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千年宿敌、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既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它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被前几十年中国历史学者们称为“一衣带水，中日友好”的中日关系史，则是一种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而全面扭曲了的历史观。
　　
　　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就已经有了以史载道的历史观，也就是对历史的解释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而至近代，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之下，历史学者更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记载历史的能力，因此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往往会由于时代的需要，被历史学者、有时干脆就是政客做出直接的取舍，因而展现出的历史尽管有史实、有文献，却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局部和主题倾向先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历史。因此这种本质上与史实不符、既无法解释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动因、障碍、危机，又对当今中日关系有严重的错误引导作用所谓“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的历史观，已经无法说服从日常生活体验、民族记忆和正常理性思维中得出完全相反结论的当代中国人。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当代中国人已经用各种方式拒绝了在意识形态和某些个人感受之下形成的、因而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历史观，以至于中国民间有人称中日关系为“一衣带血”，那么重新审阅历史，为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准确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情。更何况日本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包括各种规模军事冲突的国家，是因地缘历史而形成的事实上的敌人，因此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中日战争关系，同样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而这些年，中国的相关注意力被过多的投向台海而没有对日本给予足够的军事注意，而改变这种不利战略局面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重新评估历史和现状中的中日间战争与和平历史问题。
　　
　　中日必然对抗和竞争、但和平是最终趋势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形成不同的种群、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然后与其它种群和物种发生各种关系，生态学一般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体上可分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服从这些生态学的客观限制，所以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竞争和捕食所导致的人类战争状态，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变的最大动力，而合作和互助，却是人类理性生存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既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既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尽管中日关系从自然趋势和历史规律上来看必然持续紧张，但这些导致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规律同样服从另一个趋势；就是国与国之争的对抗、乃至战争，会导致国家间形成一种更高权力下的和平。在现代国际社会，这种更高权力往往是一个区域性或世界性的帝国，以及帝国力量下的和平，这就是东亚华夏天朝礼治下的状态，而在近代和当代，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会形成国际联盟和超越国家的国际机构，这就是近代欧洲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今日联合国的情况。
　　
　　所以中日关系迟早会同样发展到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现代国与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管理之下的新和平，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一个亚洲国际体系去管理日本。中日关系两千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
　　
　　所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一个为亚洲区域各国所共同承认、具有符合各国利益、有更高价值理念的亚洲体系之内、既恢复和保持中国的历史和大陆文明的优势，又尊重日本的海洋文明特殊之处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需要首先完成中日之间真正的永久和平，然后在和平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中日之间的文明和利益共同体，最终形成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命运共同体。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跨越三国各自的单边国家利益和历史观，有共同更高利益的东亚共同体不是某种学术想象，而是中日各自国家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则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确认中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又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确认中日韩各国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又不损害共同的利益。
　　
　　而在形成这样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局部或长期的紧张、乃至战争，都是未形成东亚共同体和平机制前的正常现象，由于日本是历史上已经由中国基本完成的东亚天朝礼制共同体的缺席者和反抗者。中日关系千年的紧张和战事阶段性的爆发、以至于近代和当代发生过人类历史上伤亡人类最大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是中日未能在一个亚洲体系内解决双方冲突的明证。而直至今天，中日间仍未真正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可能使第五次中日战争在停顿了60年后重新启动，而事实上形成中日百年战争，这才是当今中日关系紧张和危险之处。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既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
　　
　　中日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一、 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重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二、 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三、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既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已经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第四次中日百年战争：从甲午海战、芦沟桥事变、抗战胜利到钓鱼岛风云（公元1894年至今）
　　
　　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历史研究领域，最奇怪的现象是中国至今未有历史学学者做过专业的、以研究中日两国间紧张和对抗关系的千年历史为专题的研究，相关却有无数应景和愚昧，没有任何学术和政治价值的所谓中日友好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仅从学术研究目的上，就有必要把那些写过所谓中日友好的历史学术文章和专著的人的名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级机构整理出来，然后去分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如此奇特的汉奸现象；仅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就使3千5百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无数家园被毁，日本人是在中国进行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和对华北进行过“三光”政策的历史上最野蛮的中华民族的死敌，而胜利后的中国人，既使健忘不去铭记这些血海深仇，也实在没有必要去急于美化中日两国历史上始终未能形成东亚一体化、因此始终是高度紧张、充满敌意的关系。
　　
　　对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薄弱和缺乏深度，直接表现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上，我们至今为止，仍未能对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作出视界更高、更有前瞻性和历史视角的客观解释，因此抗日战争或被称为“八年抗战”、或“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中日战争”，但事实上这些历史观都是错误的。
　　
　　从1937年在北京芦沟桥爆发的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国的正式抗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正式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前后历时8年，因此抗战又被称为“八年抗战”，而在这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以鲸吞中国东北领土为目的的“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事变”之前，又有1928年的日军“济南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有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和1933年的日军侵占热河和入侵华北，总之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之前，中日之间已经是真正的战争状态，只不过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未能明确地以战争来回应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次战争而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企图武力灭亡中国的必然结果。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即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从1895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然后参加八国联军派出最多侵略者，在1900年通过《辛丑条约》获得大量战争赔款和取得在华北的驻兵权。通过1904~1905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取得的中国东北的大量侵略特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势力的步步膨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更加快了其武力灭亡中国的步伐。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中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从此，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下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方针。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重要领土，部分肢解中国的战略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倾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既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
　　
　　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击败日本的战争中，以自己一国的力量对击败日本的军事力量核心、既日本的陆军，起了决定性作用。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尽管从国力上来看还不是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但中国已经用自己的战争牺牲和对战争的贡献、以及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惊人变化和政治重组、既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成长，为中国的振兴和崛起准备好了新的道路和结构，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既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的事件，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核心转折点。
　　
　　因此中国的八年抗战，无论是由其背景、结构、历程、以及所交战双方的目标和最终战果，都不是以当时八年中日战争为自身的目标而展开的一场战争。八年中日战争，实质上是亚洲在以封建中国为核心的华夏天朝体系被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打破后，区域内始终独立于华夏天朝体系之外、同时有封建的野蛮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军事组织之效率，因而具有疯狂侵略性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向亚洲扩张的长周期战争过程中的一次决战。而单独的一次决战，并不能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必须有更多的大小不同的阶段性的战役、和战斗间隙后的战斗和休战、以及战场内外的各种交锋。在足够的时间段内充分展开后，才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
　　
　　 所以从历史客观的角度来看，1937年爆发的芦沟桥事变和中国奋起抗战，不过是中日间自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长时段持续入侵中国的战争过程中，最终总体爆发的一场决战。这场战争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当日本重新确定了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和方向后就已经启动，所以八年中国抗战，从其在中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来看，完全不是一场独立的战争，而是中日在近代展开的一系列战争中的一个高潮阶段，中日第四次战争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是一次50年、或极有可能超过百年的战争。
　　
　　由于1945年以日本投降而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日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紧张关系，所以如果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对日本国内的强制性改造以及各种条约体系而结束，那么中国和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启的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则由于日本未能全面改造其国内的皇国神道右翼军国主义体制、以及拒绝向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朝鲜半岛承认战争犯罪并负担相应的战争责任，而未能在事实上结束心理上的战争冲突，尽管中日间已经有初步的结束战争的条约，但日本已经完全违反了这些条约。
　　
　　更由于现阶段日本与美国间的军事同盟准备干涉中国的台湾事务，以及日本正在全面突破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所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包括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日本的宪法九条既日本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力量手段，中日两国已经进入战端有可能重启的阶段。所以因为日本战败而告结束的中日第四次战争，有可能因为新的中日战争爆发而破坏脆弱的临时和平状态，最终将日本投降后至今的60年和平转化为两次战争中的休战期，将第四次中日战争变为一场中日间的百年或一百五十年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国内右翼问题、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尖锐冲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中日之间其实就处于一种两次战争之间的临时和平，或者说临时休战的不完全和平，下一次战争因此已经不是一个虚假存在的问题，而将是真实的、已经可以预测战争爆发的方向和战斗时间的客观现实。
　　
　　所以八年抗战并不单独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中日之间事实上发生过一次周期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然后经过近60年的休战，近期内又开始紧张的长时段的中日战争。这是一场长时段的50年战争或百年战争。正如欧洲的历史上有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匈之战前后历时近300年，方才决定了最后的胜负，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
　　
　　所以中日间两大亚洲文明为争取竞争优势和生存优势而展开的、亚洲历史上最大规模和历时一千多年的对抗，至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转变为中日第四次战争。而这一次战争周期之长，掌握了现代战争工具的敌人之凶残，以及中华民族先败后胜、愈战愈强最终以正义克服了邪恶，这一切都是中日第四次战争的特殊之处。而究竟第四次中日战争是五十年战争、既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而结束，还是一场尚未结束的百年战争、既从1894年甲午战争延续，到今天的中日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和台海之争，我们现阶段还无法预测。
　　
　　由于美国介入亚洲体系的特殊原因，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包括在中国战场上败于中国后，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重新武装，继续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为敌的潜在可能。而要彻底地消除这种危险，需要日本进行一次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重大国家重新选择才有可能。但在现阶段的亚洲格局和世界体系内，我们尚无法看到日本会或因外部力量的强迫、或因为内部力量的消长，而放弃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承认败于美国、却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始终不承认侵略和战争失败的右翼政府及民间主流立场。
　　
　　因此日本事实上现阶段仍在重复其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进行的国运赌博；但这次日本所面临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抗日战争催生了中华民族全新的政治结构既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中国国家和人民军事力量，中华民族已经获得了精神的重新振奋和新生。无论是从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牺牲精神、内部合理性、自身组织的强大和全新的军事组织和动员能力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远超过日本的战争潜力。
　　
　　无论日本今天拥有什么具体的优势，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优势都是源于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先中国一步实现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领先于并重创中国之后的优势，这些优势最终日本无法永远保持。今日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内组织资源和无穷尽的人力资源，以及正在日新月异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国防现代化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能高度集中资源的国家制度和相关政党体系，因此有深厚的战争实力。
　　
　　所以对于在20世纪之前半叶当与日本力量对比最悬殊的阶段时仍有出色的发挥、对战胜日本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来说，全面超越日本并准备在日本皇国神道教军事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时、坚决击败这个对中华民族有血债的亚洲世仇，然后再在新的中日力量对比和历史正义的基础上、重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秩序，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崛起过程中无法逃避的一项宏观战略任务。
　　
　　正因为如此，我们宁愿将1894年开启的近代和现代中日战争认为是尚未结束；在这场百年或二百年的战争中，中国先输后赢，而且因为失败后的新生而重新焕发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然后在1945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的中期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扭转了力量对比。然后在60余年的战后和平休战时间内，全面启动了振兴中华的各种增长。
　　
　　目前而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同样优秀，在1949年之后尚未有机会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者直接交锋，历史上最强大的真正属于人民的中国军队，已经有把握打赢中日百年战争的未来战斗。而准确地评估战争爆发前临时和平时期内所孕育的各种战争危机，在心理上确立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必须战而胜之的信念，并积极备战而最终以战止战，是今天和平时期中国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代价高昂的战争准备和战争警惕所能形成的直接回报，是使中国近期和中期内能够打赢下一场中日局部战争。
　　
　　而更长远的意义则在于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清除和平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不利因素之一，既日本在亚洲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不友好和不合作，因此在研究过历史上四次中日战争、尤其是尚未真正结束的第四次中日百年战争后，从现在我们必须对和日本发生新的战争做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