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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作者:钱钢 胡劲草)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0节 召回(2)

马克.吐温也曾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虽然他的追忆和推切尔牧师的记录不尽相同。        

过程很有趣。JOE(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JOE(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象他来向人借一美圆,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圆。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五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但李鸿章提到,吴子登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它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他称此“亦是办法”。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3月5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兰彬遵旨复奏,他强调了吴子登去年告状的内容,认为应将幼童全部召回。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

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肄业局的正委员)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日前复奏,已言裁撤,此局应由中堂奏明。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又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至于和容闳,他根本不愿再商量——陈兰彬也开始撒手。

3月29日(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鸿章致函总署。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在闪烁其辞之后,李鸿章开始显露他真实的立场。他称:
        
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特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抄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镂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奋发有为,遇事每能帮助;今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况十年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二十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二十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和十年前的“曾李会奏”一样,这同样是一份应当加载史册的奏折。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四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1881年7月9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1节 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暮色里的钟声悠远而低沉。推切尔牧师在这里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十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的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看站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来避难山教堂为孩子们送行的有他们的美国同学和朋友,还有他们美国家庭的成员。幼童吴仰曾的主人巴特拉的女儿,玛丽·巴特拉在教堂提笔给吴仰曾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吴夫人:

我确信,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引以为荣的。在过去他留学美国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一家人共处,现在我们已经难舍难分了。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

我们对他,以及所有那些明日即将归去的中国孩子将长念不忘,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未来的事业顺利成功。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次见到他,如果无缘再相间,我们将永不停息地为他祝福!

带去我们诚挚的致意

        您最忠诚的 玛丽 巴特拉
          1881年8月21日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的西式服装,象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式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恐怕由于寄予了这种希望,使得那天的告别比预料的要让人好受些。但是依然有许多告别的眼泪。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仿佛象征着中国教育使团在美国的历史的结束,所有的孩子外套钮扣眼里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火车开动了。

10月6日,推切尔牧师收到幼童容尚谦(良)在爱荷华的车站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他说,你那天没有到车站去为中国学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2节 凯蒂!你可愿意继续与我通信?

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薛有福是福建漳浦人,1874年到美国时12岁。他最初生活和读书的小镇是麻省的霍利约克(Hollyoke),后来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是1884级学生。

在高宗鲁先生搜集整理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保留了薛有福写给女友凯蒂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1881.9.1 于旧金山皇宫大饭店
        
凯蒂吾友:

经历极愉快的旅程,上周一我们安抵此地。到此之前,我们在尼加拉瓜大瀑布停留,游览了该地。那瀑布真是壮观,我们顺道到加拿大南部一游。

我们通过落矶山(Rocky Mountains)后,看到许多印地安红人,该处山色雄伟,但我认为加州风景仍属第一。

我们真高兴,能看见这么多地方,此间一切与东方迥异。以后我将邮寄一些礼物,纪念我们共处的时光。那些礼物将来自中国,我希望你会喜欢。

凯蒂!我想问你一件事,当我们分手之后,我却忘了问你:你可愿意继续与我通信?

在这遥远的天边,多么希望听到你的信息,以便得悉朋友们在世界那端的情形。

我们在美国的相逢是太愉快了,至少对我是如此,渴望你继续为我的好友!

本月六日,我将乘“北京城”(City of Peking)号返回中国,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回信。

         你的挚友    薛有福
        

第二封信: 1882.1.10 于中国厦门
        
我亲爱的朋友凯蒂:

你的信在十一月八日寄到我家,等转到我手上时已十二月二日。当时我在马尾,我的家人以为我会很快回去,故没有转来,高兴我终于收到了。

我们在旧金山停留了一周,看了许多地方,令人兴高采烈。九月六日下午我们乘“北京城”号起碇返中国,那艘船很大而且设备极佳。在码头送行的人真多,我们与岸上的朋友挥手告别,直到人影模糊不见。几小时后,我们沐浴在海洋的微风中。

起初,在甲板上我们散步自若,也许被海风吹得太久了,入夜大家全生病了。海浪汹涌,船身颠簸不定。我也病倒了,但不是晕船。接连两天,非常疲乏,坐在大餐间,不敢进食。所以我是否是生病,请让你来判断好了!

由第三天起,我真正开始享受着愉快的海上旅程。同船旅客很多,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都去过中国,故我很乐于与他们交谈。

当我们在遥远的海上时,目光所及,除却蓝天白浪,一无所见,只有群群海鸥跟随我们结伴而行。有时,可以遥见天边的船影,因为无所事事,立刻引起大家的注视。在这孤寂的海上,无论是帆船或轮船,都是难得一见的。

我常呆坐凝视半日,直到船影消失在天边。一天下午,当我在船舱中正与朋友聊天,突然汽笛大鸣,人声吵杂,水手纷纷冲上甲板。我也以为必然发生以外事件,立刻爬上甲板,却原来是一次救火演习。已使全船震动,尤其女士们的惊慌无措,令我们狂笑不止。

我常常独坐看海,那海鸥或前或后,争啄船上抛下的残食。我常想它们长飞竟日不息,入夜必然停栖在海上了。

我们海上旅程非常愉快,太平洋名副其实。只有在旧金山到横滨的途中,我们碰上一次暴风给骚扰了两昼夜。当时船长为为安定人心,说这是轻微飓风,其实正是九月的暴风。当时怒海狂浪,风急雨骤。船身似婴儿的摇篮,使人无法安坐,只能蜷伏在椅中,或则抓紧舱位。说也奇怪,我觉得颇有趣。

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磷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我真愿有你同在,不知你可喜欢?!

我们的船大约每小时行十个半海里,顺风时可达十三海里,逆风则慢到八个半海里。十三天后,我们到达日本横滨,这算是很快的记录了,因为通常要二十天到二十四天。在横滨,我们住进日本旅馆,并且乘“黄包车”——一种用人拉的小车——游城一周,颇新奇有趣。

横滨为日本重要港口,我们也去了距横滨十九里的日本首都东京,也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在日本逗留了四天,我们改乘“东京丸”开赴上海。

由横滨到上海,风和日丽,万里无波。中途我们停了神户,一个依山而建的美丽城市。由神户到长崎,我们穿过濑户内海,岛屿星稀,山水如画。我们的船由碧波中轻轻划过,风光明媚动人。

十一月六日,我们安抵上海。虽然我曾盼望在美作较长的逗留,但重踏故国土地令人兴奋异常。在上海我在表哥家住了六周,然后转往福州马尾,最后回到家中。

此间天气不冷,正如美国八九月季节。现在你那里一定冰雪交加,而此处正是春暖花开之时。我真希望你能来此,共赏快乐的季节。

真抱歉,邮寄你的礼物竟然遗失了。我想,我们班上仍然每月聚会两次,夏天全班一定海是去诺诺塔克(Mt.Nontuck)山区度假一天吧。

我把你的致意转告舍妹,她向我打听你的情形,并且很高兴知道你。我期望我仍在美国,可与好友相聚。我把我的地址用中文写给你,你可以把它贴在信封上,来信寄厦门我家即可。

希望你一切好,并且生活愉快。我静待你的回音。

        你的挚友  薛有福  敬上
        
薛有福提到了福州马尾,那是他回国后分配到海军的服役地。1884年,薛有福在中法海战中阵亡——这一年,本来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之年。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3节 “爸!”“妈!”——

耶鲁大学学生,曾经在哈特福德高中比赛演讲的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亲爱的巴特拉夫人:

我自觉现在情形较好,也比较复原了,故可以给你写信,虽然乏善可陈。

我感染了“上海热”,躺在床上5个月,时时都想写信给你,可是手连被褥都拿不起来,故实无法提笔。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听听我们回到宽大祖国的不幸遭遇。

你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你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但我们只能停在吴淞,因为退潮时,船无法通过浅滩。

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划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着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被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通过法租界,进入中国的地段。如果你想找到乐园,又有似地狱般的区域,你该来此看看。那污秽加上多中臭气熏天,那种泥泞不平的石头路,使人难行。

我们蹒跚而行,诅咒这些厄运,冷淡的接待,愚蠢的承办人。还有我们穿的中国式布鞋在打脚,使脚趾都拧在一起。总算到达海关道台衙门,是一座面对黄浦江的大楼,比较清洁而通风良好。

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现住的“监狱”。如果力不从心,你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对我们的招待。

只有睡觉,似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但现实之残酷,在梦境中却与过去的欢笑糅合起来。

对于正想要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耳中再度响起“朋友”及“离别之歌”的音符。

晨曦凉风,使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一天过去,我们仍被禁闭此地。时值中秋佳节,许多父母亲友已备佳肴美酒,期待与他们万里归乡的子弟团聚,可是那种温情被剥夺了。不许我们外出,等着去向上海道台磕头请安。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可以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穿过堆积如山的垃圾走进道台衙门,面前是一个古老虫蛀的大楼。生锈的刀剑,及老式的前膛炮,那些吸食鸦片的士兵和仆役的奇模怪样。对我们而言,我们习惯东方野蛮人的形象,实无法接受这种窳劣散漫,不能原谅的松弛现状。

真荒唐,道台赚一万到一万五千两银子,合美金两万到两万五千元的正式薪俸,加上各方的奉献,却不能使他的官署装修整齐。

在久等及延宕以后,我们终于被领进,跪伏在道台大人堂前。他向我们答礼,要我们按赴美先后分批站立。在询问我们学业成绩后,他下令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我们可以由“看守所”自由外出。……
        
两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中国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海关的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九年的父母。
        
轻叩门环无人理会,最后用力捶门,倦眼惺忪的仆人才开门,时已十点半了。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九时起床,十点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指手划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我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4节 大清广东香山官学生谭耀勋

当年“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谭耀勋是其中之一。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

谭耀勋是1872年赴美的第一批幼童,来自中国香港,祖籍香山,到达美国时11岁。关于他的家事背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父母是谁?他的亲戚后裔何在?

我们寻找到的唯一一张谭耀勋的照片,是在耶鲁1883级同学录上,这是一册1910年为纪念1883级毕业班学生毕业四分之一个世纪而制作的同学录。有所不同的是,纪念册中其它的同学都有两张照片,其一是当年毕业时候的照片,其二是毕业15年之后的近照。早逝的谭耀勋只有一张1883年大学毕业时候的照片,照片下面附有很短的一段文字:
        
        生于1861年3月1日,中国 香港:死于1883年11月13日,康涅狄格州 库布鲁克镇
        毕业后获职于纽约中国总领馆,希望日后能到加州为自己的同胞工作。1883年秋因健康原因回到库布鲁克镇。很快因肺病死亡。葬于库布鲁克。

这段简短的文字,三次提到一个地名“库布鲁克”。库布鲁克是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西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谭耀勋来到美国后被分配在库布鲁克小城的卡琳顿夫人家。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近十年。

这是一个古风犹存的小镇,路边的小杂货店建于1832年,中国的幼童在那里买过面包。当年的小旅馆也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镇历史学会兼镇博物馆。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库布鲁克镇的人们在100多年前用过的草耙、马鞍、炊具、风琴……

库布鲁克小镇的历史学会保留了许多卡琳顿家族留下的东西,因为这个家族在库布鲁克非常有名。卡林顿先生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在50岁的时候就过早去世,留下两个女儿,但是家族却在乡村拥有大笔财富,包括75英亩的田产,可以出产牛奶、黄油、土豆、蔬菜、小麦、干草,还有一处夏日旅馆。卡林顿夫人非常能干,井井有条地操持着整个家族的运作。这个家庭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在1865年美国内战中阵亡,另一个儿子很早就搬到美国中部居住,很少回来,从中国来的TAN很快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们在库布鲁克小镇的历史学会,发现了谭耀勋的女主人卡琳顿夫人1880年和1881年的两本日记,这是有关谭耀勋的珍贵的记录。就在那两本手掌大小的日记本上,百年前留下的铅笔字迹至今清晰依旧。小镇的博物馆员鲍布仔细阅读过两本日记之后,充满激情地告诉我们,从卡琳顿夫人的记录中,你根本看不出TAN(他们这样称呼谭耀勋)是他们家的一位客人,所有的口吻都显示出TAN 就是他们家的另一个孩子。

我们摘录部分日记的内容:
        
1880年:
        
“3月22日(1880年) SARAH(卡琳顿夫人的女儿) 很早就出门了去接TAN,一直等到下午最后一班火车,但是TAN没有来,她非常失望。替他收拾了床铺,并制作了烤鸡。”
“3月23日 听说 委员会把TAN 带去学中文了”。
“6月24日,“TAN 下午从COLEBROOK火车站回来了。”
“6月26日,MRS HANNAS  和 HALSEY 四点意外来访。喝完茶后我们铺了三张床。把TAN 挪到客厅里。(鲍布特意说明,这段日记充分说明了TAN 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否则他是不会被挪到客厅去的。)
“7月2日“TAN 走了。”
“8月4日,“TAN 到来说再见,他要回到中国去了。”
“8月24日,“TAN 下午来了,我们已经睡下,他的辫子剪掉了。”        
卡琳顿夫人1880年的日记,可以印证有关“留美幼童”史料的一个说法,在1880年夏天,吴子登掌管的留学事务局已经决定处罚谭耀勋等“违规”学生,“违规”的表现应当是信教。日记显示,谭耀勋是在要被遣送回国后才剪掉辫子的。
        
1881年:
        
“4月18日,为TAN 准备明天生日的蛋糕。”
“4月19日, GAR 走了-送他去COLEBROOK 火车站。有15个客人参加TAN 的生日晚会,……晚餐包括:牡蛎,鸡肉色拉,冰激凌,小点心,两种蛋糕,橙子和香蕉。”
“7月6日,TAN 找人修理割草机,堆积干草。”

卡琳顿夫人的房子至今仍然矗立在库布鲁克小镇,房子的主人已经不是卡琳顿家的后裔了,他们住在纽约,只有休假时才会偶尔光顾。房子位于一处幽静的丛林当中,典型的英格兰地区房屋结构,由木版材料构建,白色的木版外墙经过粉刷之后看不出已经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房前回廊仿佛还留有孩子们在这里穿梭的影子。房子一侧的牲口房、工具房就是当年谭耀勋帮忙堆积干草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寻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处当年幼童居住过的房屋。

一个多世纪前,一位11岁的中国小男孩来到美国,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11年之后,他成为了这个国家名牌大学耶鲁的毕业生,却不幸很快病逝。谭耀勋静静地躺在库布鲁克卡琳顿夫人家的墓地整整100多年了,去到美国康州的中国人应该想到去看看他。在他的墓碑正面用中文镌刻着:大清广东香山官学生谭耀勋之墓
 

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5节 逆子容揆

从什么意义上说,称自己的爷爷容揆为叛逆之子都不为过。我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见到容揆的两个孙子丹纳(Danna Bruce Yung)和理查德( Richard Yung),在他们那里,看到许多有关容揆的原始资料。

他们祖父当年的所为,桩桩件件都可谓惊世骇俗。剪辫子,入基督教,在被遣返中国的途中逃逸,和美国女孩谈恋爱。

据说,容揆曾写信向父亲宣称自己已经信奉了外国的宗教。如此毫不隐晦,是有点要救自己的父亲于水深火热的意思。可没想到,做爹的哪听得了这一套,闻罢即暴跳如雷,他写信给留学事务管理局,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国,并表示将痛揍逆子,令其改邪归正。这件事发生在1880年,离幼童集体被撤回还有一年。

但最终,老父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在从哈特福德前往波士顿,准备从那里被遣返中国的路上,火车途经春田车站时,容揆称需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但却从此销声匿迹。谭耀勋也在那次的旅途中脱逃。

容揆1873年随第二批幼童赴美,到达美国时12岁。他祖籍广东新会,是容闳的侄子。在美国他一直生活在春田,和日后撰写《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一书的李恩富一同寄住在春田的VAILLE太太家。

据说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安静、甚至有些缺乏自信的小男孩。但他对语言的领悟力极好,他不仅很快克服了英语障碍,而且还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他的写作过程中会发现他经常引用希腊文学中的名段。1880年要被留学事务局遣返时,19岁的他刚刚从春田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优秀,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言。当“SALUTATORIAN”(致辞学生代表),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在当时做出逃离留学事务局控制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作为一个学生,离开事务局意味着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而在当时,容揆似乎已经无法忍受在幼童留学事务局受到的一切——特别是最后一个委员吴子登。大家都认为是吴子登最后葬送了留美幼童事业局。

在后来给孩子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中,容揆说,“吴子登对于我们胆敢直盯着他的脸的行为感到震惊,居然还敢对他嘴里说出的话不言听计从。”新来的委员得出结论,这些孩子已经完全退化到了荒蛮阶段,如不采取行动严加约束,后果将无法设想。不过,吴的这些言行若落在当时在中国受教育的孩子身上,实在算不了什么。所有中国的孩子此时还在私塾里接受着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而对于这些已饱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吴的行为自然令他们觉得诧异。容揆是他们中最觉得无法忍受的一个,或是认为,我可以无须忍受这一切。于是,在他即将被遣返,他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一个他将永远遭受此等蹂躏的地方时,他的逃跑就毫不奇怪了。

对于这一切,容揆的叔叔容闳不会视而不见。在哈特福得避难山教堂的推切尔牧师的日记中,记录了容闳是如何委托他安排容揆滞留美国的细节。

不便亲自露面。他委托推切尔牧师和容揆在春田见面,把500美圆转交给容揆,作为他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费用,条件有三个。其一,他必须进入耶鲁大学读书;其二,他毕业后必须供职于和中国有关的事务;其三,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偿还这笔费用。

1880年,容揆已经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容闳却坚持容揆就读耶鲁。当幼童被召回时,在所有已经进入美国大学的幼童中,就读耶鲁的占了一半。此外,美国早期的大学成立多以文科为主,传导人文精神,尤以培养传教士为宗旨。耶鲁大学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学为主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幼童詹天佑和欧阳庚都毕业于该学院。当年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军事、矿业、铁路、制造。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容揆的确是遵从了叔叔容闳的嘱托,于1884年毕业于耶鲁的雪非尔德理工学院。

容揆的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是关于爱情的。

在春田,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姑娘梅。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容揆寄住家庭的女主人和梅的父母是好朋友。按照当时梅在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梅当时在大家心目中是性格最腼腆的,甚至没有可能嫁给自己班级以外的另一个男生。然而她却在春田制造了一个爆炸新闻,和中国人谈恋爱。

梅的家庭首先反对。但是反对的方式倒也奇特。梅的爸爸说了一个条件,他让容揆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可惜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么重要的信息,家族却给传丢了。)容揆不能和梅见面,也不许以各种方式联络。这种阻隔现在看来简直天方夜谈,能挡住俩人见面,还能挡住相互联络?可倒退一百多年,还就是奏效,并且容揆照做了,尽管在他们订婚的时候,梅的父亲早已经去世。他们的订婚日期在1893年,容揆滞留美国后13年。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恋爱故事。

容揆的孙子丹纳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恋爱的故事,他说,虽然有些传闻已经无法证实,但是关于祖父在规定的日期回来求婚的过程,梅的妹妹却有清楚的回忆。她说,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梅在楼上的窗口焦急地等待,她看见容揆朝自己家走来,但步伐非常沉重,而且心事重重。但最终他走到了门前,敲响了家门。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会结婚。

但他们订婚的消息还是成了一条大新闻。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从纽约,到华盛顿,到波士顿,到春田。媒体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评论,因为容揆当时在华盛顿中国公使团工作,他是耶鲁毕业生,在中学成绩优异,在美国生活多年,给大家留下非常好的口碑。但最中心的内容是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奇异的婚姻——在当时,一位美国中产阶级家的女儿嫁给一位中国人的事情毕竟很少见。

1893年,容揆开始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直至他1943年去世。这期间,除了在1908年,他挟全家在上海和天津居住过半年外,其它时间他们一直生活在美国。

在他的一生的许多选择中,能够看出他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徘徊。他一辈子生活在美国,但他始终如一的在中国驻美使馆任职,这既是他的叔叔容闳当年资助他滞留美国不归时提出的条件,也是他自己始终的选择。他养育了7个孩子,所有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没有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说中文,这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保护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受种族歧视伤害的一种办法。但是他却在7个孩子的名字当中,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给了他们,作为中国血统永远的印记。

丹纳和理查德都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从来没有回到过中国。但是当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从前,父辈一直对自己的前辈是中国人讳莫如深;而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理查德自己有三个孩子,有五六个孙子、孙女,他们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曾祖父的故事发生极大的兴趣。每次孩子们回到父亲这里来都要向他们索要自己的曾祖父留下的东西,我们在他们家发现书架上放着几个镜框,里面镶嵌着容揆和太太的照片,还有当年作为中国驻美使馆的官员出席美国白宫活动的邀请信,一些清政府授予的勋章等等,据说这些东西都是为自己的孩子们准备的。理查德的太太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个小孙女有一次在学校参加讲演活动,她把自己曾曾祖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她的同学听,走下讲台后,她的老师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充满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真事还是你编的故事?
 

第四章 大清之卒

第36节 李鸿章的这十年

      Tho’ by your kindness my fond hopes were raise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e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你的爱情又唤起我的希望,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有多少人曾经把你夸奖,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1881年深秋的一天,分配到天津的一批“留美幼童”来到直隶总督署,叩见总督李鸿章。那是个令人感叹的场面:十年前,这批孩子还是真正的“幼童”,小的才九岁,大的不过十五岁,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个正当年华的男子汉。李鸿章呢?十年前把第一批幼童送走的时候他四十九岁,现在,他年近花甲了。

幼童们下跪叩首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唐绍仪后来回忆,他当时害怕的是,后脑勺上临时安装的假辫子会掉下来。但他们很清楚总督大人和他们的不解之缘。回国的九十四人,有七十个被李鸿章接收到北洋。他们在上海受到冷遇,乘船来天津的海上又遇到可怕的风暴,只是到了天津,总督下令把他们安排到招商局大楼居住,他们才得到较好的照顾。他们偷偷打量两鬓斑白的李鸿章,心中涌起的是亲近和敬意。

“我们去见总督李鸿章”,幼童梁诚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创办人,对我们慰勉有加。李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很似美国加斐尔总统,他由贫苦起家,位至人臣之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陆军及兵工厂均在其管辖之下,每项工商建设,均得到他的支持。对外国思想,他很开明。他为训练中国青年创立了许多机构,他创办了一个医院及穷人救济院。他身为开明派之领袖,当然也有许多强有力的敌人。”

望着已然长大成人的“幼童”们,李鸿章的心情也不会平静。十年前,他和曾国藩制定的是一个十五年的宏远的留学计划,他希望这批孩子能顺利读完中学,进入军事学院,成为国家的栋梁。幼童们进入美国后,他几乎时时刻刻挂念着这些远渡重洋的幼童。我们曾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读到《李鸿章未刊函稿》,他的事必躬亲,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数几十封李鸿章对留学事务局的指示信的内容包括,认为幼童由女教师授业不妥,要求更换;某些幼童不堪造就应当撤回、撤回后该如何处置(避免投靠洋人给在学的幼童以恶劣影响);某些幼童天资过人要着力栽培(他提到过的有梁敦彦、钟文耀、张康仁、黄开甲、蔡绍基等);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的需求要求安排幼童学习专门学科,如国际法和矿业;他还为留学事务局经费不足事多次致信容闳、区谔良,特意决定从海防经费中拨款支持。

但是“强有力的敌人”让李鸿章的心血付之东流!在“召回”的问题上,他没有挺身而出,捍卫他自己的宏图大略,却屈从了保守派的意见。他心态矛盾,因为所听到关于幼童们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幼童们到达天津后接受的两次考试,结果也大相径庭。第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幼童们考得一团糟,中文糟,英文也糟。李鸿章愤怒责问何以如此?第二次考试的结果,却使他转怒为喜。他赞扬了果真学有所成的幼童们——这恐怕更是他自己需要的安慰。

从1872年到1881年,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是十分关键的10年。这10年里,幼童们在美国学习,李鸿章何尝不在苦苦钻研?他的学堂,是他的外交和政治舞台,是他的军事和经济战线。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地方洋务大员,到逐步担起这个国家变革的重任,他几乎无时不受到攻讦。把“挺”字作为人生哲学的李鸿章,在硬着头皮和顽固势力的一次次较量中,备尝改革的艰难。

在第一批幼童即将出洋的1872年3月5日,在曾国藩去世的七天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感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他说,今天老师你和左宗棠公尚健在,就有那么多的异议,“再数年,十数年后,更当何如?”

6月,洋务派官员的造船计划遭到大学士宋晋的猛烈攻击,他以“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为罪名,要求太后降旨,停止造船。李鸿章和左宗棠、沈葆桢挺身谏诤。李鸿章的奏折,第一次提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他写道:“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而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耶?”

这场争论后没有不久,祸患真的降临。不过这次的敌人不是来自西方,而是长期被中国看做“蕞尔小国”的东方邻国日本。日本以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动八艘幕府时代的旧船去“处分”也就是侵略台湾。战事以中国赔偿五十万两银,日本人撤回为结局。

中国“有海无防”的真相暴露无遗。说来可笑,直到第一批幼童出洋时,中国水师的水兵还配备弓箭。日本侵略台湾,使清廷痛感:自强运动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中国近代关于海防的又一次大争论——“海防大筹议”,因此紧急展开。

各地大员奏折如云,对加速海防建设,支持、反对、犹疑……各种意见不一而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鸿章的奏折。

李鸿章再次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坚决支持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强调必须改革,再不能“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他提出购置机器,定造铁甲舰等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他的话掷地有声:“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李鸿章的尖锐议论,在朝廷讨论奏章时引来强烈反弹。两位高层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
        
……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海防大筹议”正进行中,1875年初,刚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的建议。李鸿章看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是李鸿章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在恭亲王支持下,保守派的攻击被击退,他的海防建设方案获得慈禧的批准。1875年,在第四批幼童出洋的当年,五十三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即首席大学士。他成为重权在握的洋务派领袖。

1876年夏天,“留美幼童”在费城参观百年纪念世博会,与此同时,西方七国军舰云集避暑胜地烟台,李鸿章在这里宴请各国使节。在地球的两边,他和幼童们在同时“走向世界”——在烟台,他第一次出席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为此他仔细研究西方礼仪。幕僚们为他们的“李中堂”专门准备了“宴会仪节”,包括为他预备好不同情境下致辞的草稿:

“……合座斟满高爵香槟酒,中堂起立举爵云,今日不期而遇七大国众位公使大臣,齐集烟台极一时之盛会,但愿此后永敦和好中外相安……”

“宴会仪节”提示,客人在敬酒时如颂扬李鸿章,则不饮,表示谦逊。如果有“庆祝我朝等语”,“或论有关大局”,则饮。

李鸿章一面密切关注“留美幼童”的学习,一面考虑向其它国家派遣留学生。1876年,在他安排下,七名学生带着足够用三年的笔墨砚台,到德国学习陆军。而他更大的兴趣是派员出国留学海军。

这一年,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及许多官员多次通信商议“海军生”问题。他登上停泊烟台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参观,仔细观察西方的先进装备,在参观时发现英国军舰上有正在实习的日本留学生,更坚定了他和沈葆桢、丁日昌酝酿已久的“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就在烟台,李鸿章和有关官员制定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

1877年3月31日,“济安”号轮船驶离福州,严复等福建船政学堂的一批学生转道香港,前往欧洲留学,其中多数学生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批精英人物,包括后来北洋海军的多艘主力舰的舰长。他们全身英国海军装束,惟独头顶还盘着辫子,登上英国铁甲舰实习。他们英武的身影,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印度洋、地中海……

这批学生的年龄比“留美幼童”略大,平均大六、七岁;他们进入福建船政学堂的时间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早五年,出国又恰好晚五年。他们的留学时间是三年,也就是说,当“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时候,他们已经毕业,有的甚至已经能够驾驶军舰回国。

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他在中国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令后人不能不叹服的足迹:

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当年,他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洋人争利的商业集团,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1878年,创办开平煤矿;

1879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1881年,铺设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在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1881年夏天,李鸿章的智囊班子正在起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这是对北洋海军未来发展的构想。当“留美幼童”们回国途中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海军留学生正驾驶着从欧洲购买的“超勇”、“扬威”军舰,经地中海回国。几乎在同时,李鸿章发电报到欧洲,将正在制造的两艘中国的铁甲舰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李鸿章曾说过:“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逾于空谈耶?”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十年,是李鸿章为中国的近代化苦争苦斗的十年。
 

第四章 大清之卒

第37节 泼海旌旗热血红

1884年7月27日(光绪十年六月六日),“留美幼童”黄季良给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是从停泊在福州马尾的“扬武”号军舰上请人带上岸投递的。他在信中夹带了一幅画:一个稚气未消青年,身穿浅黄色大清官服,脚蹬皂靴,腰佩战刀。

男季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膝下: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1871年,在江南制造局当差的黄道平得悉朝廷招考“留美幼童”,“念家贫漂泊”,先送15岁的黄仲良作为第一批官费生出洋,两年后,又送14岁的黄季良赴美留学。1882年,哥哥黄仲良已经进入美国宾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弟弟黄季良尚在中学。被“召回”后,黄仲良被派往北洋,在天津机器东局任翻译和图算学堂教习,黄季良等16名幼童被分到福州,成为船政学堂第八期驾驶班学员。  这16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欧阳赓等5名耶鲁大学学生,薛有福、邝咏钟等5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吴应科、苏锐钊这两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1883年,第八期驾驶班毕业,7人留在福州:詹天佑在学堂任教,邝咏钟任“振威”舰二副,黄季良、薛有福、容尚谦、杨兆楠、吴其藻被分配到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给父亲的信,写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伏思国家德泽宏深,将士皆忠勇敌忾,定籍我皇上如天之福,迅扫夷氛……

由于法国侵占大清藩属国越南,战火从陆地燃烧到海上。法国海军以“保商”为名进入福建闽江,企图歼灭福建水师,控制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最终夺取台湾为“抵押”,逼取巨额赔款。从7月15日到19日,先后有5艘法国军舰到达马尾江面。清廷不敢轻易和法国决裂,又不知如何用国际法处理,决策陷入混乱。“扬武”号奉命开进法国军舰的停泊区,“与敌杂泊,阻其猝发”。黄季良和他的留美同学们第一次经历如此紧张的场面:白天,沿岸“遍张旗帜”,陆军穿梭调动,当局在布置“疑兵阵”;入夜,法舰探照灯的光柱如寒光闪闪的利剑,狂扫水面。

……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

黄季良画了一幅自画像寄给父亲,以表达孝心。他不能忘记,在幼年丧母后,他和二哥跟着父亲从老家番禺(今广州)到上海艰难谋生的日子;他记得14岁的自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依依不舍离开父亲的情景;他也想念他的二哥,记得刚到美国,见到仲良,半步都不忍离开。当他一笔一笔画出自己的肖像时,他已经看到了最险恶的结局。

对峙的局面,令人神经几乎要绷断。骄阳如火的8月中旬,马尾罗星塔附近的闽江江面上,密匝匝停泊着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8艘法国军舰和十一艘木制的中国战舰。数十条民船四下游荡,只有中国水兵知道,它们满载硫磺和火罐,时刻准备扑向法国军舰,重演“火烧赤壁”。两艘没有火炮的中国商船各载数百陆军士兵,等待一声号角,“跳帮”到法国军舰上去进行白刃格斗。岸上偶尔传来枪响,那是信神的总督派兵朝天鸣枪,“击散妖云”。

这是中国国防的现实:主管海疆防务的官员,不是昏庸无能,便是大言无实;李鸿章海军建设的蓝图刚刚展开,近代海军尚未成型,在欧洲定造的两艘铁甲舰还没有回国,北洋为数不多的好船,他不敢孤注一掷地派到福建;在福建水师的木制舰只上,是未经战阵的年轻的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美幼童”……  8月23日,海战爆发。

“扬武”舰上,“留美幼童”容尚谦首先发现法舰“窝尔达”号桅杆上的信号旗降落下来。他立即报告管带。可管带还以为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志哀。正议论间,炮弹如雨而至。这时另一名“留美幼童”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和五个水手,差一点击毙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管带急令开船,为时已晚。法国鱼雷艇猛扑上来,向“扬武”发射了一颗鱼雷。

海战开始仅27秒,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就被击中右舷尾沉没。除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留美幼童”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阵亡。海战中另一位阵亡的“留美幼童”是“振威”舰二副邝咏钟,一位目击海战的英国海关关员回忆:

“那骁勇的振威,虽然暴露在维拉号和台斯当号的舷炮下,并且在驶过特隆方号之前时,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都已着火,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在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福州马尾,人们还能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72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有:

“振威”二副留美回国六品军功邝咏钟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杨兆楠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七品军功黄季良

那年24岁的黄季良,就这样用一幅自画像和亲人诀别。福建水师的留美同学中,黄季良的官阶是最底的。在“留美幼童”中他不算出类拔萃,在美国没有进入大学,不像和他同批、同年龄的唐绍仪等人那么出众。他在美国留下的足迹也很难查找。但他的自画像和那封家书却被珍藏下来。他的父亲黄道平后来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管,官至五品,这位五品“车间主任”把儿子的自画像分赠亲友,征求题咏,著名诗人黄遵宪写下了诗句:

  泼海旌旗热血红,
  防秋诸将尽笼东,
  黄衫浅色靴刀备,
  年少犹能作鬼雄。

棒球队员邝咏钟那张微仰的脸,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他和他的同学杨兆楠、薛有福的名字和他们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记录,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册中。

然而我们在同学册中没有见到薛有福的照片,他的照片,几经辗转和复制,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显得模糊难辩。但他写给凯蒂小姐的信,被凯蒂珍藏多年。凯蒂女士八十多岁时,把这些信赠送给博物馆。

“薛有福是我特殊的朋友,”凯蒂说。
 

第四章 大清之卒

第38节 瘴气浮动的山间(1)

搜寻“留美幼童”在被清廷“召回”后的资料,有一个词常跳到眼前,那就是“电线”。这不是今天的“输电线”和“电灯线”,而是“电报线”。在尚未有电灯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电报,而李鸿章是封疆大吏中和电报关系最密切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和中国的电报业结下不解之缘。

查看李鸿章早期的电报稿,会看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以1880年秋天的一份电报为例,那时李鸿章正与在美国的陈兰彬等商议召回幼童召回;更紧迫的大事,是驻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方谈判收回被占的伊犁,李、曾函电交驰;9月30日李鸿章发给曾纪泽一份电报,曾纪泽10月4日收悉,曾纪泽10月5日回电,李鸿章10月11日收悉。一份电报的往来,竟然用了近两周时间!

后人很难想象李鸿章的电报是这样发送的:他的电报,需要从天津通过轮船寄到上海,再经上海的外国电报局发到俄国。遇到海上风暴,就要用“六百里飞驰”的驿站快马——当年的“特快专递”——传递电稿。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直到幼童被“召回”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和所有西方事物一样,电报进入中国,遇到重重阻碍。和开矿山和修铁路遭遇的抗拒一样,保守势力反对的理由是,它会毁坏祖宗的坟墓!

于是,英国人1865年在上海到吴淞间强行修建的“电线”被沿途百姓拆毁;丹麦“大北公司”1871年铺设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不能上岸,只得改装一条旧船,在吴淞口当浮动电报站。到了1880年,通信的落伍已经使中国的许多事变得荒唐。正如李鸿章所抱怨,讯息从上海传到京城,竟然比上海传到俄国要慢十倍。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到市内紫竹林总督衙门间修建了一条短途“电线”,试机时,他在衙门一声号令,数十公里外的炮台守军闻风而动。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李鸿章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陆线”)的请求。这条电报线,和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一样,吸纳民间资本,由“官督商办”,完全由中国人控制。它的修建速度很快,到“留美幼童”即将回国的时候,李鸿章的电报已经可以当天到达美国。

难怪李鸿章为电报事业急需人才而挠首。他令陈兰彬告诉吴子登和容闳,“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进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

清廷决定“召回”幼童后,李鸿章又发电报给吴子登:“电报学生可令先回”。
 

第四章 大清之卒

第39节 瘴气浮动的山间(2)

分三批回国的幼童,第一批21人中有17人被分配到1880年刚刚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在美国成绩优异的耶鲁学生梁敦彦、黄开甲都曾是天津的“电报生”,但他们不久就被高官看中,梁敦彦成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秘书,黄开甲成了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秘书。更多比他们年龄小、学历浅的幼童们则和电报事业终身相伴,他们在这里学习收发报、勘测、电讯原理,出了学堂即投入大规模的“电线”建设。

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时,曾纪泽曾强烈建议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京城。李鸿章告诉他,当初是因为害怕士大夫们的反对,所以暂时从天津开始,渐开风气。现在条件逐渐成熟,可以先修到京城附近的通州,逐渐接到京城。

李鸿章的“渐进”,收到的是突飞猛进的效果。“电线”的益处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投资压力又远比造船购舰要轻。到1889年,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在前所未有的四通八达的“电线”网的背后,有“留美幼童”和电报学生的巨大贡献。

中法战争之后,广东广西的海防边防建设成燃眉之急。位于南国前线的这两个省份,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驿站投递向来迟缓。“留美幼童”投入紧急建设南方电报网的工作,他们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1886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电报学生大加赞赏。他说,广东广西的电报线远抵边关瘴疠盛行的地区,那里也是我们最早修建海底电报线的地方。电报学生们不怕艰难险阻,勘测地形,运送设备;不怕烦劳地架接电线、巡护维修;不厌繁细地检核密码,翻译电文。在军情紧张的时候,他们通宵达旦在电报局值班;他们经年累月地这样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完全不能替代。许多人积劳成疾,一些人遭遇危险。两广地区终年多雷暴,电线动辄被震断,而工匠缺少,恢复线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常派一名学生,自己携带机器到山涧大河之间,在两岸奔驰,查验,修理……十日八日的风餐露宿,这不是其它差务可以相比的!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是中国电报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英雄:

周万鹏,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第三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的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朱宝奎,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第三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和南哈得利高中(South Hadley High School),曾居住在南哈得利的摩尔先生(E.A.Moor)家。

袁长坤,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第三批幼童。曾和周万鹏同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同住在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陶廷赓,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亨廷顿(Huntington)的埃拉德女士(Miss A.M.Allard)家。

程大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的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边疆服务。第三批幼童。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居住在巴博先生(J.O.Barber)家。

吴焕荣,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居住在斯蒂芬.胡拜尔牧师(Rev.Stephen Hubbell)家。

方伯梁,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第二批幼童。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

唐元湛,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考察。第二批幼童。他曾经和蔡廷干一起住在麻省春田(Springfield)麦克琳先生(A.S.McClean)家,因为太顽皮,被蔡廷干一同被“遣送”到洛厄尔(Lowell)机器厂学习,因而被特许剪掉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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