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之五：精英谱
　　
　　
　　派遣使者与接待来使同样重要。
　　王者气概自可以扬眉吐气，奸贼龌龊也只得委曲求全。
　　置中原于不顾，妄想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高宗以逃跑为计，以流亡为生，以议和为要。
　　高宗为议和而倾国荡产，金人也看透了这个无能的皇帝。
　　秦桧为右相作议和先锋，绍兴八年，金使来南朝商谈和议条件，要求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
　　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
　　秦桧迎合高宗之意，极言这是屈己议和，人主之孝，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
　　秦桧对宋使讲，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到哪里都可以。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官员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并对金使以客礼相待。
　　高宗、秦桧对无理要求和文武将臣的抗议之声置若罔闻，议和死心塌地。
　　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诏书。
　　高宗觉得跪则丢脸面，不跪则得罪金人，左右为难。
　　秦桧当仁不让，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为跪接，屈己称臣迫不及待。
　　绍兴和议为金朝将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两年后将岳飞下狱并再作退让，将东自淮水东流，西至大散关，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
　　高宗对金朝要他跪拜接受诏书一事实难可为，有人附和说：“陛下屈己议和，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也。”
　　群臣共愤，神人同忧，君贱贼恶，史透耻辱。
　　
　　
　　
　　1133年，太上皇高宗忽然想到派人到金国探视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求和之意。
　　入虎狼之域，性命不保，无人敢应。
　　大臣韩肖胄自告奋勇，愿当此险。
　　忧国忧民的词人李清照，将满腔愁绪化作冲天豪情，慨然作长诗相赠。“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捧土。”
　　当时贫病交加、身心憔悴、寡居伤神的李清照居危怅号，心患齐天。
　　可怜南宋只剩这病弱女子敢担风雨，哪里有不亡之理？
　　
　　
　　
　　
　　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金军渡淮南犯，临安惊慌失措。
　　宋孝宗任用虞允文赴前敌。
　　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见将士群龙无首，骑兵无马，士气低落。作为文官的虞允文整顿队伍，奋起抗敌，取得“采石之战”胜利，这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意义重大。
　　八年之后，金使乌林答天锡来朝贺会庆节，为孝宗祝寿。
　　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坚持要求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孝宗当面拒绝，但金使长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
　　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
　　金使羞惭而退。
　　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
　　宋金地位的不平等，使孝宗难以释怀。虞允文为孝宗阻止了这次不平等礼仪。
　　
　　
　　
　　
　　
　　孝宗隆兴年间，南宋与金再次议和，金国与金使要求宋帝降榻受书。
　　乾道六年，孝宗派“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担任祈请国信使，出使金朝。
　　国书专门提出宋王朝在河南的坟墓、寝庙问题，皇上要求改变接受国书的礼节。
　　金国迎接范成大的使者钦慕其名气，到处求买包头发的布巾效法范成大。
　　到燕山后，范成大秘密起草要求改变受金国书仪式的奏言，藏在袖中。
　　范成大语气慷慨，金君臣倾耳细听。
　　范成大话锋一转，忽然上奏：“两朝既然是叔侄关系，而规定的受书礼仪和叔侄关系不相称，我有奏疏。”
　　金主大惊：“这哪里是献国书的地方啊！”
　　金臣都把朝笏举起，范成大屹立不动，定献国书。
　　后来回归馆所，金主派伴使宣旨取奏，范成大力抵金主之命。
　　金廷哗然，太子杀心已起。
　　范成大虽然未成使命，但由于其力持大节，壮然而归，并因此奠定了存世72首爱国主义诗篇的伟大诗人的地位。
　　
　　
　　
　　
　　南宋宁宗时开禧北伐前，韩节夫从后台走上前台，由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部署北伐。
　　金使傲慢无礼，韩节夫一如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斥金使让其在次年元旦朝见，充分显示了对金绝不屈服的气魄。
　　金不似宋内忧外患，南宋北伐仓促上阵，东线虽胜总体却败多胜少，加之用人失误，朝野震动，北伐失利。
　　遣使议和又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勉强进行。
　　奸臣史弥远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节夫，宋宁宗第四天才知晓实情。
　　韩的人头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节夫实际控制政权时，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在其生前死后，备受理学人士的攻击，在所修的国史中将其称为奸臣，元代的理学人士修宋史，也毫不客气地将他与秦桧一起列入《奸臣传》。
　　但金朝君臣却对韩节夫另有评价，诏谥其为忠侯，以礼葬于其祖魏公韩琦茔侧。
　　在本朝是奸臣，在外国是忠良，黑白分明，有失公允，显而易见。
　　
　　
　　
　　
　　南宋理宗时期，贾似道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奸相私下遣使于忽必烈，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
　　忽必烈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同时率部北归夺权。
　　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以战胜蒙军报功。
　　理宗以为贾氏对南宋有再造之功，升其官职。
　　次年，忽必烈遣使索地要币，贾似道欺上瞒下，若无其事，命人将来使一行拘留于真州，也不做丝毫的防守准备。
　　忽必烈建元称帝后，主力再犯长江。
　　贾似道又故伎重演，派人向元军主帅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的议和之求。
　　身处南宋末年危亡之际、江湖诗派最著名的诗人刘克庄，将爱国之情倾注诗词。
　　“嘉定和议”后，尚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以“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和“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的名句，称颂爱国人士。
　　忠实反映人民心声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慨然长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心老沧州！”临终前以绝笔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耿耿丹心、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可昭日月。国脉微如缕，多少爱国志士以笔醮血，忧心贯日，忠心可鉴。“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
　　自度宗始的南宋后三帝加上无暇于帝号的撞响两宋丧钟的皇上，已不可能再接来使与派出使节。
　　一个王朝的结束，同时使众多的使者隐入历史的典籍中。
　　然而，回味是悠长的，沉思是苦涩的……

应约充实另外的文字，顾不上这里的美丽与忧伤了。
　　
　　扫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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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朝开济老臣心
　　泰山脚下的泰安城岱庙东御座是清朝皇帝的出行驻跸之处。在“勤政亲贤”的横匾下，乾隆皇帝手书的“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十分耐人寻味。
　　治国者，文官也；安邦者，武将也。然文官武将皆在紧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一人手中，都以为治国重在治吏安民，而刑不上大夫况乎皇帝老儿，民难违官命异乎七品小吏。不想一人治天下，不愿天下奉一人，但却是事与愿同，代代相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仁人志士的终极目标和人生四步曲。文官治国，武将安邦。文臣在朝，武官守疆。创业靠武力开拓，守业赖文治延续。相臣治国重在治吏安民，将领戍边要在固防守土。朝和而邦不疏，内强而外不欺。文官正直，将相能和；政事废池，边事必祸。贤相主政，抵得万里长城、百万雄兵，是江山的铜墙铁壁、社稷的中流砥柱、人民的幸福安康。
　　两宋帝王少明君、多弱主、有昏君。经国三百一十九年，历帝十八个，宰相不计其数，相位走马换灯。史海沉沉，典籍厚重，不掩其辉的宰相总能给后人无尽的思念和深邃的启迪。
　　他们曾经以才华、心血和生命灌注在民族的脊梁，使国家张扬沉重的翅膀，人民安度艰难的岁月，历史写下辉煌的篇章。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只读《论语》的赵普
　　《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此论因太祖、太宗的宰相赵普而发。
　　赵普性格深沉，态度严谨，心胸豁达。作为重要谋士辅佐太祖登上皇位的他，时常犯颜直谏。他荐人作官，太祖三天三次不同意，盛怒之下将奏折撕碎，他脸不变色，第二天，用粘好的奏折继续推荐，太祖终于同意了。赵普坚持请求为一个太祖非常反感的人升官，太祖怒言：“我就不给他升官，你能怎么着我？”赵普严肃地说：“刑赏是天下之刑赏，怎么能以陛下你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呢？”太祖因一榻之地都是人家的地盘而夜不能寐，与皇弟赵光义顶风冒雪到相府问计。赵普对太祖意欲收复太原表示异议，应先平定南方诸国，再收复弹丸之地的北汉。太祖笑着说，正中我意，我原是试探试探你的。马上皇帝宋太祖最终深有感触地说：“宰相须保读书人！”
　　赵普学识不高，身体力行开卷有益的太宗劝勉他多读些书。他在公务之余，手不释卷，专心致志，有时候一读就是一天。每天一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打开箱子取书诵读。第二天处理政事干净利落，毫无倦意。赵普曾对太宗说“我有《论语》一部，用半部帮助太祖打天下，用半部帮助陛下治理国家，使之太平。”赵普去世后，家里人打开书房中的箱子，里面没有别的书，只有一部二十篇的《论语》。
　　●刚直不阿的吕蒙正
　　太宗在元宵节登楼赐宴观灯，为繁华的京都和太平盛世而自我夸耀。宰相吕蒙正说，我们到这里都是坐轿子，这么多轿子在这里，老百姓都要跑来看热闹，所以市面才如此繁盛。我曾经看到离京城没几里的地方，有许多受冻挨饿而死去的人。希望陛下要看到近处，还要看到远处，这才是老百姓的幸运！太宗与众臣都不得不称道吕蒙正的刚直不阿。
　　●大事清楚的吕端
　　太宗想让少时聪明好学、为政足智多谋的吕端接替吕蒙正的相位，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笑着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却不糊涂。吕端为相后，与原来平起平坐的寇准轮流执印，威信更高。第二年，西夏李继迁造反，宋军将他的母亲押回朝廷，太宗和寇准都主张将其杀死，吕端劝阻道：“昔日项羽以要煮杀刘邦的父亲相威胁，逼其无条件投降。刘邦却说‘那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羹！’进行大事业的人尚且不顾他的父母，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逆者呢？今日陛下如杀死李继迁的母亲，明日您就保证能将李继迁捉住吗？如果不能，那就结下杀母之仇，使其叛逆之心更加坚定。”太宗听了吕端的话，养其母而牵其心，缓和了同西夏的关系。后来，李继迁的儿子遵其父遗嘱归顺了宋朝。
　　●耿直如火的寇准
　　寇准是今陕西渭南人，因晚年被封为莱国公，史书典籍及民间传说中被尊称为寇莱公。少年时的寇准不拘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历管教下，才折节从学，精通《春秋》三传，19岁就举进士从政，初入仕途就大显才干，恩信百姓，深得民心。
　　寇准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披肝沥胆，毫无顾忌，深得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枢密院直学士。奏事切直的寇准使志在求治的太宗有时也难以听下去，太宗起身要离开，寇准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他陈述。事情有了结果，太宗才得以退朝。即使这样，太宗却是十分欣赏寇准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这样一说，虽有自比明君唐太宗之嫌，但寇准与魏徵却是可以比肩的。
　　淳化二年春，久旱无雨，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准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此话激怒了太宗，寇准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面说出事实。原是祖吉与参政王沔的胞弟均贪污受贿，处罚却相差悬殊，用法如此不公，上天自然发怒。太宗过问此事，果然如寇准所言，对贪官亲自重定刑罚，同时重用寇准，授其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耿直的人受同样耿直的人佩服，但也不免开罪同僚，得罪小人。多数时候，正直的人周围小人比正人君子多。寇准遭受不白之冤被贬知青州，其因是枢密院副使张逊心小胸窄，与寇准政见不同而耿耿于怀。寇准夜遇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唆使亲信报与太宗诬其大逆不道，寇准引同行者作证，两人在太宗面前争论不休，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将两同时贬降。但太宗深知寇准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会有犯上的行径，第二年就召回他当了参知政事。
　　皇帝用人在要位上，不可能只是用其人品道德，更重要的是用其安邦定国之才，以保江山千秋万代。寇准正是这样的人。他首先帮助太宗完成了立储大事，这是多数皇帝最头痛的事。寇准回朝，太宗责怪他时间迟缓，接着问他皇子中哪个可以托付神器。寇准知其心境，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可以副天下望者。”太宗深思熟虑后问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准说，知子莫若父，此事当机断。皇帝疑忌难提，群臣惧不敢言的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寇准主张用安抚的办法解决西北边事，太宗认为其意见可行，派他出使渭北。
　　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感其恩德，对寇准更加信任，不断授其要职。名臣重位的毕士安赞寇准“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力荐寇准，真宗担心寇准因刚直难以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可以以此人挡契丹人的南下。真宗应允。果然应了此话。辽军大举南下，急书一日五至，寇准却平静如常，回答震惊不已的真宗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寇准主张真宗亲征，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密请真宗去金陵，枢密院事四川人陈尧叟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准，寇准深知内情，佯装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划此策者，罪可杀也。”极言皇帝只要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精诚团结，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以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者四川，就会人心动摇，辽军乘虚而入，大宋江山将失而不保。道理显而易见，真宗深信不疑，但王钦若、陈尧叟却为此更加忌恨寇准。
　　宋辽在瀛州城下大战，辽军破城之图未遂。皇帝亲征却是徐图慢行，是非频生，曲折不断。在寇准的敦促下，到了渡河口，跨过浮桥，登上了澶州的北城门楼。黄龙旗在城头上飘扬，群情振奋，踊跃欢呼，声传数十里。辽方无望取胜，真宗有意议和，就有了令时人及后人争论不休、有褒有贬的“澶渊之盟”，这也成了全权署理抗辽军事的寇准的精心之作，也使政见不同者找到了下黑手的借口。王钦若对真宗说，寇准逼着皇帝亲征，又订下城下之盟，这哪里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不久，寇准被罢相，后宋辽关系再度紧张，才奉诏而还。
　　真宗崇尚道教，天书降临时，寇准又成了焦点人物，只有平素不信神信邪的寇准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在时势的逼迫下，寇准陷入圈套，违心上天书，再得高官。这实在不象寇准所为。心直口快的寇准疾恶如仇，不掩其心，与丁谓、钱惟演等人交恶，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一句话奚落了丁谓，使多年的交情毁于一旦，结下深怨。酒后失言，使真宗密定辅政大臣的要事大白于天下，寇准因此失去实职。
　　寇准为真宗相，用人不拘一格，使同列朝廷因循守旧的人多有不满。寇准以为，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真宗的内侍周怀政在朝内和后宫兴风作浪，意欲谋杀丁谓，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虽未成，对此事茫然不知的寇准受牵连而遭贬。真宗被蒙在鼓中，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左右不敢以实情相报。真宗在离世前，说到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野史和民间记载和流传着不少的寇准轶事佳闻。为老塾师解怨而写奇字智训刁员外，显示其才高八斗，度外有法。成安县的一个刁钻吝啬的员外请一位老塾师教书三年后，写了一个“井”字中间加一点的字，让老塾师读，塾师自然无从读出。员外说这是投石下井的声音，读“啪”，这样才疏学浅的人肯定会误人子弟，还有脸教书和要酬银吗？时任知县的寇准有意要教训一下这位饱学之士，也写一个上竹下肉的字向其请教。员外自然是不认识，40大板伺候后，还是不认识。寇准见时机已到，说，上竹下肉是竹板打屁股的声音，和“井”字加一点，投石落井的声音一样，也读“啪”。一句话唤醒了糊涂人，老塾师的冤屈得到了伸张，让有钱有势的人长了学问，让学富才高的人安了身心。
　　 寇准背靴智请杨六郎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趣味横生。

●王佐之才的富弼
　　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的富弼，被范仲淹赏识为“王佐之才”，晏殊将女儿下嫁。在契丹大兵压境，宋廷一片惊慌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以“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之节，受仁宗之命出使契丹，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唇枪舌剑，义正词严，成为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使成功的典范。
　　 仁宗将被贬的范仲淹召回朝廷，任命右司谏，受命到江淮一带赈济旱蝗大灾，回朝后将灾民吃的野草遍示满朝官员和后宫贵戚。宰相吕夷简以为此举是讽刺朝政，深怀不满。郭皇后一句话使仁宗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内侍阎文应以女色亲仁宗，不足半年吕夷简复相。范仲淹因劝谏仁宗废郭皇后之事，再次被贬，一年内辗转四五个地方。朝臣们畏惧阎文应的权势，不敢弹劾，范仲淹冒死弹奏阎文应搬弄是非、陷害忠良、心狠手辣、罄竹难书。皇上不准，范仲淹就一直绝食。范仲淹任开封府政绩卓著，绘百官图上呈仁宗，又惹怒了任人唯亲的宰相，被贬至饶州。相质才显、爱国为民、内修仁政、外固边防、先忧后乐的范仲淹一生坎坷，为官地方，屡次三番遭受陷害，痴心不改青史留名。
　　庆历三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仁宗面对内忧外患，意在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主张，仁宗采纳并颁布诏令，“庆历新政”正式启动。
　　范仲淹与富弼共同提名转运使，范仲淹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心有不忍，犹豫着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庆历四年，契丹与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担心边境有事主张增兵，富弼料事如神，契丹未犯宋境。
　　“新政”初见成效，但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妄斥朋党，欺罔擅权。夏竦更是阴险毒辣，教唆其女奴模仿富弼的笔迹伪造废立诏书，诬蔑陷害富弼要行废帝立新之行。仁宗找借口外放富弼和范仲淹，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贬知扬州，新政的主要官员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任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京东路流民有六七十万人之多。富弼引导官员与百姓出粟救灾，征用公私房舍十万余间，掩埋流民尸体，准许流民生产自救，募数万流民为兵。有人劝日夜操劳的富弼说，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并拜其为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突发风眩之疾，富弼与文彦博沉着冷静，宫内井然有序。后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被士大夫誉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
　　英宗即位后，诏为枢密使，后封为祁国公，进封郑国公。神宗即位后，经常问策于富弼致国强盛、边事防务。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后，富弼再次拜相。朝中的五个宰相一度曾是“生、老、病、死、苦”，其意为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卞苦。富弼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退居洛阳的富弼乐于置酒赋诗，时时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病逝时，享年八十岁。
　　●社稷重臣韩琦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第一个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众大臣接连上疏极力劝说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包拯、范镇言辞更是恳切，数年之后，韩琦再提此事，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终于立皇太子。是年韩琦封仪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紧张。韩琦不遗余力，互慰双方，母子趋和。这年，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身为宰相的韩琦始终以边事为念，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述方略。
　　神宗即位后，韩琦拜司空兼侍中。韩琦被诬告，神宗明察，但他仍坚决辞职，辞退所授两镇，任淮南节度使。韩琦坚决抵制并上疏反对变法，神宗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韩琦从庆历年间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在对外关系上，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二十八岁的韩琦拜右司谏，三年内上七十余疏，敢于犯言直谏，诤言谠议，事有不便，不能不言，力求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宝元元年，韩琦连疏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面对灾情束手无策、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被罢，此事名闻京华。韩琦与范仲淹两人同守边疆时间最长，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壮心不已的文彦博
　　以“灌水取球”显示其少时聪颖机敏的文彦博21岁进士及第，在宋夏战争爆发、西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宋军将官多临阵先退、望敌不进，指挥系统效率低下，上疏皇帝极论其弊，力主改革军事，顶着重重压力为英勇之将刘平昭雪降敌之诬，防守边境两年，因有威名而敌不敢犯。
　　即使有名有才如文彦博者，也离不开德高望重者的举荐，而路通后宫借皇帝枕边香风更是捷径。为了求得进身之阶，文子以织金丝作灯笼，载莲花为锦，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在贵妃的内助下，文彦博被授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王则兵变，朝廷为难，文子从张贵妃口中得知仁宗有谁镇压起义就擢谁为首相之意，于是自请赴敌。兵变平息，相位到手。
　　第一次拜相的文彦博曾以“恬退守道”为由举荐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奏请朝廷重用。以“脱有难，臣请死之”之胆规劝仁宗减6万冗兵归农，为2万人减廪给一半，未出意外。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送灯笼锦结交张贵妃，并当面对质，文子无言以对，拜谢不已。大怒的仁宗将谏者劾罪、被谏者罢相，时人写诗讽刺：“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
　　第二次拜相的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以遇事沉着冷静、处事果敢决绝使仁宗病重期间政局稳定，朝野平和。唐介被贬岭外，御史吴中复上请召回，心胸豁达、私不废公的文彦博从旁劝说：“唐介所说大多是实情，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文彦博又有了厚德之风的美誉。后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封潞国公。英宗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元老重臣以文彦博为首极力反对。阻挠变法是异想天开，反对变法却可以殚精竭虑。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陕右大震”使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因为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之意十分明显，终被排挤出朝，几年后以太师身分致仕。神宗见年近八十的他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向他请都养生之道，文彦博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哲宗即位后，高太后掌权，“元佑更化”兴起清算新法之风，当政的司马光力荐文老复出，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并主张对夏屈服妥协。辽国使者见到八十几岁的文彦博惊羡不已，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得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并建堂命名。司马光为之作记，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出将入相的文彦博穷极富贵，平时却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与他们结成布衣之交。工书法受黄庭坚称赞，长诗词多与政治有关。只录《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爱才育才的欧阳修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而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而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仁宗授欧阳修枢密副使，两年后又转任参知政事，成了副宰相。英宗即位后，韩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等人极力劝导太后，消除了宫廷危机。韩琦、曾公亮商议推荐他为枢密使，欧阳修正色道：“现今天子居丧，尚未亲政，母后垂帘，朝政得失，天下之人都认为是我们几位大臣决定的；如果我任枢密使，人们会说我们几个人相互补置，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英宗几次让欧阳修担任枢密使，他都坚辞不就，这种刚正坦然、不谋私利的品德终生不渝。英宗也当面劝他：“您性子太直，不避众怨。常见你奏事时，与两位宰相意见不合，就当面反驳，说话不加避讳。御史、谏官论事，你也常常面折其短，即此可知，人们都不喜欢你。你应该稍加戒约呀！”
　　欧阳修的品格有其父遗风，家传秉承。欧阳观禀性仁恕，刚直不阿，为官清廉，乐善好施。出身江南名门、知书达礼的母亲郑氏含辛茹苦，芦荻画地，教化小儿。三叔欧阳晔官小薪簿，严明方正，廉洁自持，对家贫子幼的寡嫂十分照顾。胥偃称赞欧阳修的文章“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榜首；再过礼部考试，独解翰林学士晏殊的难题，再次夺魁，被晏殊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在耸动天下、风雅至上的钱惟演手下作事，如鱼得水，与尹洙、梅尧臣成为挚友。非常尊重和欣赏欧阳修的宋仁宗感叹地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是从哪里得来的啊！”
　　 欧阳修很重视作个谏官，对谏官的要求很高，认为“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在作谏官之前，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欧阳修对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异常愤怒，作了气尽语极、急言竭论、委曲婉转、全尽挖苦的《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谏官的认识，欧阳修更有独到之处：“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有不为宰相、定为谏官的高论：“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欧阳修深知宋朝的天下比唐朝的天下更为忧虑，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不可多得的敢言忧者，又遭到贬斥。他愤而作《朋党论》，以“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直面天子。欧阳修忆及当年范仲淹被贬，自己与尹洙、余靖等贤臣为其主持公道，均遭贬抑并被指责为范仲淹的同党，朝内“朋党”之论如洪水般泛滥。欧阳修深感其盛，对仁宗坦言：君子以志同道合来结交朋友，小人则是以利害关系来结交朋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臣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小人追求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时，便暂时结成朋友。所以我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并用这些来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道义相同的事，大家都得到益处。为国家做事，便是道义相同的事，大家便会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商纣王有臣几万，就有几万个心，可以说是没有同党的罢，而纣王正是因为人心不齐而被周武王灭亡了。武王只有臣三千，三千臣子一条心，可以说是“大朋党”，而周王朝却因此而发达兴旺起来。君子的朋友不嫌多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皇帝，应当摒退小人的虚假的“朋党”，而用君子的真“朋党”。果真如此，天下何愁治不好呢？
　　奸臣小人以此为恨，仁宗皇帝也置若罔闻。后来，杜衍等贤臣相继以“党议”被罢免了官职。欧阳修更加感慨，又上书皇帝：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官的罪错。自古以来，小人谗忠贤，他们的借口必定是指责这些忠贤是“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则必定是诬以“专权”。因为去掉一个好人，而众多的好人还在，小人还是无法使他们的私利和贪欲得到满足。想把好人全部去掉，但好人的过失很少，难以一个一个地去找寻他们的毛病，于是指责他们是朋党，则可以一下子全部打下去。从古至今，大臣被皇上所了解并加以信任的，就难以用别的名义去动摇他，唯有加上“专权”的罪名才管用。因为这是皇上所最讨厌的、忌讳的。只有用这个说法，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臣子在朝，奸邪的人便嫉妒他；有智谋的人不被重用，那就会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个贤臣一旦罢黜，那将使一群奸邪小人在朝廷之内互相庆贺，使周围的敌国在外庆贺，臣为朝廷惋惜啊！
　　欧阳修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培养得意门生曾巩，让苏轼独步天下，出人头地，倒屣相迎王安石，赋诗相赠，这才是北宋真正的福气。宋神宗时，他三番五次要求致仕，结果却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中年时自号醉翁，晚年致仕前夕更号为“六一居士”，自述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虽然欧阳修政绩显赫，但他文坛宗师的地位或多或少地遮掩了他的政治之辉。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论述他的散文特点时说：“如公气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中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以命护法的王安石
　　王安石以学生的身份评价欧阳修，心诚意真。21岁进士及第的王安石，正逢文坛领袖欧阳修创导古文运动，革新传统的儒家汉学，力建新儒学宋学。在名家辈出的时代，王安石是早期的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人才，全面评价并高度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王安石当上国家理财官员后，向仁宗上了万言《言事书》，极陈财政实情、收支弊病和当世之务，全面阐述了改革思想及策略。仁宗没有采纳，执政大臣也置若罔闻。倡导并实践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王安石，受仁宗下诏放罪而不肯到殿门谢恩，其耿直秉性可窥见一斑。在辞官守丧期间，深研学术，聚徒讲学。宋神宗即位后，朋友韩维三番五次的推荐终于有了结果，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接着又被召任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两年后，王安石升任相当于副相的参知政事，一年多后再升宰相，开始了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
　　变法不会错，怎么变却是大有门道。王安石急风暴雨般的改革，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加之天不作美而久旱无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流着眼泪向皇上告王安石的状，有人画了逃荒者的图而诽谤变法，守旧派官员将旱灾归罪于改革，重重重压下的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相。在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王安石自以为创造性解决了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撰成了《三经新义》，创建了新儒学学派，“新学”应运而生。其后，王安石出任首相，在变法力度加大的同时，局面也岌岌可危。不占天时、地利、人和，注定要失败的先天不足的变法留给世人的多是教训，改良行之无效，变法难以为计。变法的支持者宋神宗先是“不让改革，就不做皇帝。”后来却是左右摇摆，变化无常；参与者各怀鬼胎，离心离德；守旧派的攻击无以复加，来势汹汹；执行者虚报成绩，争权夺利；邻国推波助澜，乘机挑畔；上天非旱即涝，难遂人愿。作为改革首领和巨将的王安石虽有雄才大略，却主观武断，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豪强反对，农民不满，不为天下老百姓，只为皇权统治长治久安，变法失败在所难免。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所有新法尽数废除，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身有重病、忧心如焚的王安石慨然辞世。留给时人及后人无端争议的王安石，无论是变法、新学，还是诗词与《字说》，或者为人与处世，直至今日也不成定论，公论似乎也众说纷纭。这恐怕就不是视变法图强如生命的王安石个人的悲哀了，这是历史的悲哀，也难免不会成为时代的悲哀。

　　
　　●尊名崇礼的司马光
　　与王安石同领风骚的司马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名人。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7岁时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就可以为家人讲释，自此手不释书，不知饮渴寒暑。这主要爱其父司马池和其兄司马旦的影响，司马光所论天下事，比他大13岁的哥哥多有帮助，兄弟友爱始终。
　　仁宗时期，时年20岁的司马光中进士，至45岁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直到知谏院前，他表现为一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对朝臣与妃子葬礼过者坚决反对，对威望不高的大臣赐予至美之谥更是抵制，对仁宗立太子一事首功一建。重名分、重礼教是司马光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他有言可依：“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英宗在位仅四年，期间司马光相当活跃，频繁上书论政事与备边，着手编修最引人注目的《资治能鉴》。最初叫《历代君臣事迹》，神宗以为其“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给了这个名字，并亲自制序。司马光进一步发挥了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神宗因此受益。
　　尊崇名分和礼教的司马光认为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有人主张对当朝皇帝的生父濮王应尊为皇考，他却以为尊其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在边事上，司马光斥责生事的边臣，轻易引祸，难于胜战，虚张声势，边患不断。他的战事政策受到辽与夏的尊重，使臣到宋廷，必问司马光的起居情况。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与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这种影响当然是宋朝的福音。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当新法进到高潮时，他却退到洛阳。这位在野宰相在倾心编史的同时，静观时局变化。在洛阳15年，虽说绝口不论事，与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徜徉在园林之中，定然忘不了与神宗面前争论理财，与王安石之间的辨论和人身攻击，看似置身于政治之外，实际上是醒着、醉着和睡着都没有忘怀政治。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复行旧法，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连续上了多个奏折、再次重复为君三德论后，复出为相。在位虽不足一年半，却完成了尽废新法的宿愿。
　　司马光20卷的《稽古录》，自伏羲氏写至英宗治平四年，是一部简要的编所体通史。朱熹评其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等到哲宗亲政后大搞绍述新政，已离开人世的司马光也难逃惩罚。如果名如司马光者也无在天之灵的话，这样做想必只能使始作俑者更加臭名昭著。
　　●独相有德的章子厚
　　章子厚为人豪俊，博学善文，胆识过人，傲气冲天。22岁初次考取进士时，因自己的侄子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小侄之下而拒有受敕，后来考取进士甲科。章子厚是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宋神宗说他“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他“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期望他能够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发挥才能。因王安石被罢相，章子厚所担要职在任命后接着去职。三司失火，他救援得力而受神宗赏识，开始主管财政事务，王安石的相位复而又罢，章子厚一直担任三司使。
　　苏轼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因其句“世间唯有蜇龙知”而被诬为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子厚从旁解之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同意章子厚的看法，苏轼得免无中生有之罪。
　　章子厚刚任副相，就因其父及弟强占民田而罢政，再任副相之首后，议妥了神宗立皇太子之事。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益复杂化的时候，与苏辙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就行或罢免役法问题与司马光据理力争，终得正果。哲宗亲政后，罢免高太后任用的宰相，起用章子厚为左相，作为独相理政直至哲宗去世。期间复行并改进新法，打击旧党成员有所节制，表现出了肚中撑船的政治风度。
　　独相七年的章子厚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边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季子的官位也仅仅是从八品，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章子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处理哲宗皇位继承人上的表现。年仅25岁的哲宗英年早逝并无子承位，生前也未做出安排。向太后召宰执议皇位传人，独相章子厚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子厚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子厚将话说到如此明白和绝决的地步，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宋朝的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就此开始，拱手相送北宋王朝的败国之君走上了高高在上的皇位。
　　240多年以后，元末修撰《宋史》，史官也不胜感慨，假如当初章子厚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徽宗即位后，章子厚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不久，反对赵佶当皇帝的章子厚被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被一贬再贬，直至手中无权无责。最后，章子厚以享年71岁离开了风雨如晦、世事难料的人世。六年后，复特进、申国公官爵，再四年后，赠太师，追封魏国公。这些，章子厚肯定就无从所知了，知道的人也定然无动于衷，心如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