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载：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歼贼董卓把持朝廷，各路军阀推袁绍为盟主，组成联军，讨伐董卓。但是一开始就连败两仗，先是先锋孙坚被华雄打败，然后是华雄挑战，各路诸侯的手下大将纷纷被华雄斩于马下。这时关羽挺身而出，提刀上马，杀了华雄，这便是"温酒斩华雄"的故事。

不过，只要翻一翻史料，我们就可以知道，杀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小说中被华雄杀得大败的孙坚。据《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载：联军讨伐董卓的时候，孙坚也带了一支军队前去加盟，同吕布、华雄等人多次发生激战。后来，他在梁县附近被董卓的军队包围了，几乎全军覆没，自己也是侥幸逃脱。但不久以后，他却在阳人一役中，打败董卓的军队，并枭其都督华雄等。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了突出关羽这一人物形象，将这一史实作了大量移植。这个情节移植后，不仅烘托出关羽的英雄气概，对曹操的知人及袁氏兄弟的愚顽也起了点染作用。同时，这段移植的故事用词相当准确、精练、言简意赅，难怪连鲁迅先生都认为温酒"斩华雄"一节，写得"真是有声有色"。

徜徉长沙市及所属县区，能看到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遗址，听到很多相关的三国故事，尤其是著名的"关公战长沙"。这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及诸如《善化县志》之类地方志中都有介绍，想必长沙人更是耳熟能详了。

一、历史真相的回顾

《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并未记载"关公战长沙"这个故事，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关公战长沙"这一事件。而且历史上的刘备取四郡也没有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写的那么复杂。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载对这个所谓的"关公战长沙"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吧。

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打败，刘备、孙权的势力借此都积极向荆州地区扩张。在这场较量中，刘备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首先推举已故荆州牧刘表的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利用刘家在荆州的影响力取得荆州大部分地区官吏、豪强地主、百姓的支持。同时，刘备亲自率军南征武陵、桂阳、零陵和长沙四郡，配合武力威胁。在刘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面前，以上四郡先后投降。为团结这些刘家旧部，除桂阳太守换成了赵云以外，包括长沙太守韩玄在内的三郡太守均是官居原职（也就是说，韩玄并未被杀，他活得好好的），并未做出什么调整。此时的黄忠，尽管身处长沙郡，但并未和韩玄在一起，而是同刘表的侄子刘磐镇守攸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攸县）。黄忠听到太守韩玄投降的消息，也随之归顺（即史书上说的"委质"）刘备，是属于主动投降的，期间找不到"战长沙"的蛛丝马迹。而关羽的行踪，史书没有交代，有没有来过长沙尚未可知，看来这个"关公战长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子虚乌有的。如果关羽和黄忠果真在长沙大战过一番，而且是惺惺相惜的话，那后来关羽就不会因为不愿和黄忠同列而称他为"老兵"了。倒是另外一个名人--诸葛亮肯定来过。刘备在平定四郡后，任命诸葛亮担任军事中郎将，使督桂阳、零陵和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

通过以上历史事件的解读，我们更可以看到刘备（或许这里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的审时度势和雄才大略。至于黄忠，在这里充其量不过是个小配角，而关羽有没有到过长沙还是个未知数呢。由此观之，那些后来的名胜遗址着实有点莫名其妙了。

二、早期创造的痕迹

"关公战长沙"的故事上面已经证明是虚构的。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现的呢？故事的雏形大概也比较久远了。元杂剧《走凤雏庞掠四郡》和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已经有了"关公战黄忠"的内容。这里选取《三国志平话》来做一个介绍：

太守金族引军出马，与孔明对阵。金族使一将出马。军师大惊。统曰："此鄂郡人也，姓黄名忠，字汉升。"军师使魏延相杀。二日不分胜败。使张飞对阵，与黄忠斗到十合，又不分胜败。黄忠言曰："吾只识云长，岂识张飞！"魏延前后十日不能收金陵郡。军师言曰："黄忠乃将材也。皇叔不能降这汉？"使一人入荆州，令关将引五千军从荆州来。众官接入寨。无三日，关将与黄忠斗中，不见输赢。军师问庞统，言曰："前者说四郡时，庞统言曰，曾与黄忠道话。黄忠言：’吾乃江南一贼，金族与我恩厚。若金族在，当杀身而报；倘若金族死，然后择其主而佐。’"诸葛言："得黄忠也。"无三日，武侯与黄忠对阵。武侯诈败。金族赶落阵，行数里，复把金族拦住。武侯四马车，车内坐军师，倒身，弩箭皆出，射杀金族。军师班军入寨。无三日，黄忠来报仇。庞统说黄忠，不肯纳降。黄忠言曰："我有一病，您误然杀我主公，我须报仇，岂有纳降者！"与张飞交马，斗到百合，不分胜败。又使魏延出马，二将合并黄忠。忠威武转加。军师言曰："老贼忒逞不睹事，当斩黄忠！"四骑马交战，见一道血起，一将落马。


却说黄忠马失，轮刀步战三将。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黄忠把金族埋殡了毕。军师班军入荆州见皇叔。皇叔看三将：为首者是庞统，皇叔言："贤人也。"又看魏延，"贤德也。"言："不若吾弟关公。"

应该说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原因何在呢？无论是诸葛亮、庞统，还是关羽、张飞、黄忠、魏延，虽然在其他时期发挥的作用显著，但在历史上刘备南征四郡的过程中却是毫无闪光点可言，这引起了后世艺人和剧作家们的不满和关注。他们认为这对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所以就利用这些空白之处进行创造，从而形成了《走凤雏庞掠四郡》和《三国志平话》中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之后的《三国演义》的创造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些艺人和剧作家对于《三国演义》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

不过，这些创造还是相当的粗糙的，其中有一些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首先是把黄忠的上司搞错了，原本是韩玄，这里却变成了金族。其次，地点也错误地成了金陵而非长沙。为了突出黄忠，不惜让关羽、张飞、魏延都做了陪衬，这也是有问题的。虽说"红花还要绿叶扶"，但是把关羽、张飞、魏延这些名声显赫的"大红花"都变成了"绿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这种早期创造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三、罗贯中的成就和失误

这一段粗糙的早期创造故事到了作家罗贯中的手里，马上就变了一副模样。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黄忠回到了他应该回到的地方--长沙，关羽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义释黄忠。英雄相见，惺惺相惜，旗鼓相当。一个不斩，一个不射，实在令人羡慕。既突出了关羽，又照顾了黄忠，实在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不过，罗贯中还是犯了两个小错误，让后世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诟病不已。一是关羽和黄忠的关系。既然在"关公战长沙"中两人如此的惜英雄重英雄，后来的关羽又怎么可能骂"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呢？其二就是魏延的反骨了。虽然说这是罗贯中有意而为，但是实在有点荒诞。

看来，文学巨匠也会出错，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一点毛病。不过这也难怪。人无完人嘛！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评论家说长道短、著书立说来进行批评呢？这也算是罗贯中给后人的一点"贡献"吧！

四、浪漫而实用的再创作

如果说历史学家们、评论家们要做的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分析，那么民间艺人们则是根据文学作品中的盲点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民间艺人们觉得还是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要求，于是衍生出一种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的再创作的思路，因此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故事。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条条框框，怎么能够吸引听众那就怎么创作吧！所以到后来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越来越浪漫，越来越动听，并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一些相关的名胜古迹也逐渐出现，这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心目中的英雄的一种怀念和热爱。当地的官吏和士绅也非常乐意出现这样的传说和遗迹，这毕竟对提高长沙的知名度、拓展旅游市场有好处嘛！于是在《善化县志》及一些地方志中便有意把这些民间传说加以吸收，变成了一种官方记载，于是乎长沙及其所属县区也就出现了那么多的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浪漫民间传说，为后世广为流传。那些相关的名胜古迹也变得引人注目，成为人们凭吊关羽、黄忠这些三国英雄们的驻足之处了！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关羽失荆州这个话题绝不会感到陌生，年轻时看《三国演义》，每每读到这里，总是感到无比痛惜。看了《三国志》等史书之后，对关羽以及关羽失荆州，才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么，历史上的关羽失荆州，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呢？

一、关羽围攻襄阳、樊城的目的和时间

我们都知道，关羽是在他包围樊城时被吕蒙从背后偷袭，结果痛失荆州的。那么，关羽为什么会尽遣主力去围攻樊城，而使得后方空虚呢？

对于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有人认为这是为了配合刘备在西线军事行动，以荆州的军事行动来减轻刘备在汉中的压力，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刘备阵斩夏侯渊并夺取汉中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虽然在夏侯渊战败之前，曹操的亲征大军就已经出发，但直到三月，曹操的大军才赶到阳平关一带，迟来一步，结果被刘备依险拒守。五月，曹操被迫退兵，刘备终于吞下了汉中这块大肥肉。到了这年秋天，刘备"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受拜为汉中王，并封赏诸将，汉寿亭侯关羽就是在这时被拜为前将军、假节钺。

接下来我们不妨再看看关羽进攻襄阳、樊城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既然刘备在这年夏天就已经稳稳地占据了汉中，那么关羽为什么在秋天仍然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攻势呢？是不是关羽的军事行动跟刘备的军事行动之间毫无关系呢？关羽与曹仁的战斗究竟是何时打响的呢？

关于关羽对曹仁作战的早期情况，特别是在水淹七军之前的战争情况，史书上的记载并不详细，不论是投入的兵力，还是战斗时间等都难以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我们还是能从《三国志·吕蒙传》中找到一些线索。

史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讬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见《三国志·吕蒙传》）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年月描述，但我们从事件的前后顺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关羽先进攻樊城，但在公安和南郡都留了相当的守军，然后吕蒙才用计使得关羽放松警惕，使关羽把几乎全部的兵力都投入到前线，再然后才发生曹操派于禁助曹仁和水没七军以及后来东吴的偷袭等等。从这个时间顺序来看，于禁应当是在关羽全力攻打樊城的情况下才被派去增援曹仁，继而全军覆没的。

那么，关羽最初与曹仁开战同水没七军之间就有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吕蒙诱骗关羽倾巢而出导致曹操派于禁助曹仁的事件，但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仍然不得而知。这就需要参考更多的史料来进行推敲了。

《三国志·于禁传》中有这样一段：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这段文字很清楚地表明，曹仁与关羽开战的时间应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某个月，而这个月，曹操刚好在长安。那么，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是什么时候在长安的呢？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这是《三国志·武帝纪》的一段，讲的是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率军亲征刘备，并于九月将大军开至长安的事。而在《三国志·武帝纪》关于建安二十四年有这样的一段：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这样看来，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正月至三月间以及五月到十月（十月曹操到达洛阳）这段时间在长安。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论点，那就是，如果关羽和曹仁的战斗是发生在三月之前，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关羽是在配合刘备西线的战事，而如果樊城的战事是在五月之后才展开，由于这时刘备已经稳住汉中，那么关羽的军事行动就不应当是为配合刘备而进行的了。

现在问题的焦点有一个：那就是曹仁与关羽是何时开战，或者说，曹仁是何时接到曹操讨关羽的命令的？是在三月前还是在五月后？

我们结合曹操生平的作战来看，会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轻易两线作战，何况是大规模的两线作战，更是不可能由他主动发起。其实不要说曹操，就是刘备本人，其实也是不会轻易两线作战的，何况是面对像曹操这样的劲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曹操令曹仁讨关羽应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之后，也就是他从汉中撤兵回到长安，汉中战事宣告结束之后。

既然关羽攻打襄阳、樊城的目的不是要配合刘备西线的战事，那关羽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刘备在汉中获胜后想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于是命令关羽在荆州发动攻势。另一种可能则是，这次大打出手，并不完全在刘备的掌控之中，而是关羽为了立功而采取的独立军事行动。

先看第一种可能，刘备即位汉中王后，派刘封、李严、孟达等人攻取房陵、上庸、西城等地，但如果关羽的军事行动与刘封等人的军事行动是一体的，那么作为协同作战的部队，相互间是需要有一定的配合的，但史书却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从刘封、孟达不承羽命看，刘备给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攻占房陵、上庸和西城三郡，而没有夺取樊城的计划，事实上，刘备为夺取汉中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不适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战事。因此，在这两种可能中，笔者认为，关羽擅自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翻阅《三国志·先主传》不难发现，关于关羽攻襄阳、樊城一事的记录有别于其他的战役，在相关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刘备给关羽下令的记载，这是关羽攻襄阳、樊城一事的一个疑点。那么，关羽有没有可能擅自发动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呢？答案是肯定的，有。

史书记载：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见《三国志·武帝纪》）这就是说，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才派于禁南下，八月间发生了"水没七军"之事，结果于禁被俘，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

还在刘备领兵入川的时候，就已经"拜羽董督荆州事"，将荆州事务悉数交给关羽打理了，而且刘备即位汉中王之后，以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而张飞虽说是拜为后将军，却只是假节，假节钺与假节虽说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权力上却相差甚远。假节只拥有对低级军官的生杀大权，而假节钺中的钺，却是王权的象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代替刘备亲征。假节钺在三国时代出现得并不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尤其是蜀汉集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除了关羽，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这项权力，关羽在刘备心中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既然关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高的地位，那他显然也是需要以实际的表现来证实自己的实力的。但事实上关羽立功的机会却并不多，平定西川，他没份参加，攻克汉中，他也没份参加。作为一名征战沙场多年的武将，对于功名的渴求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关羽在被任命为前将军时那句愤怒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见《三国志·费诗传》的话，我们就不难想象，当看到黄忠因为汉中一战的功劳而与他汉寿亭寿几乎平起平坐时，关羽关君侯对一场胜利的渴望会是何等的强烈--而这，正是笔者所认为的，关羽之所以发动对襄阳、樊城的攻势，并且在久攻不下之时铤而走险，倾巢出动的原因。

二、关羽为什么没能拿下樊城

如果只是看了《三国演义》，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不是东吴在后面捅刀子，关羽是可以一路杀到许昌甚至更远的。但如果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场战役，可能结论就不一样了。笔者认为，关羽拿下樊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樊城是曹魏集团在南方的重要据点，战略意义极其重大，樊城失守，则中原门户大开，后患无穷。我们可以看看曹操的军事调动，他不但先后派于禁、徐晃增援曹仁，又从合肥抽调夏侯惇、张辽这样的精锐部队赶赴樊城，而且不顾从汉中回师的劳顿，亲率大军前来，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丢掉了汉中之后，樊城已经是绝不容有失的了。

2、在肯定了曹操对樊城的态度之后，我们再从军事力量上看，关羽以半个荆州的实力跟曹操几乎举国之力来争夺樊城，其难度可想而知，且不说水没七军之事有一定的偶然性，笔者甚至认为，即使关羽拿下了樊城，之后仍要面对曹军如潮水般的攻势，能否全身而退可能都是个问题。

3、当然，战场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樊城守将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是关羽久攻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史书记载，当时樊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在被重重包围、粮草几乎用光而救兵不至的情况下，满宠力劝曹仁坚守，"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见《三国志·满宠传》），于是曹仁"激励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见《三国志·曹仁传》）。每每读到这里，总是感慨良多，正如史书上所说的：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见《三国志·曹仁传》裴注引《傅子》）

有了上面三点，关羽其实已经是难言胜算。加上东吴在背后的小动作，关羽这一战，基本上是必败无疑了。《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蜀记》就有：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看来关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战凶多吉少。

三、关羽失荆州的教训

虽然夺取樊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丢荆州却是个能避免的失误。

首先，关羽发动的攻势缺乏战略上的考虑，显得有些意气用事。关于他开战的意图，前面已经有所分析，这里就不再复述。如果关羽能以大局为重，慎重行事，交由刘备来统一部署，而不意气用事，将来或许真有攻克樊城，直取许昌的可能。

其次，在交战中，占据主动的关羽并非没有撤兵的机会。徐晃为了激励被困曹军的士气，曾将孙权准备袭关羽的消息捆在箭上射入城中，围城的关羽也截获了这个信息，但他却没有立即退兵。策划这件事的董昭看准了关羽的性格弱点，他认为"……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结果真如董昭所料。而且关羽在堰城被徐晃击败之后，仍然用大量的水军据守汉水一线，意欲顽抗，实为不智。

再次，荆州被袭，在很大原因上也跟荆州内部关系处理不当有关。《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看来，糜芳、士仁之所以投降，跟关羽不无关系。

以往人人都说张飞鲁莽，但其实从张飞的生平看，却看不出有什么鲁莽之处，反倒是颇有国士之风，而反观关羽，却多少显得鲁莽了，不论是在攻襄、樊还是在丢荆州这件事上，笔者认为，关羽的性格在其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羽降曹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在史料上有三个记载可以为证。

《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到："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三国志·先主传》中亦说："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明确提到："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至于关羽投降的原因，史料上都没有说明，估计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二是"弃暗投明"，主动投降。

这里我们虽然不讨论投降的具体原因，但从三国早期的情况看，无论是哪种方式投降，都十分正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加上后来关羽又返回了刘备的阵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虽然有点不光彩，但是逐渐被人所遗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对此说长道短。

不过，随着后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的热爱和崇拜，关羽逐渐被神化。为了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面貌，有关关羽的史实也开始被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进行了重新的加工。笔者在《两种千里走单骑，两种结局》一文中曾经提到：历史上的关羽弃曹归刘原本是由于曹操的大度，关羽才能安全地回到刘备的身边，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觉得这对刻画关羽的光辉形象还不够深刻，于是杜撰出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而在对关羽投降曹操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上，民间艺人和作家们都觉得这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侮辱：千秋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理由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基于对关羽的崇拜，民间艺人和作家们开始对关羽降曹进行了各种开脱和解释。

早在宋、元时期，民间艺人们就已经通过说书等形式对关羽降曹进行了一系列的润色和改造，到元代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三国志平话》中，这个历史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场景：

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这个处理可以说集几百年民间智慧之大全，关羽投降有了三个条件，而"降汉不降曹"的说法也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这个构思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漏洞。所谓"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的提法，显得太琐碎，立意太低，也太露骨了，容易让人感觉另有所指，似乎有意在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关羽同曹操争抢秦宜禄夫人这一风流事进行掩饰，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情节又有了一番改造：

公曰："一者，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厢曹公，凡有杀戮，不禀丞相。二者，二嫂嫂处，请给荒疏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望文远贤弟急急回报。"

从文字技巧上看，罗贯中的手笔明显比民间艺人们高出了很多。不过，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觉得这个说辞还是有问题。因此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又做了一次改动，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父子的写法：

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毛宗岗父子改动的核心内容其实就一个地方：把罗本中的"曹公"改成了"曹操"。很明显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对"曹公"的尊称感到非常不满，特意而为。经过这三次的加工和改造，关羽降曹的故事终于定型，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开脱理由。

以上这三种改法究竟好不好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降汉不降曹"上。显然毛宗岗父子认为是很不错的：

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脚注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

这一段宏论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笔者倒是有一个疑问：且不说"汉是汉，曹是曹"，就这个"降汉"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试想：刘备一直打着兴汉的旗帜与曹操争雄，经关羽这么一说，原本的"正义之师"岂不是变成了"反贼"？关羽倒是解脱了，那刘备及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就变味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关羽是大义凛然，实际上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看来经过几百年的加工改造，民间艺人和作家们似乎还是没有为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开脱理由，所谓的"降汉不降曹"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以笔者浅见：还不如干脆就写曹操爱惜人才，以刘备的两个夫人来要挟关羽。关羽事出无奈，只得举手投降，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笔者认为：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就算这样写法，会对关羽的英雄形象产生什么伤害呢？我看还不至于。就算怎样去掩饰，关羽到底还是投降了，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第二篇：品人录

在距离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他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袁术至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袁术此人，既无治国安邦之策，又无称霸天下之才，只是仰仗自己"四世三公"之后便怀问鼎天下之志，实在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

曹操曾经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当我们看到袁术的下场，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子莫似袁公路"！

第15节：生子莫似袁公路

三国时期，群星荟萃，各种风流人物粉墨登场，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卷。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有一个人的沉浮兴亡颇为耐人寻味，给后世者诸多警示，这个人就是早期不可一世的群雄之--袁术。

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袁术出身豪门，家世显赫。可以说，古往今来，像袁家这样的望族简直是凤毛麟角。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人称"一门七进士，两朝三探花"，清代海宁查家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清末常熟翁氏号称"状元门第，帝师世家"，不难想见，像这样的家世，说起来是何等的气派和荣耀，但跟袁家比起来，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提到老袁家，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四世三公"，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袁术的高祖父袁安是东汉的司徒，袁安的第二个儿子袁敞做过司空，袁安的大儿子袁京虽然只做到蜀郡太守，但袁京的儿子，也就是袁安的孙子袁汤却官至太尉，并且袁汤的第三子袁逢、第四子袁隗也都位至三公，所以人们说袁家是"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意思就是自袁安这一辈下来，连续四代人都位至三公，这就是四世三公之说的由来了。

或许也正是因为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袁术和袁绍两弟兄才会暗生不臣之心。群雄割据时期，他们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成为各路诸侯之中实力之最强者。以他们二人的实力及家族的名望，照道理莫说是复兴汉室，就算是兄弟联手、另起炉灶，统一华夏也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最后却都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袁术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仗着家族的背景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袁术年轻时便举孝廉为郎，史书上说他"历职内外"，在很多职位上有过历练，后来又担任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务。董卓专权时期，为了拉拢袁术，还特意任命他为后将军。袁术的头脑这时倒是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便和兄弟袁绍一样，借机逃出洛阳并迅速组织各大割据势力联合讨董。这时的袁术应该说是很有号召力的，他最为成功的一招就是将当时的长沙太守孙坚拉到了自己身边。

孙坚人称"江东猛虎"，忠勇善战，其军事才能在讨董诸侯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连董卓也要惧他三分。孙坚自长沙起兵之后，一路北上，还没跟董卓交战，就先后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不但帮助袁术稳稳当当地占据了荆州最靠北的南阳郡，而且几乎将身后整个荆州都划入势力范围。根据《后汉书》记载，南阳有三十七城，五十万户，总计超过二百四十万的人口，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十分发达，是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旁边的汝南也有三十七城，拥有四十万户，二百一十万人口，是规模仅次于南阳的第二大郡。袁术自己占据着南阳，而汝南恰恰又是袁氏一族的乡里所在，毫无疑义地成为袁术强有力的后盾。

就在孙坚北上后不久，新任荆州刺史刘表上表天子，让袁术名正言顺地以后将军的身份领南阳太守，而袁术也趁机上表，让孙坚做豫州刺史。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家世显赫的袁术逢此乱世，可谓得天时；喜获孙坚为前驱，可谓有人和；兼跨荆、豫二州，可谓得地利，此时的袁术，已经大有天下谁与争锋之势了。正因如此，在其他诸侯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孙坚却能在袁术的支持之下，逼走董卓，一路杀进洛阳。

但这还不是袁术最为辉煌的时刻，因为很快，袁术势力集团与袁绍势力集团间的较量就开始了。袁绍对董卓是恨之入骨的，也不准备承认由董卓册立的汉献帝，于是准备另外立一个皇帝，但袁术随着自己地盘的扩大，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出来，开始做起了皇帝梦，于是找了个借口拒绝与袁绍合作，哥俩的关系原本就一般，这样一来，渐渐就有些势如水火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袁术坚持让孙坚做了豫州刺史，但袁绍对这个任命却不承认，而且还另外任命了一个叫周喁的人来做豫州刺史。一山不容二虎，冲突是避免不了的，论打仗，周喁当然不是孙坚的对手，屡战屡败，被打得灰头土脸地跑了。不过袁术的的胃口并不仅仅就是眼前的这块地盘，就在孙坚跟周喁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充到了扬州一带，周喁的哥哥--九江太守周昴，就被袁术敲打了一通，那位周喁打不过孙坚，于是便跑过来帮哥哥跟袁术打仗，结果又是大败而回。袁氏兄弟间的这一番较量，袁术大获全胜。

但袁绍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针对袁术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使得袁术成为众矢之的，加上袁术自身的种种缺陷，一些潜在的危机开始出现。袁术先后占领了扬州、豫州、司隶和荆州一部，俨然成为南方霸主。这时的他开始沾沾自喜，不但忘了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还摆出了一副群雄领袖的臭架子，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出各种事端，弄了个损人不利己，不但和堂兄袁绍反目成仇，又同近邻刘表翻了脸。笔者认为，树敌过多过快，是袁术的一大败笔。

袁术在占据南阳后，身上那种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眼高手低的劣根也渐渐显露，原本富庶的南阳郡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管辖。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这样一来，袁术的那些"看上去挺美"的军事扩张就大有穷兵黩武的味道了。史书上说他"舍近交远"，认为他政治眼光和手段过于拙劣。对于这个评价，笔者以为有些值得商榷之处。或许袁术以为自己回到了战国时期，想来个"远交近攻"，这样的想法其实倒也无可厚非，只可惜他内德不修，那外受其辱也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了。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这是对袁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之前表荐袁术领南阳郡的那位刘表，他对于荆州的混乱状况是不满的，于是在蒯良、蒯越兄弟还有蔡瑁等人的支持之下，对荆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是"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居然在袁术的后方建了个根据地出来。这当然是袁术所不能容忍的，而袁术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打仗。

如果袁术真的打败了刘表，那将真是件悲哀的事，不过还好，就算是常胜将军，也会有吃败仗的时候--即使是孙武再世的孙坚也不能例外。这年冬天，孙坚率军队包围了襄阳，战局对刘表极为不利，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孙坚却在岘山一战中死于乱箭之下，刘表趁机奋起反击，幸运地赢得了生死之战。

孙坚死后，袁术失掉了最有力的武器，没有了武力的掩饰，他的弱点更是暴露无遗。结果在刘表、曹操和袁绍三面夹击之下，袁术一路败北，被迫跑到了扬州一带，意图东山再起。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让袁术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一件是因为吕布杀死董卓而导致长安陷入混乱，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把吕布赶出武关，这时袁术还没有败走到扬州，但他拒绝接纳逃亡出来的吕布，这让李傕、郭汜等人看到了与袁术结盟的希望。而事实上，袁术对于关中势力和汉献帝的态度，跟袁绍是有明显不同的，于是李傕以朝廷的名义派了太傅马日磾前去册封袁术，拜袁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另一件事就是孙坚的长子孙策的出现，孙策的军事才干甚至比孙坚更突出，让袁术眼前一亮，甚至还说出"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的话来。

可惜袁术为人言而无信，重利寡义，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套，令不少曾经投靠他的人失去信心而离去，孙策自然也不例外。袁术曾经许诺孙策，让他出任九江太守，但不久又变卦转而任命丹阳人陈纪为九江太守。袁术派孙策进攻庐江，又对孙策说："以前用错了陈纪，现在如果打败了陆康，庐江太守一职就非你莫属了。"结果当孙策占领庐江以后，袁术却又派自己的心腹刘勋为庐江太守。逼得孙策终于无奈离去，之后转战江东，奠定了东吴政权。

袁术虽然把扬州治理得一团糟，但他的皇帝梦却反而愈做愈烈。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获得手下的支持，袁术利用汉献帝被李、郭劫持之机，召集手下，恬不知耻地提出称帝的梦想，完全暴露出他乱臣贼子的嘴脸。据《三国志·袁术传》记载，袁术当时对手下说"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袁术的荒诞提议不但是无人响应，反倒是招来主簿阎象的公开反对："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阎象拿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都没有称帝这事来做比较，然后说袁术的实力还没达到周那么强盛，而汉室也没有殷纣王那么暴虐无德，其实这话说得还是非常客气的，因为此时的袁术手里不过区区几个郡，实力不要说跟周相比，连袁绍、曹操都比不过，居然想着要当皇帝，这种话说出来不是要笑掉大牙嘛。

袁术一看在内部得不到支持，转而写信给孙策，想得到他的支持，而此时已是威镇江东的孙策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对袁术的野心进行了严厉驳斥。袁术不但不清醒，反而还为此气得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能当上皇帝，袁术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当公元196年9月，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以后，袁术再也忍不住了，他决定孤注一掷，死也要实现自己的皇帝梦。

公元197年2月，袁术不顾手下的反对，在寿春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袁术改九江为淮南，任用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做得是像模像样，可惜袁术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势。此时的袁术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自己的地盘仅仅只有两个郡，本钱少得可怜，加上袁术的荒淫奢侈，把富裕的淮南地区糟蹋得残败不堪。公元197年正值大旱，土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连袁术手下的士兵都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而袁术却仍然花天酒地，在后宫养了数百嫔妃，个个都绫罗绸缎，衣着华丽，整天山珍海味，享受不尽。结果自然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不用别人来打，自己都混不下去了，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皇帝。

袁术称帝，立刻又得罪了其他的割据势力，遭到曹操、吕布、刘备的围攻，战场上损兵折将，仅有的地盘不断被蚕食。公元199年，袁术放火烧宫，带上一大帮随从想去投靠部下陈简、雷薄。陈、雷二人一早就知道这位皇上的德行，唯恐惹祸上身，加以拒绝。这一下袁术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原本已是反目成仇的兄弟袁绍收留。多亏袁绍心里还有他这么一个弟弟，派长子袁谭前往青州迎接。不料在赶往青州途中，袁术遭到曹操、刘备的截击。无奈之下，袁术只好掉头逃往寿春。在距离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他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袁术至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袁术此人，既无治国安邦之策，又无称霸天下之才，只是仰仗自己"四世三公"之后便怀问鼎天下之志，实在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

曹操曾经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当我们看到袁术的下场，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子莫似袁公路"！

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叹，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王允（公元137-192年），字子师，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官宦给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勾结官宦，恶人先告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来，准备把他杀掉。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知道了，于是"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可谓是战功卓著了。但这时偏偏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又给自己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救，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地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得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后汉末年时期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他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底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得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得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得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相当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得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得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他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衔，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像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得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于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