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今年国内第一本品三国图书。是民间学者沈忱二十余年来，对《三国演义》进行庖丁解牛式研读的笔记。该书分为“品事集”和“品人录”两部分，前者主要考证疑事之真伪，探究史误根源；后者则还原风云人物的真实面貌，评述功过是非。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观点新颖鲜明，论述清新平和。作者学识丰富，娓娓道来之中豁然开朗，令人耳目一新。和一些专家在电视上论讲三国历史，迎合现代趣味不同，《煮酒品三国》揭开了历史事实，但不以为目的，其旨趣更在于理解历史理解古人，不但剖析了三国史实，也洞察了《三国演义》的主观文学审美，达到与古人对饮、与历史言欢的境界，这是读此书的最大得益之处。



第一篇 品事集
第1节：诸葛亮来了个拔苗助长 
第2节：曹操如何变成花脸奸臣 
第3节：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第4节：刘备之功挂在诸葛账上 
第5节：两种千里走单骑 
第6节：三种打督邮，三种意境
第7节：吕布诛董的背后
第8节：吕布杀丁原的两种可能 
第9节：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第10节：关公没有斩华雄 
第11节：关公并未战长沙 
第12节：羽擅自发动进攻
第13节：刘备领兵入川 
第14节：谈谈"降汉不降曹" 

第二篇 品人录
第15节：生子莫似袁公路（1）
第16节：生子莫似袁公路（2） 
第17节：掩卷而叹说王允 
第18节：唏嘘品刘焉（1）
第19节：唏嘘品刘焉（2）
第20节：唏嘘品刘焉（3）
第21节：唏嘘品刘焉（4） 
第22节：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1）
第23节：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2）
第24节：刘虞：勤王反被奸人误（1) 
第25节：刘虞：勤王反被奸人误（2)
第26节：刘表：守士安邦的一代能臣 
第27节：一代投机政客陶谦 
第28节：陶谦已经是徐州牧了 
第29节：董卓被杀后 
第30节：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第一篇：品 事 集


第1节：诸葛亮来了个拔苗助长

诸葛亮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披坚执锐、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地派马谡亲临前线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

"三顾茅庐"与"毛遂自荐"辨析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这可以算做是罗贯中的功劳。他用了洋洋洒洒六千多字的篇幅来描绘这段被后世誉为千古佳话的故事，写得是一波三折、精彩纷呈、意境深远，令人难以忘怀。

罗贯中描写的这个"三顾茅庐"故事出自诸葛亮自己的说法。诸葛亮曾在出师北伐之前向后主刘禅上过一篇《出师表》，其中诸葛亮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写得一清二楚，是刘备三顾茅庐才把自己给请出来的。很明显，西晋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就采用了《出师表》中三顾茅庐的说法。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就是正史当中的记载，也就是"三顾茅庐说"。

不过在比陈寿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叫做"毛遂自荐说"。据三国时期魏人鱼豢所撰《魏略》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又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为了使荆州免受战火的蹂躏，诸葛亮亲赴樊城去找刘备。见面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把他晾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耗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耗牛尾结毦（也就是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结毦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除《魏略》一书之外，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早提出意见的是南北朝的裴松之。裴松之把《魏略》和《九州春秋》中的说法放入自己为《三国志》作的注中。不过裴松之在完成了这个资料的收集后，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显然裴松之是赞同"三顾茅庐说"的。

近几百年来，关于"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就这个问题争论的相关范围越来越广，说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兼而有之。针对这些争论，笔者想结合"毛遂自荐说"的主要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毛遂自荐说"认为《魏略》是一部良史，记载真实可信，因此"毛遂自荐说"是准确无误的，这种说法欠妥。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提法，部分原因是因为《魏略》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魏略》。我们现在了解的该书的片段都是出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它是不是良史我们不得而知。要说良史，《三国志》的成就一直为后人所称赞。《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我国二十多部纪传体史书中，"前四史"被公认为其中之冠冕，其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就这么一部史学名著，也还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失和遗漏，更何况《魏略》之类的野史。《三国志》流传以后，如《魏略》《魏氏阳秋》《江表传》《吴录》之类著作就逐渐失传了，这不能不说与这些著作的弱点有关（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既然总体质量不能相提并论，就比比具体事件、人物记载的准确性。可以这样评价：无论是《三国志》，还是《魏略》，都有记载对的和不对的地方，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谁错，因此也就没有了可比性。有人说陈寿是西晋人，鱼豢是三国时人，当然是鱼豢的记载比较准确，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且不说陈寿在蜀汉刘禅手下做过观阁令史，鱼豢对蜀汉的人物、事件的了解比之于陈寿有着天壤之别之外，鱼豢的"毛遂自荐说"资料是收集或者可能是道听途说的，而陈寿的"三顾茅庐说"则出自诸葛亮。尽管鱼豢是三国时人，而诸葛亮则是当事人，谁更准确可信是可以明显区分的。至于说到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反倒可以用上时人与后人的说法了。

二、"毛遂自荐说"认为：以诸葛亮胸怀大志、积极进取的性格看，诸葛亮不可能躲在家里等着刘备一请、二请、三请，因此诸葛亮会主动去找刘备。这种说法应该说也不能作为否定"三顾茅庐说"的依据。就这个说法，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发表了大量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结果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不妨换一种方式来想想，有没有一种既不违反"毛遂自荐说"又符合诸葛亮性格发生"三顾茅庐"事件的可能性。可能有两种：第一，刘备去了三次，但前两次去出了一点小问题。也许第一次去，因为有事情发生，中途回来了。第二次去诸葛亮不在。第三次才遇见。第二，诸葛亮的确想主动去投靠刘备，事前还利用司马徽、徐庶为自己做了做宣传。谁知道刘备一听司马徽、徐庶的介绍后，马上就急不可耐，立即去找人了。而诸葛亮此时又外出云游，没想到好事未得这么快，所以出现了"三顾茅庐"的事情。至于有学者提出的既有毛遂自荐又有"三顾茅庐"的提法，这明显是个折中的提法，不合乎情理，似乎更加经不起推敲。

三、"毛遂自荐说"认为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编造出来的。这种说法就很有问题了。首先，编故事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诸葛亮写《出师表》的时候，虽然刘备已死，但很多同刘备、诸葛亮一起从荆州到西川的大臣都在，这个瞎话编出来是自取其辱，以诸葛亮的智慧，不会那么愚蠢。第二，在三国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敬仰，虽然他在治国、用人、用兵等方面有着一些弱点和缺陷，但这丝毫不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可以这么说，就算没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的渲染烘托，也无损于诸葛亮成为一代伟人而被后人所称颂、效仿的事实。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做出为了抬高身价而编造谎言的事情，怎么还会有后来那么崇高的声誉？

"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是针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辨析，但经过种种分析以后，可以这么总结：想否定"三顾茅庐"的说法，还太早了一些。想通过否定"三顾茅庐"而贬低诸葛亮，还太幼稚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位英雄"（见《而已集》）。的确，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少有大志，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豪强割据势力袁绍、袁术、吕布等，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退回北方，同蜀、吴成鼎足之势。曹操还在北方屯田并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曹操用人唯贤，打破了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才，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篇激昂慷慨、悲壮苍凉，深受后人喜爱。

在曹操死后的几百年里，他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错的。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称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西晋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称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直至宋代之前，曹操的形象仍然是比较高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当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在这几百年里，虽然也出现了贬低曹操的种种评价，但倒也不是主流的评价。可以说直至唐代末年，曹操无论是在封建统治阶层还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都基本上属于一个正面人物。

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转变出现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就提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理学家朱熹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资治通鉴纲目》）。陆游诗中也有"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句子。再到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丑化曹操的剧目，这一点在元代的杂剧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元代民间艺人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对于曹操的丑化，则更加说明曹操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被大大贬低。罗贯中最后来了个集大成，他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塑造，更是令曹操的奸臣形象活灵活现，深入人心。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从宋代到元末的几百年间，汉族屡遭外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使得汉族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有了"还我河山"的愿望。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的出现。而当时的作家又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三国故事作为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把刘备、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当做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怀念，而把董卓、曹操之流看成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仇恨，加上在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有过类似的劣迹，因此，曹操也终于由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花脸奸臣了。

其实在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三国时代，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像刘备、孙权之流又何尝不是像曹操一样置民众之生死于不顾？被后世尊为正统的刘备，不也是曾经"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见《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吗？孙氏父子三人，为了达到其逐鹿天下的目标，不也四处征讨，杀人无数吗？袁术、袁绍、刘焉之流，又哪里让人民享受什么好日子，但唯独曹操为千夫所指，岂不怪哉？

曹操曾经写出诸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来表达他对乱世的忧心和对民众苦难的悲悯，这不正说明他对于太平生活的一种渴望吗？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已经毫无悬念的局面之下，曹操终其一生，虽三分天下有其二，却始终保留了他汉臣的名分，如此气魄，岂是奸臣二字所能涵盖的呢？

说到马谡，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典型，而这种人物的结局绝对是比较悲惨的。的确，在《三国志》中马谡最终是兵败后被诸葛亮处死（一说下狱后死亡）。马谡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的死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中进行了解和研究，来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吧。

马谡，字幼常，是蜀汉重臣马良的弟弟，襄阳郡宜城人氏，兄弟五人皆有才名。刘备占据荆州之时，马谡和其兄马良一起被刘备召为州府从事并随刘备一起入蜀征战，先后担任绵竹、成都令、越巂太守。史书上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谈论军事，诸葛亮非常器重其在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常常引见谈论，从白天直到深夜，并委以重任。虽然先主刘备临终之时曾告诉诸葛亮：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

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有共同语言，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对西南少数民族坚持"和抚"，使其归服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为何不听众议却提拔了马谡镇守街亭？其中一点重要的原因，正如马谡自己所言："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此时的马谡并非无名小辈，而是诸葛亮手下的高级参谋。在"七擒孟获"之时诸葛亮曾虚心向他请教打败孟获的方法，马谡提出的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同孔明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对待司马懿的问题上，他又曾建议诸葛亮在曹魏那边进行离间活动，深得诸葛亮的赞赏。诸葛亮说马谡"足知吾肺腑"，这才任命他为参军。

但是诸葛亮还不放心，指出司马懿并非等闲之辈，加上其先锋张郃，恐怕马谡"不能敌也"。此时，诸葛亮已有意派马谡去守街亭了，故此用这番话来激马谡，等到马谡以"若有差失，乞斩全家"之语担保时，诸葛亮下了决心派马谡去守街亭。

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

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马谡的死是诸葛亮造成的。简单地说，诸葛亮没有正确地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

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全才，而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披坚执锐、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地派马谡亲临前线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重大错误痛惜小马之死：是自己害了马谡！

《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所出第一计，它既挫败了曹操欲消灭新野刘备的企图，又树立和巩固了诸葛亮在刘备营中的地位，表现出卧龙先生那种机智过人、临危不惧的性格，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作者在此还专门用了一首后人诗作来称赞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可见这一仗对诸葛亮的重要性。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根本就不曾火烧博望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火烧博望坡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时，却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火烧博望坡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高卧，岂能去新野指挥军队火烧博望坡呢？

那么，真正火烧博望坡的指挥官是谁呢？是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李典传》中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综合史料的情况分析：刘备于建安六年（201年）投奔刘表之后，刘表对刘备虽然不加重用，但也算是厚待，给了他一些军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曹操闻讯，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战败而逃，结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

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得更加精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水平则是低劣不堪。《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之差在当时已是有目共睹，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在刘备身上发生过。《资治通鉴》载：黄巾将领韩忠再次占领宛城，抗拒朱儁，朱儁以声东击西之战略将韩忠逼上败局。韩忠要求投降，朱儁却说：接受投降只会助长敌军势头。便连续猛攻，未能克敌。后登上山头察明原因：韩兵投降不成只有死战。朱儁撤除包围，集中兵力攻城，韩军四处逃散，斗志全消，朱儁趁势大破黄巾军。

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儁。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儁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儁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得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得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后世对曹操的话多有感慨，赞扬曹操的大度。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针对这件事就评论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因此曹操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念头，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地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像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被后世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廖化可为一例。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不同角度，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写得极简。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着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地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详述缘由。其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致《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刘冠张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你众官人等，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的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谓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故事：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旁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

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利用董卓松懈之机，一举杀掉董卓。王允想杀董卓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早就对董卓的倒行逆施不满，处心积虑，一直在等待机会铲除董卓。而吕布和董卓的情况却和王允截然不同。吕布和董卓“誓为父子”，在董卓的一手栽培下已经成为中郎将、都亭侯，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会听从王允的摆布而放弃大好的前程呢？难道真的是因为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及“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这么两件事情就和董卓反目成仇进而把董卓杀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吕布投靠了董卓以后，和董卓的关系如何？自己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怎样？为什么吕布最后把董卓杀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逐一分析。

一、吕布和董卓的关系

首先是吕布和董卓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正史、野史上倒是非常一致：关系密切。《三国志•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汉书•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由此观之，好像确实不错。不过，在史料记载中还有一段记载容易被忽略。《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都同时记载：

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另外，在《太平御览》卷五五注引《典略》更加提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

这个记载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有误在前、吕布怀恨在后，纯属个人恩怨。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个资料的事实证明：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转变，不像平时理解的那么密切，董卓此举有一定的目的，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董卓“性刚而褊”。

“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这是时人对吕布的一致看法，而且此时的吕布手下还拥有一干丁原旧部，这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董卓对吕布“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并且“誓为父子”，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安抚和利用这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为自己卖命。等到董卓地位巩固、外部威胁减少以后，对吕布的态度有所改变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另外，吕布在后来投靠袁绍寄人篱下的时候还发生“将士钞掠”的事情，说明吕布对部下的管制不严，极有可能此时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引起了董卓的不满，加之其他的矛盾，导致董卓“拔手戟掷布”，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此推测之一。

吕布在董卓手下做过什么，史料不详。但有两条很明显：

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

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这段记载在《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中都可以看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吕布已经从“飞将”变成了董卓的保镖。而此时的吕布显然手下还有众多并州兵马，驰骋疆场才是吕布的特长，董卓的行为是什么意图呢？有人认为是对吕布的一种信任，笔者认为不尽然：与其说这是对吕布的信任，还不如说这是董卓加强对吕布控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变相地削弱了吕布和自己部下的联系，以便直接加强对并州兵士的控制（关于并州军队和董卓的嫡系——凉州军队的矛盾，下面会提及）。把吕布限制在自己的身边，就等于把整个并州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此推测二。

从以上的两个推测分析，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其实属于相互利用，在这种前提的影响下，两人的关系随时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就注定这种关系是非常的不稳固的。

二、吕布及手下的发展

以上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有些证据不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问题：对吕布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从史料分析，吕布和其手下的并州官兵在董卓的阵营中是非常受排挤的，而且矛盾比较激烈。方诗铭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证：

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董卓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字文才(《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战争中，胡轸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全军统帅。由于胡轸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对并州军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百官志》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从方先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董卓手下同吕布的矛盾和敌视情绪，虽然不能直接归咎于董卓的指使，但其手下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了吕布及其一干并州兵士对董卓的态度，双方的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另外从《三国志•董卓传》中“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的记载分析，董卓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根本不让吕布有在外独立屯兵的机会。

三、吕布和董卓的较量

那么，既然矛盾和敌视都存在，董卓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吕布呢？笔者认为这是董卓的判断出了问题：没有预见到吕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造成董卓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董卓对吕布这个武夫不了解，在他看来，吕布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的，吕布乃一介武夫，政治头脑又差，就算对自己有什么不满，都不会闹到刀兵相间的地步。而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司徒王允一直对自己心怀不满。司徒王允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最后吕布联合王允杀掉了董卓的结果，这才是董卓最大的失策。

王允原本就和吕布是同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三国志•吕布传》中载：“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对于吕布的处境，王允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地说服吕布。而吕布因为受到董卓及其手下的双重压制，心情郁闷，投诉无门，找到王允这个能够代表朝廷士大夫势力的实力派人物，自然满心欢喜，并通过与王允的谈话了解到朝廷官员对董卓的不满，摸清了王允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吐不快，最后同王允形成了一个同盟，终于干掉了董卓。当然，吕布倒没有王允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不过这时候他还是想到了和董卓的表面关系，所以吕布才假惺惺地问王允：“奈如父子何！”明明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还要装上一装。当时王允也是很给他面子：“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给了吕布一个下台阶，还把问题的本质说了出来，吕布就更加不会犹豫了。从后来董卓死时《后汉书•董卓传》中“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次杀董卓也的确是造福于民，有功于社稷，值得大书一笔，吕布立了大功，虽然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也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吕布杀害丁原投靠董卓，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不但是史料记载中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见陈寿《三国志·吕布传》）的开始，而且也成为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吕布"三姓家奴"恶名的起因。

本文无意为吕布翻案。只是想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看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吕布（？-199年），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早年就因为骁勇在并州当差。并州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后，任命吕布为主簿。这是史料记载中吕布所担任的第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吕布来说显得比较有趣。主簿是东汉三国时期中央和州郡长官所属属官，其职为主管文书，协助处理事务。很明显这是个文职。而我们从吕布一生骁勇善战、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来看，这个职务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在这个岗位上吕布能发挥多大的能力尚属疑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是这样介绍丁原的："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从这段记载看，丁原基本上属于一介武夫，能否做到知人善任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三国志·吕布传》说丁原对吕布"大见亲侍"（《后汉书·吕布传》中亦云"甚见亲侍"），但吕布的态度如何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此时张辽担任的职务已经是从事，比吕布的职位要高一级。但不管怎么说，吕布迈入仕途不久，就算对丁原有点什么不满，也不会过早地表露出来。因此，笔者提出一个疑问：丁原对吕布真的就是"大见亲侍"吗？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丁原没有重用吕布而导致吕布的不满，最终在董卓的利诱之下杀害丁原呢？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乱政。为消灭异己，董卓指使吕布把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杀死，开始控制朝政，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董卓用了什么手段离间了原本关系亲密的丁原、吕布呢？陈寿的解释非常的含糊。《三国志·董卓传》中说："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三国志·吕布传》中也只是说："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到后来南北朝范晔大概也没有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因此在《后汉书·吕布传》也只能跟随陈寿的说法，写上了"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能是说："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既然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说明吕布诛杀丁原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通过这些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求寻找出一个大致的答案。

董卓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赶至途中之时，洛阳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何进遇刺、宦官被杀、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董卓是第一个找到少帝及陈留王刘协并把他们带回洛阳的。此时的董卓身兼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等职务，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此次又勤王有功，自然备受关注和推崇。面对洛阳的混乱局面（当时进京的部队共有八支之多），董卓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应变能力。《九州春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董卓的这个举动非常的高明，虽然他暗藏祸心，但对于稳定洛阳的局势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何进、何苗的部下纷纷投靠董卓，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队也随着吕布一起站到了董卓的阵营。此时的董卓从表面上看，有功于社稷，并且得到了部分朝廷官员的拥护。

此时的丁原被杀，固然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因素，同时也与丁原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态度有关。于涛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一书中提到：

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十宗罪。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

于涛最后的关于"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的观点，笔者认为有点勉强，但是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袁绍对董卓入京是什么态度呢？《三国志·袁绍传》中说招董卓进京原本就是袁绍的主意。而当时的很多朝廷重臣对招一向名声不佳的董卓入京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来袁绍察觉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与董卓分道扬镳。从丁原最后被杀的结果分析，丁原和袁绍应该处于同一阵线，自然也会站到董卓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丁原被杀也是意料中事。

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让吕布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真是难为了这个以武力见长而头脑拙劣的吕布，他的想法未必有袁绍、曹操等人那么清晰。更何况连大将军何进的部下都投靠了董卓，部分公卿也支持董卓。以笔者之臆想：在吕布的心中，董卓很可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而丁原这个上司也就成为了叛逆，被董卓唆使去杀害丁原，自然变成了义举，属于弃暗投明。而从吕布杀丁原投董卓之后丁原旧将的反应看，对吕布的举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抗，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

一是和吕布一样认为董卓属于正义的代表，吕布杀丁原是义举。

二是丁原这个旧主的管理水平太差，不能得到大多数部下的拥护和支持。

三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这三个理由估计连吕布都心中有数，而吕布在这次行动中能成为受益者，估计还与他在军中的威望有关（后来不管吕布怎么折腾，这帮人都是一直跟随他，称得上忠心耿耿了）。总之，不管出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吕布的行为都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虽然吕布把丁原杀了，但是笔者还有一个疑问：既然就算吕布不杀丁原，丁原也未必就能善终，那么，吕布的行动是不是间接地保护了其他众多的并州将领和士兵免受杀戮呢？他的行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是为顺应当时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正确选择？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向是智慧过人，所向披靡。他从初出茅庐一直到五丈原病死这五十余回书中，使用过无数成功的计策，但锦囊妙计只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五十四回及五十五回。当时刘备、诸葛亮趁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大肆扩充地盘，先后占领荆州大部地区，引起东吴孙权的警惕。为了限制刘备势力的发展，鲁肃奉命向刘备讨还荆州，但遭到拒绝。东吴大都督周瑜向孙权献计：趁刘备的甘夫人病故，用孙权的妹妹孙仁为诱饵，将刘备"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但是，这个诡计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将计就计，让刘备"择日便去就亲"，并派赵云前去保护，并给了赵云三个锦囊，教赵云"依次而行"。结果，刘备一行人按照锦囊中的策划，私会乔国老，智激孙夫人，其后又再气周公瑾，使得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次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北伐大战司马懿时，派魏延、王平等大将正面迎击魏军先锋张郃，又给姜维、廖化一个锦囊，教他们两人"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十分危急"时"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结果，姜维、廖化两人按"锦囊计"的安排，不救被魏军围困的王平、张翼，而是竟袭司马懿大营，造成魏军阵脚大乱，张嶷等人趁机大败魏兵。杀得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

第三次既在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杨仪一个锦囊，并对他说："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后来魏延果真造反，杨仪则用此计，魏延被马岱杀死。作者在这里还用了一首诗来称赞诸葛亮："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说起来也真的有点奇怪：小说中诸葛亮的这三次"锦囊计"能够成功，他凭的是什么呀？未卜先知？对刘备、司马懿、魏延的了解？客观地说，对于这三次"锦囊计"能否成功，就算换了是历史上的诸葛亮也不一定拿得准，今人对诸葛亮的共识，我看功劳要算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头上，为了塑造诸葛亮这个智慧的化身，罗老先生可谓煞费苦心！看看小说中那一幕幕由罗老先生杜撰出来的精彩篇章：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三气周瑜、空城计、这三次锦囊妙计等，实在是太多了！篇章的确是特别精彩、特别过瘾，但也让人有点望而生疑：如此神化诸葛亮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不妥？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笔者认为这个批评倒是非常中肯的。这的确也是罗老先生在对诸葛亮的塑造上的过失：有点过头了。首先，这三次锦囊妙计明显地存在着一些过分夸张的成分，而且对诸葛亮近似神化的渲染，过分地突出了武侯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地位；其次，诸葛亮的计策乃是所谓的"锦囊妙计"，事先秘而不宣，使得不论是计策的执行者还是中计者，都显得如同玩偶一般，任其摆布，间接地弱化了其他角色，甚至是主要角色的形象，这或许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作家对于主要正面人物进行塑造和描述时的一种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