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狗容易送狗难：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正德死后，其堂弟嘉靖帝继位。这时，明廷接到满剌加使者的申诉，请示大明帮他们复国。礼部经过调查后，报称佛郎机人假借满剌加名义挟货通市，久滞不去，有窥伺之意，主张沿海官员把这些人尽数驱逐出境。明廷认可。
诏令下后，广州官员马上通知佛郎机人离开。但葡人卡尔佛带着几只大船仍死皮赖脸不走。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他弟弟瓦斯科以及几个葡商抓入监狱。
卡尔佛怒恼，招来近海的几只船入湾，据险顽抗，并向明军开炮，想最终占据南头一地。

明朝官员非常气愤，敢在大明地方撒野，真是活腻烦了。而且，当时葡萄牙人的火器远远不如明末清初时期西洋炮火那样厉害。在葡商船上服务的中国人杨三等人又知晓民族大义，半夜下船，教授明军制造铜铳的方法以及弹药配方。

经过充分准备后，海道副使汪鋐指挥水军向葡船发动进攻。明军先用火攻，用了几只破船遍载柴草，浇以膏油，顺风纵火，一下就烧掉了葡萄牙人的两条大船。同时，明军派善潜水者入江，凿沉了对方一般大船。然后，明水军驶近攻击。

葡萄牙人使出决胜法宝，搬出铳机向明军猛轰。不料想，明军大船贴进，炮火轰轰，以同样的铳炮回轰对方。葡萄牙人吓坏了，放弃抵抗，掉转船头就跑，明军穷追猛打。

最终，仅有三艘葡萄牙大船逃回满剌加，其余皆被焚毁击沉。这一仗很漂亮，佛郎机盗寇偷鸡不成蚀把火，悻悻而去。

转年，嘉靖元年（1522年）秋，又有一批葡萄牙殖民者灭掉了苏门答腊沿岸一个小国“巴西”之后，奉葡王之命，他们驾五艘巨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广东珠江口。此来，一是报复，二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在新会的明朝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组织水军，在西草湾一带拦截敌舰，猛攻侵略者。

此战，明军斩首三十五级，生擒四十二名葡人，俘获两只大船，其余三艘船逃掉。

嘉靖帝下旨，把所获夷兵就地斩首示众。四十二颗红毛脑袋，悬于广州城门楼上。不仅如此，明朝官军缴获数筒葡萄牙原装船用炮铳，名之为“佛郎机”，上献朝廷，这就是“佛郎机”当作火器名的起始。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六、七十年前）已经从contraband的西洋船上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起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决定因素。但肯定一点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比明朝要先进。

此事之后，葡萄牙人被明朝打怕了，好久不敢想武力入侵的法子，就上书要求与明朝通商。由于朝臣们普遍认定“佛郎机”人乃“贼虏之桀”，皆建议朝廷拒绝与之交往。但不少人希望明朝恢复与东南亚诸通贡国的贸易，因为海禁对广东番舶收入大有影响，大多数商船都驶往福建沿海去做买卖了。后来，巡抚朱纨严禁通番，整治海防，葡萄牙人赚不到钱，就开始杀人明抢，做起无本“买卖”来。

气急败坏成巨盗——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contraband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其实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的罪魁。

特别可恨的是，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contraband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由于朱纨巡抚的举措触犯了闽浙豪氏富商的利益，这些人在朝中又有不少亲贵作靠山，便有御史弹劾朱纨杀掠来明朝进行正当贸易的“满剌加人”。明明是佛郎机（葡萄牙）盗贼，朝中御史颠倒黑白，诬称朱纨滥杀与明朝有藩贡关系的贡使和商人。

明廷下诏逮朱纨入京，朱巡抚悲愤自杀。“自（朱）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先前在走马溪战役中指挥得力的卢镗等将领，也被逮捕下狱。

海禁解除后，明朝沿海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浙东一带，海盗、商人角色互换十分快，赚大钱就当“商人”；如果赔了，他们就干没本买卖做“海盗”，一时间乱七八糟。

明廷发觉这样下去会出大事，只能把卢镗等人从监狱放出来，调兵遣将，在两浙闽广江淮一带四处征兵集饷，准备打击海上侵扰势力。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诱“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 J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作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第七章之（2）

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壮阳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蓬，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蓬，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 de 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go-vern-ment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go-vern-ment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危协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go-vern-ment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得船只出入。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往昔。”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他认为“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作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 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舰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酥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州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州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侯。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凭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go-vern-ment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第八章之（1）

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go-vern-ment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莹（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干部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显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辨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成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长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当然，大明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暮尔小邦，不过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臣闻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些对倭人满心痛恨。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他下诏“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

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忽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对此，明朝go-vern-ment极其重视，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寇盗稍息”。

明朝与日本go-vern-ment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便，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go-vern-ment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侯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go-vern-ment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我们仍旧把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锦衣玉食地供养，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都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著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

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contraband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致于“倭寇”来势汹汹。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余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第八章之（2）


含冤而死的朱纨

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 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go-vern-ment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却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贸易正式终结。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今浙江临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收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个兵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骇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乘方，专杀启衅”，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辩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毋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contraband贩掠的大好时光。

远见卓识的王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contraband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contraband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捍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go-vern-ment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contraband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宫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给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侯，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溺死几千人。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加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件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淹死数千人。

明廷闻报，不思筹画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party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派臣去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如果仅派老赵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这位老小子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皆把这些人分来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属下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犄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汇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著，当时“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如下罪名：

“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有了老严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侯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拔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已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

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由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皆不买帐。惟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味，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报功时，最终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超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一见意气相投，并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单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只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 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是华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

果然，徐海不久就率大隈、萨摩西岛的真倭万余人分掠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并集兵猛攻乍浦。

胡宗宪在塘栖立营，与巡抚阮鹗，互为犄角。慑于倭势，他们也出迎击敌。阮鄂手下游击将军宗礼敢战，率兵进攻徐海部倭寇，三战三捷，可最后不幸中伏而死。倭寇乘胜机，包围了身在桐乡的阮鄂。

胡宗宪见情势紧急，忙抽兵回撤杭州。同时，他派指挥夏正持王滶的书信劝降徐海。徐海见王滶手书，大惊：“怎么，老船主（王直）也要归降吗？”

王直在倭寇和海盗中名气巨大，加上徐海本人在阵中受伤，他心中颇动降意。由于不知事情深浅，他也不敢立刻答应，推托说：“我们这批人三路进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陈东、麻叶两位。”

夏正依胡宗宪嘱咐，骗徐海说：“陈东已经和我们有密约，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

徐海闻此言，立刻怀疑陈东与明军早有秘密协议。

陈东方面，也听说有明使入徐海大营密谈，吃惊不小。由此，二人嫌猜日深。

在夏正劝说下，徐海遣使向胡宗宪谢罪，但索要大笔金银“犒军”。胡宗宪即刻施行，派人送银送酒送肉，这可让徐海喜出望外。于是，他马上释放二百多明军俘虏，并从桐乡撤围。由此，明朝巡抚阮鄂才捡得一命。

徐海解围后，回到大本营乍浦休养。

胡宗宪派人送信，劝说徐海：“徐大人已经内附大明，吴淞江倭寇贼盛，何不击之立功！而且，那伙贼人财物有数百船，您可以率兵掠之以为军资。”徐海缺心眼一样，信以为然，很快就率军逆击昔日的“战友”，斩首三十余级。

而恰恰趁他出军时，胡宗宪遣俞大猷乘间带兵出发，放火烧毁了他的老巢乍浦附近停靠的许多大船。

徐海心惊，忙派其子徐洪为人质，向胡宗宪“孝敬”飞鱼冠、坚甲、名剑以及金宝无数。胡宗宪投桃报李，回赠徐洪更多的金宝，还让他捎话给徐海，争取徐海能把陈东和麻叶两个贼头缚送明军。

徐海见胡大人如此“仗义”，非常感激。他很快就把麻叶抓住，五花大绑送至胡宗宪门下。

胡宗宪非常有心计，他对麻叶亲解其缚，许以大官，诱使他写信给陈东，要对方下手除掉徐海。胡宗宪得麻叶亲笔信后，送与陈东，赚得对方回信，却又派人转送徐海。

徐海见信大怒。同时，徐海的两个美妾翠翘、绿珠也受胡大人派人收买，日夜不停对徐海讲陈东要害他。枕边风不得了，徐海立刻派人携重宝送给陈东的主子、萨摩岛主的弟弟。倭人见利忘义，看见金宝无数大喜，立刻让人绑了陈东送与胡宗宪。
由此，陈东、麻叶二人在明军监室中得以相会。

陈东、麻叶被逮，吃亏最大的其实是徐海。如果他真正事实上降附了明朝，自可无忧。但他并未得到赦令和官封，此时羽翼已失，势单力难，很是尴尬。

徐海傻不拉叽，自忖绑献陈东、麻叶有功，对胡宗宪无丝毫防备。于是，双方约定日期，徐海准备正式投降。

谁料，徐海投降心急，提前一日赶至杭州，把大部队留在城外，他自己率日本海岛酋长百余人贯甲仗剑而入。当时赵文华和阮鹗都在，闻之心惊，怕徐海以降附为名赚城杀人，急劝胡宗宪拒绝对方。

这位胡大人临危不惧，安慰赵文华勿惧，立刻派人开帐接见徐海。其实，徐海是真降。他入帐之后，率众贼首叩首谢罪。胡宗宪离座，亲自扶起除海，表示朝廷一定会“宽大处理”，希望他日后“戴罪立功”。

胡宗宪话这样说，心里很为难。徐海这种在沿海杀掠多年的巨寇，朝廷一直要他项上人头，胡宗宪本人并无给予特赦的权力。

于是，胡总督先安排徐海手下近万名降附的倭寇住下，在沈庄扎营。沈庄有河，把庄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徐海手下降倭居西，胡宗宪的明军居东，隔水相望。

晚间，安排妥当，胡宗宪唤来被软禁的陈东，让他写密信给住在西庄徐海营中的老部下们，称徐海与官军合谋，晚上要尽杀倭寇以立功。

消息传出，倭party大惧，乘夜向徐海营帐喊杀而来。徐海当时正搂着两个美妾做美梦，忽然惊醒，忙令其手下卫士拼命抵拒。贼人们互相残杀，徐海本人大腿中槊，勉强支撑。

混战间，明军已把倭寇团团包围。

凌晨，见自己营盘众倭弟兄们死伤殆尽，明军在周遭合围喊杀，徐海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绝望中投水自杀。

明军此次不费功夫，大获全胜，连日本大隅岛主的弟弟辛五郎也被活捉，只有少数残敌奔遁舟山。胡宗宪即刻命俞大猷追击，雪夜焚其栅垒，倭寇尽被烧死。“两浙倭渐平。

嘉靖帝大悦，行告庙礼，凌迟麻叶、陈东、徐洪、辛五郎等贼头，诏命加胡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奖赏。

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了些。怎么说徐海也是降附，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百战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老王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的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港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忽然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森然壁垒。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您胡大人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他爹，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已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侯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回去兴冲冲转告王直。老王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兴奋之情，无异于赖昌星回国当地委书记。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老王半大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老王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和接待外国领导差不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疏上，明廷的言官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当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接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下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惟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最倒霉的是，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曲，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术，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洲，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被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船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陡，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消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们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吴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老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三千两黄金于严嵩之子严世藩。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老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又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老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帐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有一半倒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party。朕拨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老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藩贼party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藩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藩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对胡宗宪的好感忽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有胆略，有见识，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被“平反”，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秦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

论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应该排第二，只不过由于最露脸的平海灭倭大战，戚继光居首功，俞大猷反而居于次功。再后，戚继光又于北地守边，劳苦功高，多兵书著作，又深为张居正委用，故而在后世反而以他的破倭之名最高。

其实，从明朝嘉靖年间的平倭战争以及个人“奋斗”进程中仔细观察，无论资历、战功、声名，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老成持重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史载，他自幼喜读书，但并非传统儒学典籍，而是沉迷于《易经》。当然他读《易经》不是现在“教授“们目的是为富人或者妇人算命挣挣银子摸摸玉手啥的。俞大猷读《易经》，在于“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深得兵家阴阳道数之后，他又投入当时剑术名字李良钦门下习武。“家贫屡空，意尝豁如”，他确实是个坦荡奇男子。

其父病死后，俞大猷并未按照老爹遗愿报考功名，而是承袭“百户”的世职。可见，他父祖辈也是明朝中下级军官出身。
明朝时期有武举。俞大猷在嘉靖十四年代应试成功，得授“千户”一职，守御金门。当时，沿海一带已经不断有小股倭寇骚扰不断，俞大猷向巡按御史上书献计。

明朝有与宋朝相仿佛的风气，重文轻武，巡按御史大怒：“小校安得上书言事！”派人找到俞大猷，打一了顿板子后削职。
但小俞年轻气盛，百折不挠。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正拟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言事，并自请从军效力。毛尚书大以为奇，可惜不久罢兵，俞大猷未派上用场。

嘉靖二十一年，蒙古的俺答汗大举入寇山西，朝廷下诏在全国荐选勇士。俞大猷憋足一肚子气，诣巡按御史处自荐。还好，这任御史没打他，并把他的名字上报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的名字很熟悉，立即荐他入宣大总督翟鹏帐下听用。

帅帐之中，众将满座，翟鹏召见俞大猷，与他议论兵事，探视其才艺。血气方刚的俞大猷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数次驳倒翟鹏。结果，翟总督起身离座，上前亲执俞大猷之手叹道：“我真不该对待武人一样对待您呵。”为此，一军皆惊。虽如此，翟鹏可能心中仍觉小俞纸上谈兵，真打仗时根本不敢用他。

久住无聊，俞大猷辞归。毛伯温闻之，把他用为汀漳守备（城防司令）。有了一个舞台，俞大猷得以施展，他在与诸生文会赋诗的同时，天天教习武士剑术，并出手不凡，首战就打败著名的海贼康老，俘斩三百多人，由此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一战成名。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建，提拔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当时，恰逢安南的贼臣范子仪多次派人入侵明朝钦州、廉州等地，明廷便先派俞大猷去击安南。钦州一战，俞大奠追敌数日，斩安南兵一千余级，生擒范子仪亲弟范子流，最终逼使安南一方杀掉范子仪，函首来献。

如此大功，皆为当朝的严嵩所掩，仅仅赐银五十两了事。俞大猷并未气馁，仍旧一心为国，继续率军镇压了琼州五指山的黎族反叛，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当局在海南建筑城市，派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感化土人。结果，海南大定。他的举措，比起设置什么民族自治地区来，理念要先进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