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紫禁城——这座明清两朝的皇宫，自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420年至1911年），这491年中，先后有24位皇帝在这里执政和居住。清朝有10位皇帝，在这里度过他们的皇帝生涯。

根据对清宫档案研究，清代皇帝在宫中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除国朝大典外，一般的情况是：
 
明黄缎绣男朝袍（乾隆）

1.上午 5：00——7：00左右起床、请安、早读；

2.上午7：00——9：30早膳；

3.上午9：30——11：00上朝理政，办理公务；

4.上午11：00——下午2：30午休、晚膳；

5.下午2：30——5：00看书学习、吟诗绘画或由妃嫔陪同看戏、听乐等娱乐；

6.下午5：00—9：00晚点或酒膳，做佛事，然后就寝。

首先我们说说清朝皇帝的衣着服饰。皇帝的衣着服饰不仅为防暑御寒，而且是地位、权力的象征，神圣与威严的体现。到了乾隆年间，冠服制度得到完善，既保留了满族服饰中披领、马蹄袖的风俗，又沿袭中国历代皇帝“崇尚黄色、衣纹云龙”的传统。在黄色龙袍上还有象征皇权的十二个图形，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火等等。把天下最美好的比喻和赞美都用在皇帝的衣服上，用来表示皇权神授、皇帝德慧完美。

皇帝的衣服的图案和颜色，除皇帝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用，否则就要杀头的。

清代的皇帝穿衣服戴帽子，是有严格的制度所规定的，而且这种制度和季节是分不开的。皇帝按季节穿衣服，它分别是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式样、颜色规格，文饰他都有严格的规定。

大典祭祀和朝政时穿礼服，即朝服和衮服；年节喜庆的日子穿吉服，又称龙袍；平时穿常服又称便服，打猎穿行服；帽子要与衣服配套，分别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每种服饰，又有皮、棉、夹、单、纱等冬天夏天的分别。

皇帝的衣服不但种类很多，而且更换频繁。在清宫内不但设有四执库，专门存放皇帝的服饰，而且每天还有一批太监，专门管理皇帝的服饰和穿戴。不仅如此，还建立一种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

按照清代后妃制度，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她们同住在慈宁宫，太妃、太嫔住在旁边的寿康宫、寿安宫。皇帝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后，首先要向她们一一“请安”，以表示对长者的孝道与尊崇。

除了康熙以外，清朝皇帝都是住在养心殿。皇帝每天早晨“请安”，要出吉祥门，乘坐两人抬的轿子，经西二长街、出启祥门。乾隆当了太上皇，嘉庆皇帝请安的内容便多了一项。

清代晚期的慈禧当太后时，三度垂帘听政，长达四十八年。她所居住的宫殿，一反祖上的规定，仍住西六宫的长春宫、储秀宫等处。当时的皇帝光绪请安的路线也只好随着改变。

皇帝请安完毕，就开始早读。早读内容是前朝历代皇帝的《圣训》和《实录》。所谓《圣训》，是前朝皇帝告诫臣下的诏令、言辞语录，《实录》是历代皇帝统治时期治国的编年大事记。

雍正皇帝曾经说过：清圣祖康熙60余年的治国方略，是后代千秋万世都要学的，所以我就让人以圣祖的《实录》为经，《圣训》为纬，按编年和分类两种格式把这些治国方略编纂起来。

清代皇帝用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学习先祖的圣训，无论严冬酷暑，从不间断。经过长年累月地学习和领会之后，他们再调整、制定出自己的统治策略。

早上七点到九点半是皇帝吃早饭的时间。皇帝吃饭称“传膳”、“进膳”或“用膳”。清代皇室沿袭东北满族的饮食习惯, 一天早晚两次正餐，就是早膳和晚膳。早膳在上午八九点时进行，晚膳在下午一点到两点进行，夏秋两季则要早一个小时。两次正餐后，各加一顿小吃。如果临时需要吃什么，就随时传人送过来。

按照清宫的饮膳制度--也就是膳食制度，皇帝饮食有日常膳和各种宴会之分，日常膳是由御膳房负责，各种宴会由光禄寺和礼部精膳清吏司、宫内的御茶膳房共同承办。皇帝的御茶膳房下面设官员、厨师杂工370人，御茶房和清茶房有120多人，两处还有太监一百五、六十人。

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所以，在清宫档案里留下了大量的膳单和《膳底档》等丰富的资料。在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监督，每道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膳食主次有别，不能影响主料的原味。

皇帝平时吃饭的地点，大多在寝宫和办事场所。传膳时，由御膳房太监负责把三张膳桌拼在一起，铺上桌单，手捧红色漆盒的太监们排着队进来，将各种菜肴、饭点、汤羹等迅速端上饭桌。

皇帝就坐后，传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试毒牌是一种银制的半寸宽三寸长的小牌子，古人认为如果饭里有毒，牌子是会变色的。

如果没有旨意，任何人都不能和皇帝一起吃饭。皇帝吃的饭菜，一般是主菜八品、小菜四品,再加火锅、粥、汤等。

除了平时的御膳，过年、过节皇帝还要举办宴会。在乾清宫举行的内廷宴是清代皇帝与他的家眷、亲王、皇子等举行的团圆家宴。皇帝为其他少数民族首领或地方大员举办的宴会，叫外朝宴，主要是礼仪性的，地点多在保和殿。此外，还有千叟宴等宴会。

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是皇帝上朝理政、办理公务的时间。皇帝处理政务一般分为日常的和特殊的两种。一年一度的批准死刑、接见外国使臣等，是属于日常的政务；重要的典礼像登极大典、大朝会、皇帝生日、皇帝大婚等都属于特殊的政务。

我们先看看皇帝如何处理日常政务。

皇帝在吃早饭时，太监会把请求召见的王公大臣们的牌子递上来，叫做“膳牌”，由皇帝决定饭后召见谁。饭后，皇帝开始批阅大臣奏章、召见大臣议事。有时召见一个人、有时几个人。多的时候，一天要召见四五起，每天召见的次数也不等。

皇帝在召见大臣的时候，要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然后下发谕旨。清代虽然设有许多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例如议政处、内阁、军机处等，但这些机构并没有决定权，朝中政事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勤于理政，朱批谕旨不用别人代笔。雍正皇帝批一个折子动辄数十字甚至数百字，乾隆对臣下奏折也是“详细览阅,不遗一字”。勤政的皇帝，常常会批阅奏折一直到深夜。

皇帝处理政务的另一种方式是御门听政。这有些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上朝。清朝初期规定，皇帝逢五视朝，政务繁忙的顺治、康熙皇帝几乎是每天听政。御门听政的时间多在黎明，许多重大决策，如康熙十二年讨伐吴三桂叛乱的决策；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的反击沙俄侵略中国的雅克萨战役决策等等，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做出的。

自嘉庆以后，皇帝渐渐懒惰，很少勤政。咸丰之后，御门听政便废弃了。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是幼年继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处理政务便变成另一种方式了。

清代晚期共有三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二年二月同治大婚亲政为止，计十一年零两个月。

第二次是同治皇帝病逝，慈禧指定同治皇帝的堂弟载湉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光绪。那年光绪只有四岁。两宫皇太后又以新帝年幼的名义而再次垂帘听政。

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因光绪实行“维新变法”，慈禧太后将光绪软禁起来，再度出面“垂帘”，直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病逝为止。三次垂帘历时四十八年之久。当时清朝的权力中心，逐步转移到慈禧手里。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主要是看书学习、吟诗作画，或者是由妃嫔陪同看戏、听音乐等等其他娱乐活动。
 
清代皇室非常重视皇子的教育。他们从六岁起开始读书,由皇帝亲定学识渊博的翰林、大学士担任师傅,学习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诗赋、满蒙汉三种文字及弓箭骑射。每天学习从不间断。幼年即位的皇帝更是要受到精心的栽培和严格的训练。

顺治和康熙皇帝从小就勤于攻读汉文书籍。康熙八岁登基时，学的是明代宫廷遗留的经书、诗文。乾隆十一岁在上书房读书，嘉庆、道光两朝还有尚书房。到了咸丰时代，因为他的儿子载淳没有入学就做了小皇帝，起初在弘德殿读书，后到毓庆宫系统学习。光绪、宣统也都是入学前即位，他们都在毓庆宫学习。
 
皇帝亲政后，除了处理朝政、批阅奏章、还要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经史、诗文书画兼有天文、数学、音乐、医药、物理等一些自然科学内容。康熙皇帝从小读书必会读到半夜，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注重学习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

康熙皇帝任用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等人为老师，轮流到养心殿、弘德殿给他授课。
 
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勤奋刻苦，所以学习颇有成效，都具备很深的汉文化修养。

顺治皇帝能书善画，曾画《牧牛图》赐给国史院大学士，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就是他亲手书写的。雍正、乾隆皇帝都写得一手好书法，所谓“康乾盛世”，和这几位皇帝具备较高文化素质有很大关系。
 
皇帝在每天办公和学习之余，也安排娱乐活动。清宫中的娱乐活动内容有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欣赏文物古玩、放风筝等等。由于每位皇帝的爱好不同,娱乐内容也不尽相同。

康熙喜爱音乐、研究乐律，还学习外国音乐。乾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喜欢收藏文物、品鉴古董。清代皇帝最普遍的娱乐活动是看戏，清宫内曾经建造了许多戏台，至今保留完好的有“畅音阁”大戏台、御花园漱芳斋院内戏台、长春宫院内戏台以及倦勤斋小戏台、漱芳斋小戏台等。
 
在清代，宫廷戏班主要是由太监组成的，负责和有关演出事务的清宫演戏机构那个名称，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叫法。顺治时期它叫教坊司，到了雍正时候就改为和声署，乾隆时期叫南府，后来到道光七年，道光皇帝就把“南府”改成称为“升平署”。乾隆皇帝既喜欢看戏，也喜欢研究戏剧音乐。清朝晚期的光绪溥仪也喜爱看京剧，特别是慈禧太后，那可算得上超级戏迷了。那时候除了她喜欢看宫廷演戏外，到光绪三十年以后，她还经常请民间戏班进宫演出，而且主要是看当时民间戏班的名角到宫廷演戏。

晚上七点到九点皇帝要祀拜神灵，然后上床睡觉。
 
撒满教是满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就设堂子、立神竿定期祭神，入关后，顺治皇帝订立了早、晚祭神的制度。早晨祭释迦牟尼，关圣帝神位，晚上祭蒙古神，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创始女神等神位，另外还有日祭、月祭、春秋大祭等等。

清代尊崇黄教，但也不排斥其他的传统宗教。为此，清宫中有专门供奉佛、道的场所四十余座，分布于宫中各处。
 
皇帝每天早晚进佛堂烧香，每月初一还要读佛经，并到各殿神佛前拈香。在内庭各主要宫殿里设有佛像、佛龛，皇帝们不仅信佛，拜佛，而且雍正、乾隆等皇帝对佛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写下了许多佛学体会的文章。

祭祀在清代皇帝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清朝的国家大事。祭祀是包括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坛祭神和祭祖等活动，一年达80多次。按规格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样。
 
清朝初年规定：祭祀天、地、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其中的祭祀天地、太庙和社稷，皇帝要亲自参加，全年约十余次。皇帝如果不能参加大祀，也可以让他所器重的皇子或亲王代祭。所以人们往往从皇帝选谁来代祭、判断此人是否为皇帝所依重。

祭拜活动完毕以后，皇帝稍微休息后就回寝宫就寝。那么皇帝住在哪里呢？
 
人们可能关心的是皇帝上床后的另一件大事：皇帝的性生活。皇后及其妃嫔、贵人们住东西六宫，常在、答应没有自己的住房，跟着妃嫔居住。

清朝入关以后，仍沿用明朝的规定，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但是清朝皇帝住到乾清宫的只有两个，顺治和康熙，雍正以后各代皇帝，都住在养心殿后殿。皇帝的皇后和嫔妃们就分别住在东西六宫。

按照皇室家规，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满十五岁，就到了成婚年龄，大婚典礼后，新婚夫妻在坤宁宫东暖阁洞房同住三天，然后各回自己的寝宫。例如清代晚期的光绪皇帝大婚后，皇帝住在养心殿后寝宫，皇后隆裕住在东西六宫的钟粹宫。
 
按照规矩平时皇帝不能到妃嫔宫里过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妃嫔来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帝的寝宫里来，叫做“召幸”。当晚召幸谁，由皇帝在晚膳的时候翻“牌”决定。因“牌”的顶端涂有绿色，所以也叫“绿头牌”。

清宫中的绿头牌除了召幸妃子，还有其他多种用途。
 
被召幸的嫔妃，当晚不再回到自己的寝宫，但也不能整夜住在皇帝寝宫，所以就在寝宫的附近，设有临时住处。如养心殿后寝宫东、西侧的体顺堂、燕喜堂及其东西围房，都是妃嫔暂住的地方。

除日常生活和处理政务以外，清代皇帝还要主持一些特殊的大型活动，如万寿、大婚、丧葬以及外出巡视等等。

皇帝的生日称作万寿节，每逢万寿都有祝寿活动。清代万寿节最隆重的是皇帝的旬寿，即满十年的生日，如康熙六十岁生日、乾隆七十岁生日、八十岁生日及嘉庆五十岁生日，都有隆重的旬寿庆典。
 
清朝皇帝与以往历代皇帝相比，他们的生活空间大得多，如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葛尔丹，多次赴五台山、东巡、南巡；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遍游苏杭胜景。

为了不忘满洲尚武精神，康熙、乾隆皇帝几乎年年都举行木兰秋狝的狩猎活动，同时召见蒙古王公。但是到了清朝后期，出巡和围猎活动基本上就停止了。

从同治以后，皇帝基本上就不出远门了。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失败后则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
 
1908年溥仪继承帝位时只有三岁，三年之后——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1924年冯玉祥将逊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中国的皇帝生活，从此永远结束了。

清朝道光15年十月初十，在满洲镶蓝旗一位八品官员的家里，出生了一名女婴。

她就是清朝入关后第7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8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

历史对她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从清末到今天，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屈指数来，竟有6种说法：
 
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北京说。

首先是安徽芜湖说。这个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所以慈禧“生长南中”，善于演唱南方的小曲，并且由此而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

事实上，从清宫档案的《上谕档》中，我们查到了惠征当安徽道员的日期。那是在咸丰二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当年七月，这个时候，慈禧已经入宫，被封为兰贵人。
 
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条街叫落凤街。人们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就住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慈禧就出生落凤街。

然而，在清宫档案里，道光29年的“上谕档”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征为山西归绥道道员的时间是道光29年闰4月。惠征走马上任是7月，这时的慈禧，已经15岁，正在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所以她怎么也不可能生在归化城。

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征去归化上任时是带着家眷的，所以慈禧的确在归化城住过3年，如果说呼市是她第二故乡，也不为过。而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11年至17年，在归化当过副都统，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点关联。

甘肃兰州说的说法是，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就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也就是今天的永昌路179号院，慈禧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
 
这种说法将慈禧的出生地说得比较详细具体，并且惠征也的确曾长期担任过笔帖式的职务。但有的学者考查了明朝档案中的《满文八旗文职官员俸银册》和《汉文官员京察册》发现，惠征任笔帖式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没离开过北京，更没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地就被击破了。

安徽说、绥远说和兰州说，都因漏洞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而后三种说法，即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慈禧研究的深入，却越争论越激烈。

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曾经刊登了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
 
在这篇报道中明确指出，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15年至18年间，曾经在浙江乍浦担任过正六品武官骁骑校，而慈禧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这篇报到就认为应该“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

但是，有些细心的学者，仍然从中发现了疏漏：根据清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14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19年，定的是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之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他从一个京城二等文官，忽然连升几级成为正六品武官，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官，无缘无故一下又降回八品官，更讲不通。

最新奇、最独特的说法，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潞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就是清代的潞安府。 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就不是满洲人，她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
 
慈禧她小的时候，就生在这个院里头，王培英是慈禧的第五代侄孙，这个家谱是从乾隆五十九年一直写到他这一代。这就是慈禧太后，她在哪个位置呢？在这个位置。慈禧太后的第一个名字就叫王小慊，这份家谱需要说明的就是它不是原家谱，这个家谱是后来重抄的。这就是慈禧给他们家里头写的信。就是给宋六则的老爷写的信，这上头是这样子的，这个“姓宋入宫门”，她肯定是说我本来姓宋，后来就进了宫啦，这个“一回相见一”就是说上一回相见一面，这表明他们之间见过面，“宫二十年”就是入宫二十年啊，这一定是慈禧给宋家写的信。

长治说把这些作为铁证，说明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4岁时，因家道贫寒，她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龄娥。到了11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她被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征做丫头。有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做女儿，改姓叶赫那拉，名字叫玉兰，后来她被选入宫成了日后的兰贵妃。

与这个传说相呼应的还有物证：在上秦村，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王氏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而在西坡村外羊头山山脚下，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宋家的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家信，等等。
 
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代、五代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纷纷画押证明：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一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了，那么物证里也有许多地方是失实的。
 
最后一种说法，是北京说。在《清代宫廷史》这本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世族之家，是属于满洲镶蓝旗。

另一本书《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说的更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

在《清史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说法不十分相同，但都基本肯定她是生在北京，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征的女儿。
 
近几年，持北京说的学者，又从清宫档案中，为这一说法找到了新的佐证：

这是清朝皇帝挑选秀女的名单，在档案中称为“排单”。其中有咸丰5年挑选秀女时，慈禧的亲妹妹的记录。她这位亲妹妹日后成了醇亲王的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还有光绪11年选秀女时，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记录。

在这些排单上，都清楚记载着：慈禧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父亲名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五品道员。慈禧的祖父名叫景瑞，最高做到刑部郎中，在道光27年时，因为没能按时退赔父亲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银两亏空，被革职。慈禧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之家。

慈禧的父亲惠征的官场经历说明，道光29年之前，他不具备充任道府的资格。因为按照清朝官制，道员或知府，起码是五品以上官员。而二等以上的笔贴式，一般才只是八品官。到了道光19年，惠征也才只是一个八品的笔贴式，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当知府。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11年直至29年之间，除了15年至18年有3年“空档”，没有记录，惠征都在北京。经考证，这期间惠征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15年慈禧出生时，惠征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一职。
 
这个时候，慈禧的祖父景瑞，也正在刑部当郎中，也就是说，也在北京。

当时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如果慈禧没有出生在北京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她的母亲从北京跑回娘家生的孩子。但归化离京城较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慈禧的母亲跑到那儿去生孩子可能性不大，所以可以断定：慈禧的出生地就是北京。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说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惟一遗憾。目前，只能参照慈禧亲妹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认定：咸丰5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楼辟才胡同”，所以，这里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经过百年巨变，如今这里已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入侵下，大批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无奈而绝望。他们设坛习拳，反对外国教会和外来事物，很快发展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

义和团运动严重的威胁到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帝国主义他们借口清政府“排外”，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光绪二十六年,由英、美、俄、法、德、意、日、奥八国，以“保护各国公使馆”为名，就组成了八国联军，发动了进一步地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一路烧杀掠抢。七月十九日（8月13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攻击，轰隆隆的炮声震撼了紫禁城。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枪炮声中，慈禧为了保全性命，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带着光绪皇帝、皇后、瑾妃、大阿哥溥隽等换了便装，分乘三辆马车，仓惶离开紫禁城，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逃亡生活。

这支仓惶的皇室队伍，由马玉昆率领1000余名护驾官兵以及神机营、虎枪营部分官兵保驾，经南口、居庸关、怀来县、宣化府、阳高县、大同府、代州、忻州，于八月十七日到达山西太原。

刚开始西行逃难的时候，路上到处是溃散的官兵，老百姓也是流离失所，慈禧一行根本无人接应。当时出北京走得急，所有的御用被服和食物都没准备好。慈禧和光绪晚上只能睡在土炕上，既无被褥，又没有更换的衣服，更谈不上享用美味御膳了。
 
慈禧一行跑到了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当时的知县吴永出城迎驾，并且进奉衣食，慈禧的情况就开始稍有好转了。他们又跑到宣化，宣化离京城远，也听不到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了，慈禧这才想起自己跑出来以后，还有很多后事没有料理。因此，她连着发了几道上谕，以便于对于一些遗留的问题，进行处理。命令庆亲王奕劻火速回京和李鸿章一起与各国交涉议和。

慈禧最初是企图利用义和团血肉之躯，来阻挡八国联军的进攻，后来，又反手要用义和团民众作“牺牲”，来向列强进贡了。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她在太原发出上谕：此次祸乱是因义和团拳匪而起，命令直隶的各路军队，凡有拳民聚集的地方，都要勒令缴械，立即遣散，如敢有违抗的就要痛加镇压。

慈禧一行人马继续的还往西逃，各处护驾的那些人员，也陆陆续续的都赶到了；朝廷除了有一部分官员留在北京和西方列强议和以外，其余官员都纷纷的接踵而至。
 
慈禧规定：亲王、郡王每天发给银子60两，贝勒、贝子每天30两，皇亲贵族人等每天15两，二品以上大员每天7两，三品以下官员每天5两、3两、2两不等。

为了笼络人心，慈禧还巧立名目，大肆赏赐随行官员和宫中太监。

慈禧原打算落脚太原，但是正赶上山西大旱，供给困难，又听说德法联军要进入山西，他们就决定转往陕西西安。闰八月八日，慈禧继续西逃，不过这段行程已经没有当初离开北京时的慌乱和狼狈，随行人员和官兵都大有增加，大小官员更是尽心尽力，沿途官兵肃立护卫。慈禧的大队人马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
 
慈禧刚到西安时首先选择了抚台南院居住，后来嫌地方太小不够用，又搬到北院，作为自己和光绪皇帝的行宫。

慈禧到了西安,没有多久，马车换成了八抬大轿，护驾官兵也用上了当年乾隆皇帝出巡时使用过的仪仗，又赶制龙旗24面，以壮声色。

慈禧每天吃饭，仍分荤局、素局、饭局、茶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师十来个，统一由总管大臣荣禄管理。

为了保障“老佛爷”能喝到新鲜牛奶，专门在西安行宫饲养了6头奶牛。就这样，每天花掉200多两银子，慈禧还说是“俭省多了”。
 
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慈禧还要举办祝寿活动。因为宫中的龙袍，龙褂没带来，她便命令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在江苏紧急缝制龙袍、龙褂然后运到西安，还从南方各省调运来大批绫罗绸缎，征调许多裁缝去赶制各式衣服。

为了保障大队人马的开销，早在离京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降下一道谕旨。谕旨说：朕暂时去太原，一切开支都事关重要。所有各部各省该缴纳的关饷钱粮，全部改运到朕所在的地方，不得延误。这道谕旨下达以后，各地官员便纷纷将应上缴北京的关饷钱粮转运到太原和西安。

根据档案文献的不完全的记载，截止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全国各省运往西安的银两就达500万两，粮食近100万石。
 
除此之外，当时具体负责筹集粮款的岑春煊等人，他们每到一地，都向地方官员大肆勒索摊派，多的时候达白银万两，少的时候也有七八千两。至于太监等人的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地方官吏不堪负重，被逼自杀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慈禧逃到西安后，虽然不再担心列强会直接威胁她的生命，但又害怕各国公使不会就此罢休，会把自己列为首犯加以制裁。她一方面不断通过电报与在京的奕劻、李鸿章取得联系，了解议和进展的情况，同时为了讨好列强，竟不断发布上谕，说什么这次中国变乱，事情来得仓促，以至于得罪了友邦，这并不是朝廷的意愿。对于罪魁祸首必定严加惩办，以绝祸根。

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结束，前后将近十个月。
 
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的筹码，当时以德国为首的列强，就继续的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送别德国远征军启航的仪式上声称：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即使千年以后，令中国人都不敢小视德国人。

八国联军相继出兵，占领了北京周围的山海关、保定、五台山、张家口 ，并兵临娘子关、山东等地。列强们先后派出46支讨伐队，单独或与清政府共同剿杀义和团。所到之地，烧杀淫掠，恣意横行。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经过英、美、俄、法、德、意、日、奥等11国驻京公使的反复磋商，最后一份包括12条条款的《议和大纲》终于确定下来。

当奕劻、李鸿章将《议和大纲》送到西安后，慈禧太后见列强并没有把她列为罪魁祸首，仍愿意保留她的地位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回电：所有条款，“立即照允”，并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已昭”，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尽力满足列强的要求。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他们代表清政府和英、美、俄、法、德、意、日、奥、西班牙、比利时，还有荷兰一共是11国家的公使，在北京就正式的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一共有12款，还有附件19个。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认定时局对她已经很有利，便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901年10月6日），起驾回北京了。

慈禧回北京，可与逃出北京的狼狈光景大不相同了。从西安起程时，百姓挂起彩灯伏在地上欢送；回京的数万人马，按照京城的仪仗制式列队行进。后面跟着3000多辆车子。

这些车子里，装满了各地进贡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白银400多万两，还有许多古玩珍宝根本装不下。浩浩荡荡的回京人马犹如打了胜仗似的“凯旋”而归。

慈禧还在开封停留一个多月，大搞祝寿活动。
 
到了直隶真定，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府，慈禧决定改乘火车回京。为了她片刻的休息，车站搭起了彩棚三十多座。为了迎接慈禧回宫，京城地方官员倾城出动，将御道及有关建筑装饰一新。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与光绪皇帝等人终于回到了北京。在沿途大街上，除了跪地迎接慈禧的清朝官兵，竟然还有许多看热闹的八国联军官兵，想必这些慈禧是看得到的。今后怎么对付洋人，成了“老佛爷”巨大的心病。

《辛丑条约》签订了，慈禧太后也的回到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了最为黑暗的岁月。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离开了人间。

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也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地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里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由于这些种种传闻，光绪之死成为清末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对光绪病案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是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他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光绪的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夭亡的直接原因。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

五月初十日，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等三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

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的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

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光绪怀着满腔的怨恨与世长辞了。

我们从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记录来看，可以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地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

光绪与慈禧虽然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
 
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光绪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同治皇帝因为患天花病突然去世。临终没有留下由谁来继位的遗命，而国家又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在第二天召开大政会议，讨论究竟由谁来继位，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湉，入宫来继承皇帝大位。

载湉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没有留下儿子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薰心，想找个儿皇帝，创造再次垂帘听政的机会。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
 
光绪虽然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慈禧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光绪。起初，慈禧想过要谋害光绪，后来又想把他废掉。

光绪也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心情抑郁，病情日益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相传她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后来有个太监有一个回忆录，专门谈到了珍妃被慈禧害死的情况。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以后，精神就更加崩溃了，旧病复发，日趋严重，再也无法康复了。
 
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谈来，民间传说是慈禧把光绪害死的，并非全无道理。

在清朝，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2800多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将他们送入宫中。甚至一些已结婚生子的青年人，也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有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清宫老太监回忆说：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的“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太监们入宫以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入宫时，每人都能得到一笔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等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
 
清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给予太监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他们不能容忍太监有任何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就将一块高134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内宫交泰殿门前，上面刻着他颁布的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一道敕谕。

宫中的太监只要触犯了这条祖宗家法，都会被处以极刑。如康熙初年的吴良辅，还有乾隆年间的高云从，都被砍掉了脑袋。

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的小太监寇连材年仅20岁，因忧患国事而冒死上书慈禧太后，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

据说，内务府慎刑司，就是清宫内部主管执法的部门，设有“气毙”之刑。这种刑法用七层棉纸沾水后，一层层将受刑犯人的口鼻耳封起来，使他窒息而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用这个办法，将伺侯光绪皇帝及珍妃的数十名太监治死了。

“气毙”之刑在清宫档案中没有记录，但戊戌变法后，宫中确有几名太监被“杖责”处死，也就是乱棍打死。

当然，因干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呀，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危险。

按《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点灯时不谨慎、夜里值班时打瞌睡、大声喧哗、损伤宫中陈设、私自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打四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得太迟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在瀛台当差的一个太监，因为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后，母亲病逝。办完丧事赶回宫中，晚了不到一天，但首领太监已上报作为逃跑处理，于是他被发到南苑在马棚里铡草三年。

把太监关起来为马铡草，是清朝统治者处罚太监的一个重要手段。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这个皇家御花园过去竟然也是关押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乾隆十二年的一份报告看：当时瓮山关押着十三名太监，其中带有九条锁链的达七人之多。瓮山并不是惩罚太监的惟一地方，在清朝的中后期，更多的太监被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当时，所有被关在这些地方的太监，都是给马铡草。

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但越是这样他们越容易出错。

嘉庆十三年保和殿的小太监用竹棍支窗户，随手将削竹棍的小刀忘在了床上。被发现后，以“持刀入宫”的罪名论罪，被判绞刑，后来从宽发落，处枷号一年。所谓枷号，就是在脖子上架上一副沉重的木枷，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在室外站着，跪着，刮风下雨也照跪不误。

沉重的劳务、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下层太监一天天变得迟钝而麻木。再加上被阉割而带来的自卑心理以及四周人们的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实在算不得人。

乾隆时期，有个叫罗思贵的，为了养活家小，于21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太监。乾隆十九年，他将妻子、儿子及老母接到了紫禁城外的西华门外居住。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了儿子及老母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其他同伴太监以此事嘲笑他，罗思贵受了刺激，便用小刀自杀，结果还没有死成。
 
生活的平淡与无聊是对宫中太监的又一种折磨。晚清的太监魏子卿等人回忆说：“当班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做，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也就是大太监也没什么事情做。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腻了。”

无聊、苦闷、压抑、自卑，这种种一切像无法挣脱的罗网，使得他们神情恍惚、性格怯懦，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太监呀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了，具有双重性，平时唯唯诺诺，可是有时候又会突然的发作，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清宫，大太监欺负小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务府奏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乾隆六年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班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金不服，徐便动手打金，事情闹大了，结果金满贵被罚往瓮山锄草，可徐志却一点事也没有。

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因父亲去世，丧事办了20多天，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的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摊派。

大太监欺负小太监，小太监则欺负更弱的人，宫中的杂役们也是太监们欺负的对象。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就因不堪太监私刑殴打，忿而自杀。

乾隆22年，一个在宫里当和尚的太监于荣焕，在大街上公然的侮辱一个巡检，后来又大闹公堂，气焰十分嚣张。
 
宫内太监酗酒、赌博、打架之风盛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中几个太监赌博，边赌边喝酒，后来因为输赢，借着酒劲争吵打斗，结果太监张进朝当场被另一个太监用随身的小刀捅死。乾隆四十八年的一个秋夜，在圆明园螺蛳楼北边水沟旁，两拨太监捞螃蟹时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打群架，太监张忠当场被打死。

当太监们对宫中的生活忍无可忍时，便开始逃跑。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逃跑太监多达233人。可悲的是：太监们的这种逃跑往往很盲目，逃出宫后，才发觉自己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加上自己生理上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人识破。跑来跑去，只得又跑回宫中。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做太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生路。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想到了自杀。在清代，太监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也许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自己，他们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太监的命运是悲惨的，生前卑微屈辱，不被当人，死后被抬出宫，埋在城外，那些普通太监甚至连墓碑也没立一块。

李莲英出生在清代的直隶省，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河间府。根据墓志铭的记载，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9岁入宫。清宫档案也证明，他确实在咸丰七年，由郑亲王端华府上送进皇宫当的太监，但不是9岁，而是13岁。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连英。他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同治三年16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

此时，正值太监安得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后来，安得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

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摸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同治十三年的时候，年仅26岁的李莲英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7年。

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

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
 
令人不解的是，李莲英虽然受尽了慈禧太后的恩遇宠爱，却始终未能离开慈禧太后的身边，当上清宫太监的总头目敬事房大总管。

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非同一般。几十年来，慈禧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能善解人意的，除了早年被丁宝桢处死的安德海，恐怕就只有李莲英了。

在《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这样描述李莲英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感情：“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进得好’ ‘吃得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莲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李莲英便出来陪她去玩。他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远地随在后面。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这是一段十分生动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莲英这时候实际上成为晚年慈禧太后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伴”。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引起了朝野的议论和不安。
 
光绪十二年四月，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检阅。慈禧太后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去北洋各海口巡阅。

奕譞是当时光绪皇帝载湉的生父，身份高贵，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奕譞是一个城府很深而且非常谨慎的人，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最得宠的李莲英随行，以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

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醇亲王奕譞抵达天津，会同李鸿章一起乘军舰出海，先后检阅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初一回到北京复命交差。

这时候朝廷中已经是一片不满之声了。监察御史朱一新向光绪皇帝奏了一本，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还说，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理当查处。

清代文人、著名的维新派人士王照则另有一番说法。
 
王照说，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意在避免他要揽权的嫌疑，李莲英可以为他作证。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德海的教训，每天穿着朴实，替亲王拿着一支旱烟袋，随时装烟，递烟。回到住处则关门闭户不见一个来访的人。

当时直隶、山东的一些地方官员，确实想要巴结这位太后身边的大红人，但都大失所望。从李莲英一向小心谨慎的表现来看，王照的这种说法是较为可信的。

慈禧找醇亲王问明情况后，把朱一新的奏折一通好批，并下令将朱一新降职一级，由御史降为主事。

光绪二十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清朝北洋海军吃了大败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可是人们不敢直接去批评慈禧太后，于是就把矛头指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时也捎带批语了李莲英。
 
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批语，都没什么结果。主要还是因为攻击李莲英的人，都是仅凭着一些道听途说，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这当然无法动摇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信任。

说李莲英干预政事虽然证据不足，但是说李莲英贪财，那是千真万确的。曾经当过怀来县知县的吴永写过一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书中记述了他在庚子年时的一段亲身经历。

这一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及文武百官仓惶出逃。吴永回忆，到了山西以后，太后的排场越来越大，一切费用都要地方承担，而宫里的太监就趁机找地方勒索钱财。

不仅如此，李莲英等还千方百计地敲诈勒索朝廷中的办事官员。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三，江宁织造驻京人员来煜写给江宁织造广厚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李莲英总管又把我叫进大内，在宁寿宫的穿堂对我说：向来你们来拿图样，都要打点打点的，这一次准备如何办理？我马上回答这就写信回去让人送来。他说，既是这样，那就寄120两银子来吧！

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她不可能不知道身边太监有些胡作非为，但只要他们不干预政事，把她自己侍候得舒舒服服，太监们贪点钱财在她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李莲英这样精明刁滑，对于他来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晚清文人王照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庚子那年，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第二年准备回京。他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都很华美，李莲英住的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皇帝的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道他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

李莲英看到这个情况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就曾经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虽然没有让慈禧怀疑他的忠诚，但从此感情上有些疏远了。所以李莲英的墓志碑上写道：结束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 “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太后的丧事，于宣统元年的二月初二，离开生活了51年的皇宫。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退休。

李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他死时，得到了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不过在30年前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还保留了下来。

沿着纵贯紫禁城的御道一直向北，穿过雄浑空阔的外朝大殿，通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内廷。这里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大臣以及读书习字的地方，也是他和后妃们起居活动的场所。

乾清宫和坤宁宫是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十二宫则是其他嫔妃的居所，它们星辰一般簇拥着象征天、地的乾清、坤宁两座宫殿。

清代的后妃制度是在明代后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到了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一共分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另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

清朝选秀女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从八旗女子中挑选出中意的少女作为内廷的后妃，顺治皇帝的这一作法从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的一个制度。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就作为皇后、妃嫔的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

参选的秀女要成为清宫后妃，要想住进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必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和挑选。

首先，要严格审查她们属于哪个旗，年龄有多大。

因残疾而不能入选的，由族长层层上报到都统，也就是这个旗的旗长，说明原因，报户部上奏皇帝后，才可以免除应选，自行婚嫁。如果违犯了这一规矩，就要被追查治罪。

在选秀女之前，先由户部奏报皇帝，获得批准后，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级将适龄女子的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户部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在选秀女的前一天，她们乘坐的骡车由本旗的基层长官参领和领催排定次序。
 
日落时骡车开始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的外面，等待宫门开启以后，选送的秀女，仍然按照上车前排好的次序下车，然后由宫中的太监领着她们进入顺贞门。

皇宫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选秀女的场所。选秀女时，通常是五六个秀女站成一排，由皇帝、太后亲临现场挑选。如果看中了谁，就留下她的名牌，叫做留牌子，没选上的将名牌丢弃，就叫撂牌子。

这是同治帝选阅秀女所用的绿头牌，这位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后来同治皇帝的皇后。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秀女们一定是倾国倾城，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可是看到这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时，人们难免要大失所望，实在看不出这些面孔漂亮在哪。

这是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接受选阅时，必须穿旗人服装，严禁穿时装。并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好色”是极不名誉也不道德的。所以，清朝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

初被选中的里边还有绝大部分人要被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撂牌子。
 
然而，走的与留的，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实在很难说清楚。

清代从顺治皇帝到光绪皇帝九朝，选秀女80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在这些后妃之中，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富察氏是乾隆在做皇子时的嫡福晋也就是正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

乾隆十三年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死在了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37岁。乾隆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乾隆每天在皇后棺材前三次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

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共为她奠酒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意思是说：我是多么的悲痛啊，这样地生死离别，失去贤惠的内助，从今往后谁来陪伴我呢？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皇后、妃嫔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图，叫消寒图，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长夜难眠，百无聊赖，填注这种“消寒图”就成为她们打发漫漫寒冬的消遣方式，日子过得这样了无生趣。
 
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也难以持久。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里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屡见不鲜。仅道光一朝，20位后妃，竟有10位受到了降级处分。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在乾隆做皇子时就陪伴着他了。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喜欢。然而，在乾隆三十年年初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刚刚过了48岁生日的皇后，在杭州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

据这份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

清宫的《上谕档》：“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是驸马福隆安由水路把她先送回京师的。至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皇帝。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象，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第二年，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打猎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49岁的人生之路。乾隆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也就是说，要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对于秀女们来说，留了牌子不过是取得了一张进入皇宫的门票，如何博取皇帝的欢心则是她们一生的生活课题。

争得皇帝的宠幸已经很难了，何况宫廷的权利斗争既复杂又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人们最熟悉珍妃的故事了，她不是深得光绪皇帝宠爱，被视为红颜知己吗？但是她却不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她被慈禧下令丢进了井里。慈禧专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连儿子、儿媳也不例外。

同治十一年，六岁继位的小皇帝同治已经长成17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同治。而在挑选谁为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而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也埋下了慈禧与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

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就被迫自尽了。
 
死了的倒是一了百了，没死的呢？

皇帝的后妃时而封，时而废，不断降，不断升，后来者虽然说不上一个比一个漂亮，却绝对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当道光皇帝69岁驾崩时，他的妃嫔们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皇帝，如顺治活了24岁，同治活了19岁，他们的后妃们无疑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皇帝一死，后妃们就得“守节”，那些风华正茂的寡妇，只好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安宫和寿康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秋雨梧桐，白云苍狗，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成了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

后妃们的命运如此，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见得都能得到美满婚姻。
 
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次婚礼，尽管它的场面恢宏而热烈，但也是清代皇室婚姻中最为不幸的一场婚姻。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是殿试。金榜就是殿试成绩的排名榜。因为它是书写在黄纸上的，所以也称黄榜；又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批准并盖有“皇帝之宝”大印的，所以，它还有第三个称号：皇榜。

这幅金榜是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共350人，金榜全长21.6米，高0.89米。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深浅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

然而，那么多的读书人挤在科举这条路上，能有几个幸运儿？金榜的后面是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悲悲喜喜的故事。

科举考试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从乡下考到省里，从省里考进北京，又从京城考进皇宫，过五关斩六将，一级一级往上爬。
 
有了秀才身份，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又叫秋闱，都在秋天举行。试题由皇帝亲自确定，监考官也是皇帝从中央任命。乡试竞争十分激烈，一般是10到20个秀才中选取一名，考上了就称为举人。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就是进京赶考。会试也叫春闱，都在春天举行。

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淘汰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了考试的人取得“贡士”称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士”。

中了“进士”，一般都是有官可做了。但是做的官大官小，是留在京城还是发往外地，最后取决于殿试的成绩。

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太和殿，乾隆以后都在保和殿。清朝初年，皇帝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亲自评判所有的殿试考卷，康熙以后，才改由阅卷大臣批阅，只有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

一般情况，殿试的一甲取三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加起来取一百多到近三百人不等。头甲和二甲前七名的次序都由皇帝钦定，然后读卷大臣集中在内阁，将其余二甲、三甲试卷成绩排定次序，开始填写金榜。金榜有大小两种，小金榜专门奏呈给皇帝御览。大金榜填写好后，要张贴于长安门外，以供人观赏确认。

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评判文章的优劣依据的又是一整套刻板僵死的标准。

在清朝，朝廷里碌碌无为的昏官非常多，可社会上那些卓有建树、可以说是青史留名的人，有的人连举人都不是，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考场。

以《聊斋志异》一书蜚声中外文坛的蒲松龄，19岁开始童试，一直考到70岁，最终也没得到举人称号。

道光年间的名臣曾国藩，道光18年参加会试，虽然中了进士，殿试的成绩却名列三甲，属于末等，靠走后门才被选为翰林。以他后来的表现，至少算得上封建朝廷中最有才干和功绩的官员之一，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科举考试的自我讽刺。

科举制度不仅埋没人才，而且让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活活困死在考场内外，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终生一事无成。

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比比皆是，成了一道十分滑稽的风景。如康熙年间，江苏有个叫王式丹的，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当他考中状元时已是59岁。
 
十年寒窗，青灯一盏，且不说长夜漫漫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那一场又一场噩梦般的考试也是够人消受的。

乡试、会试都是连续共考三场，每场一考就是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考棚中。棚中的案子白天用来写考卷，晚上翻过来就是床，连大小便都只能排在棚中的便桶里；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好似大敌当前。有钱人家尽量多带些增强体力与脑力的食品，如人参之类，贫寒人家就只能靠干粮来填饱肚子。康熙三十六年的状元李幡出身寒微，参加殿试时，考篮里仅放着36个馒头。高度紧张加疲惫，使许多人在中途就倒下被抬出了考场。

虽然如此，还是挡不住读书人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一些考生做弊。清朝，对作弊考生处罚十分严厉，但是作弊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其风气愈演愈烈，其手段五花八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当年作弊的衣服，远看就像麻色花纹，细看里里外外用蝇头小字写满了答案。近年来还有不断发现，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的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但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竟然一粒米能盖住六个字。

此外，出钱请人冒自己的名入场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代人考试的行当，这种人当时就叫“枪手”。

场内作弊不断，场外运动繁忙。考生们常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打关节，找同乡、拜老师，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如嘉庆六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助其亲戚夹带，嘉庆十六年湖南学政徐松，不但倒卖政府办的官学的名额，还将自己新编的教材高价强卖给学生。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爆出丑闻，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等收受考生的贿赂，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柏葰等主犯被处以死刑，其余90多名有关官员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如果说乡试考场上的做弊还有可能被查禁，那么殿试排名方面官方的暗箱操纵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殿试的阅卷大臣都是内阁部院的高级领导，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名义上是“公同阅定”，实际不过是一句空话。

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当年得中状元，却是仗了上层人物一系列的幕后活动。

光绪二十年，张謇顺利通过了会试，但他的殿试成绩却不理想。当时的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他发现张的试卷上有一处空白，于是悄悄帮他补上了，还另外改了一处错误。
 
试卷呈送阅卷大臣评定时，张謇的同乡翁同龢极力想提携张謇为状元。翁同龢依仗自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疏通联合了另外几位阅卷大臣，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拔为状元。

金榜前十名的最终拍板还是最高的统治者——皇帝。除了大臣的推荐，有时候皇帝也要搞平衡。

清朝进士，以江浙人为最多。二百多年间产生的114个状元中，江浙两省就占69名，占总数的60.53％。尤其是在乾隆六十年以前，江浙两省的状元63名，占总数的80.95％。所以乾隆二十六年，新科状元原本是江苏的赵翼，乾隆说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不足为奇。便授意将赵翼的第一名改成第三名，而让陕西的王杰当了状元。

更为荒唐的是，有时统治者因为迷信,重新决定金榜排名，有时即使金榜名次已定好了，还可能会因为一些细节差错而更改。

在清朝268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过112次会试。名字荣登金榜的只有两三万人。
 
时代进入到20世纪初，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像是大清的国运一样，气数已尽。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激烈的抨击它。其中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连光绪皇帝在一次阅完殿试的考卷后，也不禁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朝野的一片呼声中，科举考试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光绪皇帝颁下了“谕旨”：停止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

辽宁省新宾县，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发祥之地，这里曾是八旗子弟茁壮成长的摇篮。

16世纪末，满族的前身女真各部落，为了称王争霸相互残杀，驻扎在辽东的明朝军队拉一派打一派，也卷入其中。正当此时，生长在苏子河畔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凭借先辈们遗留给他的十三副铠甲，最终统一了女真各部。

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努尔哈赤在女真人集体狩猎方式的基础上，陆续创立了“八旗”制度，将所有投诚或征服的人口都编入八旗之中。

八旗的编制为：牛录、甲喇、固山，牛录最低，固山最高，固山，就是旗的意思，分别设佐领、参领、都统负责管理。

“八旗”以旗帜的颜色命名，分别称为： 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又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于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便成为“满洲八旗”。

所以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旗，实际上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清朝初期的皇宫设计，就生动地体现了八旗制度的丰富内涵。

所以八旗子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不同民族兄弟共同组成的。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的人。

不同民族的成员长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下，他们都被称作“旗人”。不过据清代档案记载，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所属的旗人，由于民族不同待遇也不同。

三百年前，八旗子弟冲出那片狭窄的河谷平原，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清朝鼎盛时期，当时疆域，东自台湾及其所属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隶属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外，还有被称为“民人”的汉族等5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这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这一空前“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斗争中，众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为国捐躯。

八旗子弟历来擅长“骑射”。清朝统治者以武功定天下以后，依然注重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在八旗驻防之地一律设立“教场”，用以训练。甚至在皇宫紫禁城内，也开辟一片空地，修筑“箭亭”。皇帝经常在这里观看王公大臣、八旗官兵们弯弓射箭，奖优罚劣。

河北省围场县境内，山峦起伏，林海茫茫。这远离京师数百公里的塞外胜地，曾经是清代著名的“木兰围场”。

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八旗官兵除了日常训练，在京郊南苑、卢沟桥等地行围操练之外，几乎每年都浩浩荡荡，来“木兰围场”，狩猎习武。有时，一年举行两次。

八旗子弟不光是习武，也重视文化。入关以前，虽然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但清太祖努尔哈赤坚持聘请教师教育他的儿子们。清太宗皇太极也曾下令，让贝勒、大臣等官员子弟读书。

入关伊始，八旗子弟既操练骑射技艺，又热衷于文化学习和艺术修养。雍正对八旗子弟是寄予厚望的，他希望八旗子弟学文的要博览诗书，学得有用的学问，学武的要烂熟弓马，研究战略，成为保卫国家的人才。
 
所以八旗的文教事业取得蓬勃发展，在八旗子弟最集中的北京，尤为典型。清代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紫禁城内的上书房和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都曾经接纳一批又一批八旗子弟，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国学人才。清朝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的《八旗通志》中曾称赞说：学校里的八旗子弟们，形神儒雅俊秀，饱读诗书，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为国家的贤良人才。

三百年间，八旗子弟的许多文学作品享誉四海，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词人纳兰性德也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他的词集《侧帽集》、《饮水词》问世后，一时间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的局面。

当然，曹雪芹和纳兰性德早已是名满天下了。除了他们，八旗子弟中还有一大批在音乐、绘画、书法以及科技等方面颇有造诣的人才。

比如：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精于历法、数学，奉命编辑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精于数学、乐律，在乾隆年间管理乐部时，考定古乐，依据古籍《周礼》，铸造出博钟、特磬各十二口，逢朝廷大典时，用这种乐器来演奏。

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精通满文、蒙古文和汉语及天文、数学，又擅长书画，著有《焦桐謄稿》。他的儿子绵亿，擅长书画。

荣亲王永琪的孙子奕绘，擅长篆书，精于数学、天文，曾任钦天监监正，参与过纂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等典籍，并以30年的时间，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还有满洲正白旗人唐岱，是清朝皇室的画师，他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康熙称他为画坛“第一手”、“画状元”。他的精美之作，被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

除了个人成就之外，八旗子弟在组织、参与整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康熙皇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君主之一。康熙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文化方面，他也颇有成就。他本人的作品主要有《御制诗集》、《御制文集》等。

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他组织编修的《御制清文鉴》、《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古文渊鉴》、《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

乾隆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在乾隆中前期，他勤政爱民，文治武功与日俱增，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乾隆也好写诗，而且他是诗写得最多的一位皇帝，有《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等作品，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以及以《御制五体清文鉴》为代表的清文鉴系列辞书。
 
八旗子弟的辉煌业绩永远彪炳史册，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入关以后不思进取，只图享受，终于一步步走向腐败没落的结局，让人扼腕痛惜。

八旗的士兵，在入关以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他们战时当兵，平时务农，生活虽不富裕，还能维持生计。但是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铺张、奢侈的风气，悄然兴盛，并对八旗子弟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

曾几何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八旗劲旅渐趋腐败，作战能力大大削弱。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军纪松懈，士兵丧失斗志。朝廷不得不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将士，经过长期作战，才将“三藩”平定下去

再往后，八旗官兵日益腐败。据史料中记载，他们玩乐器、穿锦衣、骑肥马，入班唱戏，请客喝酒，当官的连会也不开，班也不上，来上班的，也不干什么正事，不是谈笑取乐，就是唱戏。

到了清朝中期，很多八旗子弟穷困潦倒，靠预支饷米、典卖朝廷发给的土地、领取救济度日。八旗兵成为一支徒有其名、不能打仗的老爷兵。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财力枯竭，粮饷不能按时发放，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克扣，使得普通旗人雪上加霜，生活艰难。

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八旗制度的崩溃，八旗子弟也同自己的“旗人”身份挥手告别。无论旗人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与尊荣，或是怎样的萎靡与耻辱，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