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


　　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博学多才，年长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期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杨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见不到了。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目前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第三讲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 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因果的道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明天发展的方向也就无从把握。仅凭阶段性的观察，不进行历史的通观分析，就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就有可能人云亦云，上当受骗。


　　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可的没有几个。看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明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课本，到今天还是“试用教材”。历史无非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篡改呢？而且中国历史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以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可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信心。


　　其次，在中国文化里面，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就有可能歪曲文义，张冠李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评价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至今有一万两千年，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黄帝时代，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我们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皇帝开始算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由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推算，夏至今已有4100多年了。


　　从周公整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开始，至今是三千年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孔子第二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集中国文化的大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根据当时能看到的、确切可信的史料，著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孔子著《春秋》至今是2500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再往前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


　　历史本来就是做人和做事的经验纪录，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当历史学家，而是要立足于“疏通知远”的原则，以历史的经验来指导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


　　下面请看原文：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按照传统教育的次第，必须经子都通了，才可以读历史。言外之意，你没有“孝经通，四书熟”，就没有资格读历史，否则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空中楼阁，你今后的成就一定是有限的。


　　没有经子的基础上来就读史，多数人都会走错路。历史既不是文学也不是科学，而有其自己的规律，有其特定的原则与方法。不了解这些基本规律而读史，就会囿于具体的法术，感兴趣的一定是历史上某人处理谋事的方法。你所学到的，说的文雅一点是策略，难听一点就是阴谋诡计。如此读史，你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走偏。


　　读历史的目的是“疏通知远”，为了懂得人生、懂得因果关系、为能知道过去而领导未来，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读历史的方法是“属辞比事”，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渐进模式。无论古今中外的人，既然是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就变不到哪里去，历史的规则就适用，历史资料提供的有关外交、政治、军事，乃至人生方面的经验就可以作为参考。能够丰富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就是“属辞”，以之分析、处理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比事”。



　　中国的史书在体例上，可以分国史与通史两大类，国史属于断代史，记述一朝之事，如《汉书》、《晋书》；通史记述古今之通事，如《史记》、《资治通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功劳，改朝换代以后立刻记述前朝的历史，则是班固的贡献。《汉书》以后的中国正史，走的都是班固断代史路线，所以才有“迁固”、“史汉”并称。


　　中国古代史有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但前朝的历史是后朝人编的，而且是官修的，如《宋史》是元朝人编的，《明史》是清朝人编的，都是政府出资官修前史，私人修史是犯法的。班固著《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史记”，被下狱抄家，差一点杀了头；庄廷珑私修明史，著《明书记略》，死后还要开棺戳尸。这样编纂的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与时间是真的，其他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眼见着中学的历史课本年年改，日本人也学会了这一手，也不断地修改教科书。读历史的人，必须额头上再长出一只眼睛来，否则就像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不信书”。这第三只眼从哪里来呢？从四书五经里面来，从经子里面来，所以此处才说“经子通，读诸史”，经子都读通了，再读史就不会以偏概全，上当受骗了。


　　“考世系”是考察帝王家族，世代相承的关系和显贵家族的家世，“知终始”是了解历代王朝兴衰的始末因由。这里的世指时间，系指族系的血缘分支。中国历史上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和族谱，家族中每五世列一个表，详细标明家族血统的传承关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标红线，由侄子过继承祧的标蓝线，由外甥过继来的加双姓，严格得很，绝对错不得。所以详细考察历史人物的世系，再参考“三通”（通志、通献、通考）就不会被不准确的历史资料愚弄了。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中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氏开天地、天地人三皇，但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栖山洞，即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时代，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再下来就到了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这“三皇”代表的上古时期，所以称为“居上世”。



　　伏羲也写作“伏牺”，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上划分的“狩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下伏羲。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了一个长着龙头、马身的怪兽，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传说中，伏羲氏造琴瑟、教嫁娶，做书契代结绳，在位115年。


　　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建都曲阜。神农氏兴货利、制耒耜、尝百草、做医药、选五谷，教民稼穑，制陶打井，在位140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人文文明的进程才正式开始。黄帝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王，建都涿鹿，在位100年，享年121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记年，从甲子年开始记起，至今有5000年，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仓颉造字；制作音乐的是伶论，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胡曹造衣裳。黄帝时代完成了包括指南车、历法、舟车、弓箭、宫室等在内的传统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代表了中国人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贡献。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唐有虞”说的是尧舜二帝，他们是三皇五帝的最后两位。尧帝，姓伊祁，号放勋，因为他的封地在陶和唐（今天的山东一带），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唐尧。舜帝，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故人们称他为虞舜。


　　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能团结族人，使部族之间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住的是茅草屋，门前是土垫的台阶，吃粗米饭，穿麻布衣，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尧在位七十二年，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享年118岁。


　　舜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他宽厚待人，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仁和。古代24孝故事里挂头牌的就是舜。舜帝在位六十一年，把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在南巡的路上死于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终年110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尧帝和舜帝,他们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管辖的国土逊让给贤能的人。


　　“揖逊”是谦逊禅让的意思，也就是《千子文》中说的“推位让国”，把位置委与贤人，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后世的帝王但有一线生机就只让位子，不交权力，更有甚者连位子也不让，死了以后再说。历史上常有先皇死了，尸身停着没人管，皇子们却在为争皇位大打出手的事，所以历史上真正能够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以这里才“称盛世”。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这几句话引出了中国上古的“三王”，也就是禹王、汤王、文王和武王，他们四人是夏商周三代之王，是三个时代的代表。


　　禹是一位很好的君主，孔子《论语•泰伯篇》中说：“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闲然矣”！


　　孔子说，我实在挑不出禹的缺点和过失。他自奉甚俭，恭敬鬼神；自己破衣烂衫却将国家制度制订的美伦美奂。大禹婚后第四天就治理洪水去了，一去就是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特别是有一次刚好禹的儿子出生，禹硬是听着儿子的哭声不进家门，而且“一馈十起身，慰劳人间事，出外见罪人，下车而问泣”。禹在位27年，治水累得腿胫上的汗毛都磨没了，而且胼手胝足，还得了风湿病，弯腰驼背的根本迈不开步子走路。所以孔子才反复说：“禹，吾无闲然矣。”


　　这里的“王”字，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帝王，而是特指“王道”。王字是“三画而连其中”，三画表示天地人三才，中间是顶天立地的一竖代表道，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也”。王既然是垂示于天地间的大道，它在人间的首席代表天子人王，也应该顶天立地，成为人群的典范和样板。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历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之别。王道指的是先王之道，即夏商周三王的统治方法。三王的统治用的是仁义道德，其结果就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这种政治体制是王道。历史上描绘这个时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万民乐业，天下太平。


　　历史上的正统观念，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实行王道，以道德仁义来治国，当然最理想。等而下之者实行霸道，靠实力形成威慑力量，令他人不得不服，也无可厚非。最令人所不齿的是靠阴谋诡计，篡权窃国。这些人不但仁义礼智信没有，连真正的实力也没有，有的只是野心和诡诈之术。庄子对这些“国君”嗤之以鼻，称他们为大盗，所谓“窃钩者盗，窃国者侯”。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大禹王，姓姒，名文命，受舜禅，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丰县），以金德王。大禹疏河治水，铸九鼎、分九州，制贡法、立学校。大禹王是中国历史上“相揖逊”禅让制度的最后一位受益人，禹以后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但是客观地说，这并不是禹的错，当时实在是除了禹的儿子启，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人，而且启是大家推举的，不是禹自己定的。

　　史书上记载，与大禹一起治水的皋陶之子伯益功勋卓著，理应是禹的继承人，但禹死后人们爱屋及乌，拥戴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这样，夏朝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开了中国世袭王朝“家天下”的历史。


　　夏朝曾十次迁移国都，在今河南、山西、安徽等地都有夏朝故都的文化遗址。《史记》记载，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死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遗嘱是“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坟高三尺，勿伤田亩”，享年100岁。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山下选择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吉地修建了大禹陵。


　　大禹死后，禹的儿子继承王位；启死后，传为给太康。太康沉醉于打猎，无心于国政，被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取而代之，史称“太康失国”。以后虽有“少康复国”，但夏朝的国力已呈颓败之势。夏桀（履癸）继位以后，更是江河日下，独木难支了。但夏桀不仅不思进取，反而暴虐无道，骄奢自恣。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寝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藏美女于后宫，造酒池糟堤淫乐，据说那酒池大得可以航船，宫女多因醉而溺死。更为荒唐的是宠姬妹喜爱听“裂锦”之声，为搏美人一笑，就安排专人撕缎锦。加之穷兵黩武，连年战乱，百姓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夏桀还自比为太阳，大言不惭地说：我与太阳共存亡。《尚书•汤誓》中记载，夏代臣民都指着太阳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你这个太阳啊，怎么还不灭亡？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同时，四方的诸侯也多背叛，夏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此时，商族的势力已经日渐强盛，正在暗中做灭夏的准备。商汤对内励精图治，轻赋薄敛；对外广行仁义，交好四方，使“诸侯皆归商”。看到夏桀已众叛亲离，就在伊尹的辅佐下，起兵伐夏。在《汤誓》中，商汤说：“非台小子，敢行作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桀措手不及，被围于鸣条，商汤全歼了夏军，桀只带了数百人匆忙逃奔到三觳，又逃至南巢，最后死于该地。


　　商汤凯旋班师，建立商朝，夏朝正式宣告灭亡。夏朝的历史由禹算起，至桀结束，共传十四世，历十七王，共计439年，所以说“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商汤姓子，名汤，又名履、天乙等，史称“汤有七名”。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一带，至汤为十四世，曾迁徒途八次，最后定居在南亳（今河南商丘）。


　　商汤灭夏以后，建立了商朝，是商朝的第一代君主，以水德王，改年号为祀，建都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在位13年，后因病而亡。史载，商汤葬后“不封不树”，既不起坟也不栽树，故此至今谁也不知道千古汤陵何在，没了盗墓贼，商汤倒也清静自在。


　　十代以后的商王盘庚迁都，要革除弊端，重振朝纲，就借口河患迁都殷城（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的后期又称为殷商。


　　商朝最后一帝纣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商纣为人聪颖，灵敏多才，膂力过人，能空手斗野兽。即位之初也是个不错的帝王，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对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


　　他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内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又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淫声歌舞；他还造酒池肉林，大肆搜刮，将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臣子，如重用贪财好利的费仲，提拔挑拨离间的恶来。他贬斥人们爱戴的贤相商容，用“炮烙之刑”残害进谏的忠臣，挖了叔叔比干的心，逼得哥哥微子逃亡，又逼得另一哥哥箕子装疯。商纣的倒行逆施，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四方的诸侯无不离心离德，老百姓忍无可忍，商王朝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渭水流域的周族正在崛起。西伯侯姬昌，就是日后的周文王，是个很有作为的创业主，他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姜子牙为军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50年，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的第二年，便将祁的都城迁至关中的膏腴之地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完成了对商都的包围之势。


　　文王死于迁丰的次年，其后武王即位，在姜尚的辅佐下“吊民伐罪”，开始了武王伐纣的贵族革命。牧野一战，纣军土崩瓦解，商王朝众叛亲离，纣王逃回商都，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始于汤，终于纣，历30帝，享国644年，故称“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武王姓姬，名发，他诛讨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他的父亲姬昌(即周文王)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囚禁在羑里监狱(今河南汤阴县)长达七年。但是姬昌并没有丧失信心，相反地他著易经、揽人才，富国强兵，并且按照姜尚制定的战略“修德以倾商政”。四十多个诸侯国先后归顺于周，这就为武王伐纣积足了本钱。


　　武王继位后，积极进行灭商准备。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全国军事；以其弟周公旦为辅，处理国家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又营建了新都——镐京。


　　为验证自己的号召力以及各方诸侯是否同心同德，武王率师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的黄河渡口，会盟各路诸侯。姜太公对天盟誓道：“苍兕苍兕，总尔众蕊，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不期而会的诸侯达八百之众，大家公推武王为盟主，进行了伐纣前的总动员。


　　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被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趁商军主力远攻东夷，朝歌城空虚之时，周武王亲率大军，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武王做“泰誓”历数商纣的暴虐，宣布“维共行天罚”的号令。大军从盟津渡黄河，杀奔商都朝歌，与商军战于商都郊外七十里的牧野。


　　商军的主力在外，临时拼凑的兵士多为囚犯、奴隶等罪人，这些人既无斗志又无训练，不少人还临阵倒戈，致使商军全线溃败。纣王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殷都朝歌，自焚于鹿台。武王用铜钺砍下商纣的头，悬挂在大旗上示众，正式宣告商朝灭亡了。


　　武王占领殷都后，把纣王存在鹿台的钱财和藏在钜桥的粮食发给穷苦的百姓，为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致敬，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从而深得民心，万姓悦服。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子孙承继共37帝，享国867载，所以说“八百载，最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