵略等等的作为。这是不应该以简单的所谓“阶级划分”理论来纵论其功过是非的。说左宗棠“刽子手”，又是“爱国者”，看上去“一分为二”，讲辩证法，其实此种说法，本身就是可笑的。在左宗棠眼里，似乎永远只有两个评判标准。一个是做人的标准，一个就是爱国的标准。做人的标准，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道理观念。爱国的标准，就是是否为国家尽力。国家这个概念，其当时的载体，就是满清政权。

    先说左宗棠做人原则。他一生有两大品质。一是毕生清廉为官、以俭德服人。二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曾自号“忠介先生”。《清史稿》曾评价左宗棠“廉不言贫，勤不言劳”。野史《近代名人录》中也有一段记载，提及左宗棠俭德服人。“军兴以来，各路统将在兵间数年，往往咸致富有，满载而归。公独一钱不苛予取，所得犒赏，悉与将士共之，营中悦服。尤能以身作则，自奉甚俭，衣惟布絮，即遭朝祭大典，亦但服呢羽而已。”这与当年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有天壤之别。特别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大肆中饱私襄，遭天下人讥笑。在这方面，左宗棠是羞于同他们为伍的。还有记载说，“文襄节俭，军中治事，尝以布护袖”。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有一个新选县令，“华服来谒”，他竟然不让其到任。左宗棠开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吾民脂民膏有限，何堪供彼睃削乎。且牧令为亲民为官，事必躬亲，恐污彼衣，殊为可惜也。”意思是你穿的这么好，倘若一心为百姓做事，不是要弄脏了你的衣裳啊。这不是可惜了吗？可能想见，这位县令，当时是多么的难堪。据说，左公此举，令陕甘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属吏争尚朴素”。因此，胡林翼先生评价左宗棠：“公一钱不私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亦皆信之也”。

    关于左宗棠刚直果断、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两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一件事，是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府中做幕僚之时，骆的妾弟求其姐找骆秉章赏派差使。当时，骆不管政事，皆由左宗棠料理。因知左公耿直，骆“有难色”。但其妾屡屡请求不已，无奈之下，骆秉章便请左宗棠喝酒。这种事，也是奇怪的。上司竟然请下属喝酒办事。然而，左宗棠竟然不领情。酒过三杯，左宗棠即置杯长揖，要向上司告别，掼纱帽了。骆糊涂了。忙问为什么？左宗棠说：“明人不烦细说。意见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在左宗棠看来，他倘若为骆秉章的妾弟开此先例，其他的人会怎么想？今后又怎么做事？这种为官作风，甚为少见。这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颂的。第二件事，是说左宗棠与曾国藩绝交。按理说，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提携之恩。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然而，天京攻陷之后，俩人关系出现巨大裂痕。曾国藩向朝廷奏报，称悍贼一网打尽。其中，称洪秀全之子也积薪宫中自焚。但是，左宗棠不信，因为据他了解，洪秀全之子已逃至广德，被人迎入湖州城。于是，左宗棠上折，说明真实清况，并提及其弟曾国荃之所为。结果，此事令曾国藩大为不满。他也上折反驳，称左宗棠是虚张声势，自己邀功请赏。左宗棠再上书辩解，且言词激烈，有口诛笔伐的味道。这种不留情面的做法，致使俩人十余年的交情付之东流。至于后来说左曾二人，早已不投机，曾以联相讥（如曾国藩作“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宗棠复“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我是怀疑其真实性的。至少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前，他们的关系仍是相当投缘的。其实，在官场之上，这是左宗棠的一贯作风。在是非面前，他向来口无遮拦，敢说敢做敢当。这在晚清众臣之中，也是少见的。

    左宗棠做人如此，抵御外侮、尽忠报国，更有一种披肝沥胆、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说他是民族英雄，可能是恰当的评价。有人不认同，我也没有办法。因此，当左宗棠平定甘陕之后，他便将目光盯住了天山南北的广阔天地。他一直在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

    《清史稿》记载：“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籓，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 当时的新疆，正处于沙俄、英国及其傀儡阿古柏（即帕夏）的操控之中。左宗棠满怀忧愤，上书中央提出收复新疆之举措。左宗棠说：“东南则鞭长莫及，至事在西北，臣请力任”。按他的意思，别的地方的事，鞭长莫及，我管不了，但西北之事，就在我身边啊，怎么可以不管呢？于是，“塞防”“海防”之争由是起。力主海防的李鸿章竭力反对。他说：“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以为不便。”“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他甚至认为：“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总之一句话，李鸿章坚决主张放弃新疆。但是，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新疆。他说“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左宗棠。这就是军机大臣文洋。文祥属正红旗人。他是慈喜太后的近臣之一。其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咸丰帝病死后支持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后来又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从而确立了慈禧的政治地位。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洋务派大臣。显然，他的话，慈禧太后是能听进去的。《清史稿》说，“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可见文洋声名地位之重。

    左宗棠出塞收复新疆之事，史书多有详述。此处不提。总之，他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左宗棠的同乡，也是部下，一位叫杨昌浚的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题为《恭诵左公西行甘棠》，称颂了左宗棠的出塞壮举。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

    毛泽东后来曾有评价：“没有左宗棠，新疆的事难说。”多少年后，王震将军也率军进疆，据说，他进疆的路线，就是左宗棠先生当年的进疆之路。因为，一路成荫的“左公柳”可以作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左宗棠传》的作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及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王震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他还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其实，左宗棠在国家利益面前，即使是鞭长莫及之事，他也是要管的。比如，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他就主动请缨。《清史稿》说：“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次年，法国人“大举内犯”，左宗棠又挺身而出，“视师福建”。这时，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忧国如家”，而从不自弃。

    1885年7月27日清晨，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去世。他为左家留下了一条著名的家训：“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这也是他当年结婚时写下的对联。他也为国家留下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说，他去世的时候，福州暴雨倾盆，电闪雷鸣，东南角城墙被雷击中。当地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左宗棠最终卒于军中。这似乎也应验了当年僧人之预言，命定之数，早有安排。可叹可叹。

    左宗棠死后葬于湖南长沙石门乡柏竹村。此墓亦曾被毁，后重修。墓前有联，称颂左宗棠之历史功绩：

    汉业唐规西陲永固；

    秦川陇道塞柳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