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柔道”开国“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当我们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攀天莫登龙
　　
　　走山莫骑虎
　　
　　贵贱结交心不移
　　
　　唯有严陵及光武
　　
　　唐/李白/箜篌谣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十二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下。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欠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而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然后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谈起昆阳之战的胜利，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并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诫诫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这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莫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封建官场虽是一片漆黑，但毕竟还会偶尔闪现出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物，就是这些凤毛鳞角的人物，足以使我们兴奋不已。
　　
　　“柔道”也属治人之术，但毕竟和虚伪、狡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已不是“术”，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如果连这样的“术”也否定了，那就陷入“文革”期间的“清官比赃官还坏”的荒谬逻辑。

4女人与政治
　　
　　说来也怪，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就能成为权谋家甚至政治家。
　　
　　一个出身低微并无特殊之处的女人，当了皇后之后，也能智谋百出，凌驾群臣，把一个个出生入死斩敌百万的将军视若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终于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颇得后人的好评。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叹！
　　
　　这个女人就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
　　
　　据说，刘邦与吕雉之间，有一段奇异的姻缘。还在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他的朋友萧何前来闲谈，无意间谈起了单父县中来了一位姓吕的绅士，是为避仇前来投靠县令的。县令为了顾全友情，下令凡县吏都应出资相贺。刘邦随口答应道：“贵客辱临，应当重贺。”萧何以为他开个玩笑，也未在意。谁知到了贺会的日子，刘邦竟然长驱直入。这时萧何早已在前厅站立，替吕公收受贺礼，他见刘邦来了，故意高喊道：“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刘邦一听，拿出自己的名帖，上面写上贺钱满万，递了进去。吕公见刘邦贺资独厚，连忙迎了出来，请他上座。吕公素善相术，见刘邦龟背斗胸，日角龙股，更是礼敬有加。萧何知道刘邦没带钱来，就在一边嘲笑他说：“刘家小子恐怕专好大言欺人，没什么贺礼。”吕公明明已听到，却并未改变对刘邦的态度。
　　
　　舞台小世界，人生大舞台，此之谓乎？等到开了筵席，吕公竟把刘邦让入上座，刘邦也不多管，只是自顾豪饮。等到筵席散了，吕公举目示意，要刘邦留下。刘邦虽无一钱，却也并不慌张，哪知吕公问道：“我平素遇到的相貌奇异之人，没有一个赶得上您，不知您娶了妇人没有？”刘邦说尚未娶妻。吕公十分坦诚地说：“我有个小女儿，希望能配给您做妻子，请不要嫌弃。”刘邦一听，真是喜从天降，当即跪下磕头行礼。后来吕公的夫人责备吕公说：“你经常说我们的女儿有贵相，多少大户人家求亲你都不许，却偏偏配给刘邦这么一个穷极无聊的人。”吕公说：“刘邦生就贵相，日后必君临人上。”就这样，吕雉与刘邦结为夫妻。
　　
　　刘邦斩蛇起义以后，吕雉及两个幼子均被捕入狱中，多亏萧何及狱吏解救，才被释放，后来吕雉带着子女在芒砀山中找到了刘邦，一直跟随在刘邦的身边。
　　
　　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他的父亲及吕雉被掳往项羽军中，后来被项羽放还。
　　
　　吕雉与刘邦本是结发夫妻，又是患难夫妻，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吕雉即为皇后，立吕雉子盈为太子，但吕雉和太子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只身一人落荒而逃，逃到一处人家，乞食借宿，这家主人听说他是汉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戚夫人。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就把戚夫人接来，逐渐疏远了吕后，专宠戚夫人。
　　
　　戚姬年纪既轻，长得又十分漂亮，不但善于舞蹈，还能弹会唱、粗通文墨，极会体贴奉迎，以致刘邦溺爱成癖。戚姬既得专宠，为了自己的未来，便几次三番乞求刘邦立她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开始不同意，戚姬就时常哭泣哀求。
　　
　　刘邦不免动心，尤其太子刘盈生性软弱，刘邦素来不喜，而如意却聪慧刚毅，刘邦觉得他很像自己，十分喜爱。刘邦也想趁早废了刘盈，立如意为太子，这样既可保住汉祚，又能安慰爱妃。吕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日夜心惊胆战，但刘邦全部身心都在戚姬身上，自己无由接近，只能空自焦急。
　　
　　正巧如意已满十岁，按惯例应当改封，如意也应当到封地去。戚姬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因为如意一旦到了封地，就很难见到皇上，更不用说朝夕伺候在皇上身边了，这样就会疏远感情，再也无法讨得皇上的欢心。
　　
　　戚姬见到刘邦，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刘邦窥破了戚姬的心意，说：“你莫非是为了如意改封就国的事吗？我本想立如意为太子，只是废长立幼，废嫡立庶，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等等再说罢。”戚姬更加哭泣哀求，刘邦不禁动摇，最后决定第二天跟群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
　　
　　第二天早朝，群臣毕集，刘邦提出废立太子事宜，大臣们都觉惊惧，都说太子册立数年，并无过失，无端废立，恐怕会引起混乱。刘邦不听，催命词臣草诏，就在这时，御史大夫周昌大喝“不可”，周昌口吃，越是情急，就越是说不出，憋了半天，才说：“臣口不能言，但期期知不可行。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连续说出了两个“期期”，刘邦忍不住笑了，满朝群臣也笑出声来。刘邦这一笑反解了刚才的怒气，就此不再催写诏书，罢朝而去。
　　
　　周昌走到东厢门外，见吕后正站在那里等候，正要上前行礼，不料吕后却突然向他跪倒，周昌不知所以，也慌忙跪倒，吕后连忙把他扶起来说：“今日若非您据理力争，太子恐怕已被废了，我感谢您保全了太子，所以才行此大礼。”周昌忙说：“为公不为私，皇后不必多意。”其实，这一方面表达了吕后对周昌的感激，另一方面也是吕后故作姿态，让群臣知道太子轻易废除不得。
　　
　　但吕雉深深地知道，刘邦只是一时罢议，到了一定时候，他又会重新提出废立太子的事。她自己想不出保全太子的办法，便拉拢张良，让张良替她出谋划策。张良说：“如果让一些贤能而又卓有名望的人辅佐太子，皇上就会觉得太子既贤明又得人心，即使要废，也要慎重考虑。这样做，或许能保全太子。”吕后连忙又问哪里有这样的人，张良说：“听说陕西的商山一带有四位年老的隐士，称为‘商山四皓’，皇上曾多次聘请征召，都被拒绝了，如果能请得他们前来，或许有用。”于是，吕雉就派人千方百计地请来了“商山四皓”。

刘邦在平定了英布等人的叛乱以后，鞍马劳顿，再加征战中所受的箭伤复发，病势沉重。戚姬日夜伺侯在旁，暗想万一高祖驾崩，自己母子绝无生路，便婉转哀求刘邦设法保全其母子的性命。刘邦想来想去，并无其他方法，只有重提废立太子一事。
　　
　　张良为太子少傅，听说了这事，立刻去拜见刘邦。张良说了许多道理，刘邦居然不理。张良自跟从刘邦以来，刘邦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张良知道难以劝谏，便在家里装病。太子太傅叔孙通听说了，进宫直言抗谏说：“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去太子，晋国乱了二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苏，致使秦国灭亡，这是您亲眼看见的。吕后与陛下患难夫妻，只生太子一人，且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为什么要无端废弃呢？如果不听，我便以死相谏。”说着就拔剑自刎，刘邦连忙止住说：“我本是说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久，刘邦特召太子宴饮，实际上想考察虚实。“商山四皓”听说了，也跟太子一起进宫，刘邦见太子身后坐着四位须眉似雪、仙风道骨的老者，十分惊异地问是什么人。四位老者一一自叙姓名。刘邦非常惊愕地说：“我访聘你们已有好几年，你们总是不来，现在难道是跟我的儿子交游吗？”“四皓”齐声回答说：“陛下轻贱士人，随便辱骂，我们忍受不了污辱，才不来见您。现在听说太子仁厚爱士，天下士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太子，愿为太子效死。我们几个人特意远道而来，是想敬奉辅佐太子。”刘邦听了，叹息不已。
　　
　　太子和“四皓”离开时，刘邦急忙把戚姬叫来，指点着“四皓”的背影说：“不是我不愿立如意为太子，实在是太子羽翼已成，已不能废弃了。”戚姬听后，知道再无希望，当即悲凄欲绝。刘邦也不免伤感，为戚姬作“鸿鹄高飞”词，高声吟唱，音调凄楚。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吕雉操纵了大权。她不仅加紧排斥刘氏势力，更是首先把以往恨之入骨的“眼中钉”戚姬打入冷宫。吕雉令人剃光了戚姬的满头乌发，又用铁箍子束住她的头颈，再扒下她的宫装，换上赭红色的粗布村装，赶入永巷内圈禁起来，让她整天舂米劳作。
　　
　　戚姬从未舂过米，感到满腹的悲愤，且哭且舂。不久，她慢慢地编出了一首“舂歌”，在舂米时边舂边唱：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吕雉知道后，大怒如狂，愤然骂道：“贱奴尚敢依靠儿子吗？”公元前194年，吕雉让人毒杀了赵隐王如意。吕雉既已杀死了戚姬的儿子，就更加残无人道地迫害戚姬。先把她的手指脚趾斩掉，再割其乳房，又剜其双眼，并熏聋她的耳朵，饮以哑药，然后放入厕所。吕雉给戚姬取了个名字叫“人彘”。过了几天，吕雉竟叫惠帝前来观看，惠帝问那是什么，有人告诉他那就是戚姬。第二天，戚姬就死了。
　　
　　惠帝见到戚姬的遭遇后，回到宫中大哭不已，生病一年，不能起床。后来托人传话给吕雉说：“把戚姬治成那个样子，不是人能干出的事。我作为您的儿子，到底还是不能治理天下。”从此，汉惠帝纵酒淫乐，不理朝政，消极颓废，于公元前188年忧郁而死。
　　
　　人说女人的嫉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但像吕雉对戚姬这样的嫉妒和“复仇”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吕雉不仅对待同性对手如此残忍，对待异性也毫不手软。
　　
　　汉朝初年，天下始定，但人心仍未统一，特别是某些重兵在握的将领，总想窥伺时机，以图天下，因此，刘邦格外小心。他在征讨叛将陈豨的时候，宫廷之内委于吕雉，宫廷之外委于萧何，他才放心离去。吕雉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树立权威、培植势力的机会，以便日后能够独揽大权。
　　
　　刘邦怀疑韩信谋反，把他降封留在长安。恰在这时，韩信的舍人栾说派他的弟弟前来送信，报称韩信与陈豨通谋，以前已有密约，这次约定乘夜间不备，打开囚牢，放出囚犯，袭击皇太子，与陈豨遥相呼应。吕雉得书后忙与萧何商量，商定诛除韩信的密谋。吕雉派遣一心腹军士，潜出长安，绕到北方，再复入长安，谎称是刘邦派来，报告已平定陈豨叛乱的消息。群臣不知有诈，都来朝中称贺。吕雉的本意是将韩信诳到宫中，但韩信称病未来拜贺，萧何就被迫走一趟。他来到韩信的家里，韩信只得出见，萧何说韩信的病无关紧要，韩信无奈，只得跟着萧何来到朝廷之上，尚未拜贺，即被拿下。韩信知道不好，疾呼萧何，望他救助，谁知萧何早已躲开。

武士把韩信带到吕雉面前，吕雉拿出栾说送来的书信作为谋反的“证据”，韩信当然不服，吕雉说：“现奉皇上诏命，周勃陈豨已就擒，供出由你主使，你的舍人也有书信来告，证据确凿。”韩信还想申辩，吕雉怕夜长梦多，立命推出斩首。就这样，一员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不明不白地死在吕雉的刀下。
　　
　　萧何追回韩信，使为大将；又设计拘逮，使之殒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何以如此，皆因彼一时，此一时也。彼时刘邦急需人才，此时刘邦要兔死狗烹，吕雉又要压服人心，所以为将为鬼都是出于时势的需要。萧何之为人，也无太多的正直可言，无非是一个足智多谋、谨慎小心、善于趋时避祸的权谋之士罢了。
　　
　　吕雉杀了韩信，还嫌不够，又借故杀了梁王彭越。刘邦讨伐陈豨的时候，曾到梁地征兵，当时恰值梁王彭越生病，未能前去，刘邦大怒，怀疑彭越谋反。这时恰好梁太仆报称彭越谋反，刘邦就把他抓了起来。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彭越虽镇压叛乱不积极，却并未有谋反的事实，就把他贬为庶人，押在洛阳宫中。后又把他迁至蜀地居住。彭越西行至郑，正碰上从长安到洛阳的吕雉，彭越竟自投杀星，向吕雉哭诉自己无罪，并请居故地昌邑。吕雉满口答应替他说情，把他带至洛阳，其实却暗中教人诬告彭越谋反，将彭越杀于洛阳城外，并把他的三族一起抓来，斩草除根。
　　吕雉杀了这两位王侯功臣，确实震惊了朝中大臣，令人刮目相看，也拉拢了部分势力。也许，她杀死这些开国大将，还有一个远期目的，那就是为她将来独掌大权扫清道路。但同时也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刘邦早看出了这一点，为了自己死后刘氏政权不至灭亡，他与大臣们一起杀了白马，歃血盟誓说：“如果不是刘氏宗族而被封为王，天下人一起来讨伐他！”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刘盈懦弱，吕雉独操大权。
　　
　　不久，刘盈被吕雉惊吓而死。吕雉只有刘盈一个亲生儿子，就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名叫刘恭的男孩即位，同时杀掉他的生母。至此，吕雉临朝称制。
　　
　　吕雉临朝称制的八年间，打破了刘邦非刘氏宗族不可称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其妹吕须（樊哙之妻）为临光侯。刘氏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改成吕氏政权了。
　　
　　刘恭年龄渐长，知道自己不是吕雉的亲生儿子，有一次恨恨地说：“太后怎能杀死我母亲而将我立为皇帝呢？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吕雉听说后，立即把他幽禁起来，不久后即废掉杀死，然后又立恒山王刘弘为傀儡皇帝。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雉病重，她知道群臣不服，自己死后必生大乱，提前对诸吕作了军事安排，并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大臣恐变，一定不要出宫为我送葬，以免为别人控制，要紧握兵权，守住皇宫。”
　　
　　是月吕雉病死，汉初开国功臣周勃及丞相陈平等人联合其他将领，利用诸吕的犹豫慌乱，一举剪除了他们，将其诛杀殆尽，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吕雉苦心经营的吕氏政权彻底破产。
　　
　　吕雉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在她临朝称制的八年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安定和发展，应当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吕雉从布衣荆钗而至九五之尊，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个，绝无第二。纵观她的一生，可以说机遇占一半，个人的努力也占了一半。前一半是她作为刘邦之妻，贵为皇后，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一半则靠她自己处处着意，时时留心的长期努力和刚毅残忍的手腕。同是皇帝的妻子，戚姬比吕雉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戚姬不会利用，只是一味地哀求刘邦，终于失败，而吕雉则内外兼攻，刚柔并施，终于树立了威望，压服了群臣。
　　
　　其实，纵观吕雉的一生，其成功的秘诀当在机诈和残忍两点上。中国的封建宫廷，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讲理、最无道德的地方，在一定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人情，就会败下阵来。为了权力，可以完全不惜付出物质、道德、亲情上的代价，可以昧绝一切良心。
　　
　　在封建宫廷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

5明君的晚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如云烟过客般的芸芸帝王中，唯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几个封建皇帝还常常被后人提起。这四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所长，往往被看作封建帝王的代表。
　　
　　秦皇是指秦始皇，他统一全国，建立了完整的封建国家，其开创之功不容湮没。
　　
　　汉武指汉武帝，他雄才大略，也好大喜功，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唐宗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勇武仁爱，善于纳谏，被看作是理想明君的象征。
　　
　　宋祖指宋太祖赵匡胤，他统一中国，加强文治，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也算是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他们并非完人，不仅不是完人，在某些历史时期，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昏庸嗜杀的暴君。尤其是一些能够得享天年的君主，晚年更是昏聩暴虐。说来也很有意思，翻开帝王谱看看，封建帝王能够长寿的很少，一般来说，能够中寿而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许真是上天有眼，不让封建皇帝们一个个地长寿，因为他们一旦得享遐年高寿，晚年往往作恶多端，不仅祸乱宫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似乎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别的不说，汉武帝的晚年就很值得研究，我们不看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只看看他的糊涂残暴就很受启发。
　　
　　汉武帝生逢其时。他即位之时，汉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前面的“文景之治”也为他铺好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武帝上台之后，整顿军队，起用将领，消除边患，开疆拓土，应当说做了一番事业。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但他做了五十多年的皇帝，到了晚年，可就“晚节不终”了。
　　
　　武帝年轻时就相信长生不老之术，晚年之际，就更加迷恋。在太始和征和年间，他数次东巡，效仿秦始皇派徐福去东海求仙，企图得遇神仙。但神仙缥缈，踪迹难寻，反遇连年水涝旱灾不断，五谷不收，把武帝弄得心情更加郁闷。
　　
　　汉武帝征和元年的一天，年事已高的武帝在建章宫中闲坐，恍惚中看见一个男子佩带宝剑直闯进宫。武帝惊觉，连忙呵斥武士拿下，但随侍左右的武士并未看见那男子，遍搜建章宫，也不见踪影。唯独武帝说亲眼看见，绝无虚假。武帝责怪守门的官吏失职，诛杀了几个人，又派兵搜索上林苑，仍未拿到。最后关住城门，挨家挨户地搜查，冤枉者不少，真犯始终未能拿获。搜到这个份上，也只得作罢。
　　
　　武帝本来就相信神仙鬼怪之事，经这次闹腾，更不怀疑，认为有人暗中施弄巫术，要谋害他，于是就引用方士巫师，清除巫蛊。因此，只要有门路可钻，方士巫觋们都辗转引荐，汉武帝与儒家学者研讨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禁锢之弊，但对民族的稳固、强盛与发展还是有莫大贡献的。
　　
　　出入宫廷。一个堂堂的皇家宫殿，成了鬼蜮的世界。
　　
　　武帝正在疑神疑鬼之际，忽有一个囚犯上书，告发丞相公孙贺及其子曾使巫婆在宗祠中祷告，诅咒宫廷，并把木偶人埋在去甘泉宫的大路边，武帝看罢奏章，勃然大怒。原来，丞相公孙贺的夫人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夫人的亲姐姐，其子公孙敬声行止不端，后来竟擅自挪用军饷一千九百万钱，被人揭发后遭到逮捕，关押狱中。公孙贺爱子心切，想把公孙敬声救出来。这时恰巧有阳陵侠客朱安世来到都城，到处作案，一直拿不到他。其实，衙门公差大都与朱安世相识，只是因为朱安世杀富济贫、仗义疏财，大家全都暗中护持，不愿拿他归案。公孙贺就上书要求以朱安世换出儿子，武帝也答应了。于是，公孙贺给公门捕差下了死命令，如果拿不到朱安世，即以包庇窝藏论罪处死。捕差无奈，只得向朱安世说明情况，把他送给公孙贺。朱安世冷笑说：“丞相要害我，恐怕自己一家先是难保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施巫术诅咒宫廷。武帝阅奏后立即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廷尉杜周讯办。杜周是有名的酷吏，乐于罗织罪名，牵连构陷。杜周先把阳石公主坐进案中，阳石公主是武帝的亲生女儿，与诸邑公主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诸邑公主是卫皇后所生，与卫皇后的弟弟卫青的儿子卫伉为中表亲，卫伉本承袭了父亲的爵封，后因犯罪被削封，多少有些怨言。就这样，杜周将之全部网罗坐罪，入狱囚系。公孙贺父子毙死狱中，卫伉被处斩，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均被武帝下诏处死。
　　
　　一件巫蛊案，死了六七人，其中有绝无干系之人，更有武帝的亲生骨肉，但武帝不仅不自悔残暴，反以为杜周办理得宜，多有褒赏。丞相空缺，由涿郡太守刘屈牦担任。此时汉武帝已年近七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已算是很长寿的了，但他仍恐不能延年，时时处处寻求延年益寿之方，经常派人访求吐纳导引之法。他曾在宫中铸一巨形铜像，高二十丈，以手托盘，承接早上的露水，名为仙人掌。再用所得露水调和玉屑药物等，每日取做饮料。在今天看来，这虽属荒诞可笑，但对调理人体也不无好处。
　　
　　汉武帝本来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自 马踏飞燕三足腾空，一足踏于飞燕掠过的一瞬，其气势与灵动，正与炎汉全盛的气魄相应。然延年，本非难事。怎奈封建帝王几乎无不好色者，长期淫乱，必然伐空体性，难保长久。汉武帝先宠爱陈皇后，因陈皇后不能生子，又移宠卫皇后，待卫皇后年长色衰，再宠爱王夫人和李夫人。王、李二夫人病逝之后，又有尹姬和邢姬争宠后宫。据说，尹婕妤和邢娥两人都长得十分漂亮，但为避免争宠吃醋，武帝从不让她们两人相会。一次，尹婕妤忍耐不住，请求武帝让她们见上一面，比一比看谁更漂亮。武帝知道尹婕妤比不上邢娥，就派宫女梳妆顶替。两人相见，尹婕妤一眼就看出她是宫女假扮的，越发引动了她的好奇心，非要与邢娥相见不可。等到邢娥出来，虽是便衣淡妆，却是丽质照人。尹婕妤见了，目瞪口呆半晌，等邢娥走了之后，才俯首低泣。从此之后，两人不再会面，后人称之为“尹邢避面”。
　　
　　至于钩弋夫人，更有奇特的传说和身际遭遇。据说汉武帝北巡渡过黄河，见有青紫之气缭绕天空，武帝觉得奇怪，就找方士询问，方士说：“青紫纠结，此间必有奇女子!”武帝命人搜寻，果如其言，在河间查到了一个赵姓女子，艳丽绝伦。奇怪的是两手自胎中生下就不能伸开。武帝命人按摩推拿，无一人能使她伸开手指，武帝纳闷，就亲自动手。谁知无需费力，赵女的手指随着武帝的手一下子就伸开了，手掌中各握着一个玉钩。武帝非常惊奇，当即把她载在车后，带入后宫，并在宫中专辟一处，供她居住，称作钩弋宫，称赵女为钩弋夫人，亦名拳夫人。
　　
　　过了一年多，钩弋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弗陵，钩弋夫人即升为婕妤。据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孩子，上古时期的尧母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才生尧，所以汉武帝又把钩弋宫称为尧母门。生弗陵之时，武帝已近七十，人们都说此时武帝已无力生子，定是钩弋夫人通晓黄帝的素女之术，能使武帝返老还童，老蚌生珠。后来武帝杀死了太子，立弗陵为太子，但他怕子少母壮，将来必思干预朝政，决定将钩弋夫人处死。武帝就故意对钩弋夫人寻隙斥责，钩弋夫人脱簪谢罪，竟使武帝发怒，令左右把她牵出送入掖庭狱中。钩弋夫人临走之时，频频回顾，意态可怜。汉武帝则说：“快走快走，你恐怕是活不成了。”当晚，就下诏赐死狱中。
　　
　　武帝因宠幸钩弋夫人，又兼年纪已大，渐觉病邪侵体，特别是前次见男子佩剑入宫，遍搜不得，至今不忘，再加上公孙贺案件，赐死亲生二女，更是心神不宁，如此一来，便觉精神恍惚。一天在宫中睡午觉，忽然梦见许多木偶小人，手拿木棰舞动击打，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惕然而醒。醒后尚心惊肉跳，久久不能平静。

恰在这时，江充求见。江充靠告密起家，心狠手辣，深得武帝的信任。江充原是赵王彭祖的门客，他曾经得罪了赵王，怕赵王治罪，便逃到汉武帝那里，揭发赵王与姐妹通奸，赵王因此坐罪削爵。武帝见江充形貌壮伟，言辞慷慨，便拜他为直指使者，专门督察近臣贵戚的过失。一次，江充跟随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见太子家人驾车在中道行驶，便拦车扣截，太子知道后，急忙向他求情，要他不要报告，但江充还是报告了武帝。武帝以为他忠直，说“人臣正该如此”，便升他为衡水都尉。
　　
　　武帝见了江充，告知他梦中的情景，江充深深地懂得武帝的心理，便趁机断定是巫蛊所为。武帝一听，正中下怀，就派江充代为查办。
　　
　　江充正好乘机使奸，他引用几个胡巫，到处胡挖乱掘，一旦挖出木偶，即逮捕讯问。其实江充挖出的木偶，都是他让巫师们事先埋好的。为了体察主意，邀功请赏，江充用烧红的烙铁烤烙官民，逼他们承认埋藏木人，诅咒宫廷。起初被捕的官民不肯承认，但总因耐不住严刑逼供，最后大多自诬供认，这样，前前后后被江充害死的人达数万之多。
　　
　　这时江充正得势，他便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江充有多件事得罪了太子，一是弹劾太子家人，一是卖直干宠，再者他制造蛊巫冤狱，诛杀太众，太子也颇有怨言。江充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非被诛戮不可，因此，他要趁自己得势的时候搞垮太子。
　　
　　太子刘据为卫夫人所生，生性谨厚，愿意代人减罪免狱，颇有声名。武帝起初很喜欢他，但后来觉得他才具一般，不似自己，所以不太满意，太子多亏卫夫人提醒，要他曲承皇上的意愿，才未被废。江充利用武帝的这种心理，伙同黄门侍郎苏文谗毁太子。
　　
　　一次，太子进宫去谒见母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苏文就主动对武帝说：“太子终日在宫中不出，恐怕是与宫女们厮混吧!”武帝没有答腔，只是把东宫妇女二百人拨给太子。太子觉得事情不对，留心调查，才知道是被苏文谗毁，由此就更加注意检点，不敢稍微大意。苏文又与小黄门常融勾结，让他伺机进谗。一次，武帝生病，让常融去传召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听后面有喜容，等太子进来，武帝发现太子的脸上尚存泪痕，这才知道是常融陷害太子，便把常融推出斩首。
　　
　　江充见计谋受挫，认为更应抓住武帝欲求长生、信奉神巫的心理去做文章。他暗中派一个名叫檀柯的胡巫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气隐现，如果不赶快清除，皇上的病是很难好的。武帝一听，果然相信，立刻派江充进宫挖蛊治理。
　　
　　江充手持诏书，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戆、黄门苏文及胡巫檀柯进宫挖蛊，别处挖出的不多，唯独皇后、太子宫中，掘出了许多木人，特别是太子的宫中，还掘出了帛书，上面写着一些邪乱难解的文字，显然是符图，江充不问青红皂白，当做证据，扬言说要奏告皇上。
　　
　　太子并未埋藏木偶，但如今被挖掘出来，百口难辩，他知道武帝的脾气，当即就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连忙召来少傅石德，向他问计。石德知道其中的利害，恐怕受牵连被诛，就向太子献计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及两位公主就是因受此罪的牵连而被诛杀，现在从你的宫里掘出了木人符书，即使明知陷害，那也是无法辩明的了。如今之计，不如先抓住江充等人，问清事实，再想办法。”太子惊问道：“江充等人是拿着皇上的诏书来的，难道能擅自逮捕吗?”石德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不能理事，奸臣敢这样胡为，定是欺蒙了皇上，若不从速发兵，岂不要重蹈秦朝太子扶苏的覆辙吗?”太子听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只是未加任何布置准备，就假传圣旨，征调武士，捉住了江充。韩说等人战死，苏文、章戆却逃往甘泉宫。
　　
　　太子处死了江充，烧死了胡巫檀柯，并派人持节入未央宫通报太后，打开宫中的武库，令人守备长乐宫门。
　　
　　苏文等奔回甘泉宫，说太子已经造反，江充等人已被捉去。汉武帝此时还算明白，对苏文说：“太子生变，恐是为江充掘出巫蛊之事，快把他叫来，我要查问清楚。”使者临去之时，苏文对他连使眼色，使者既明白苏文的意思，又恐被苏文杀掉，不敢去传召太子，落得卖个情，就在甘泉宫外躲避多时，复回来向武皇说：“太子确已谋反，不仅不愿前来，还差点把我杀掉。”
　　
　　武帝闻言大怒，马上命令丞相刘屈牦发兵拘捕太子，又下诏命令都城近郊各县的兵马均归丞相指挥。刘屈牦接到命令，即刻发兵攻打长乐宫。太子闻报，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得一边假借皇帝命令尽赦都城里的囚徒，令他们武装作战。由石德及宾客张光率领，分兵迎敌。一边又到处宣称说，皇上病危，奸臣作乱，要大家领兵讨逆。两边都是皇帝的名义，群臣不知是真是假，茫无头绪，也不敢妄动，只得暂时观望。
　　
　　太子与丞相督兵交战，打了三天三夜，仍未见胜负。直到第四天，武帝驾临建章宫，事情才弄清楚，原来是太子矫诏，大臣武将乃纷纷帮助丞相，讨伐太子，就是市井民间，也纷纷传言太子造反。太子的境况越来越危急，连忙跑到护军使者任安那里，给他赤节，令他发兵。任安平时与太子十分交好，当面不好推辞，便收下了赤节，但跑到军内，再不出见。太子没有办法，又让都中的百姓当兵作战，打了两夜，终于兵败，石德、张光也被杀死。
　　
　　太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往城门，城门本早已关闭，碰田仁当值，他见太子带着两个儿子，情状可怜，不忍捉拿，就放他出去了。丞相刘屈牦追到城边，查明是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就要处斩田仁。御史暴胜之止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不能擅自斩首，应当奏明武帝再行处置。”
　　
　　武帝听说太子逃走，暴怒异常。不仅杀了田仁，还追查暴胜之为什么袒护田仁，吓得他自杀了，甚至连虽未发兵，但私自受节的护军使者任安也被逮捕，系入狱中，候日腰斩。武帝又收了卫后的印绶，卫后大哭一场，上吊自缢，卫氏家族全被杀死，包括太子的妃妾，也全部自杀，至于随同太子造反的东宫官吏，也全被处死。
　　
　　武帝诛杀了这么多人以后，尚不解气，发诏缉捕太子，群臣没有敢进谏的，唯有壶关三老上书说：“江充只不过是一布衣，陛下把他当作忠诚之士大加任用，以致江充处处假借皇帝的旨意，迫害太子。江充狡诈虚伪，极善掩饰，使得太子进不能见皇帝，退则被乱臣困扰。过去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皆知，如今又要谗毁太子，太子结冤无告，身处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杀江充，只求自保而已，并无邪心。”武帝看了这道奏章，也多少有些悔悟，但尚未下定决心赦免太子。
　　
　　太子逃到湖县，藏在泉鸠里，那里的人虽留住了太子，但家境却十分贫困，无法供给。太子便写信给湖县的一位家境殷实的朋友，希望朋友可以帮忙，谁知竟因此走漏了风声。地方官前往拘捕，围住泉鸠里，太子见走投无路，便上吊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同泉鸠里人一起抵抗，也都被杀死。
　　
　　此时，汉武帝未必想杀太子，但太子既已被杀，也不能再行反悔，只好照原来的许诺，照常封赏了那些捉拿太子的人。武帝这才有所醒悟，派人调查江充等人挖木偶的事，不久即查清楚，多是江充等人弄虚作假，迎合自己。武帝怒极，诏令灭了江充全家。
　　
　　太子死后，汉武帝的儿子们争谋代立，此祸才消，彼祸又起。真是人生如泡影，富贵如幻梦。正如明朝崇祯皇帝所说：“愿世世勿生帝王家!”
　　希望延年益寿以至成仙，本是人之常情，并非怪诞，只是常人怀此希望，也只是希望而已，并不能兴师动众去供他驱遣。但如果是皇帝如此，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无限的欲望，加上无限的权力，那就会生出无限的祸患来。尤其到了晚年，越是长寿，就越是怕死；越是建立过功业，就越想占有一切，乃至想成佛成仙，长生不老。秦穆公如此，秦始皇如此，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虽不如他们那样求仙若狂，但宠信方士、吞丹服药的却是大有人在!
　　
　　人性的贪婪是可怕的，做了人间皇帝尚嫌不足，还想得道升仙；即使真能成为仙佛，他也会还嫌不足，正所谓欲壑难填!贪欲如无权力的限制，恐怕会吞噬整个人类。
　　
　　不过，历史的发展毕竟还有可靠的一面，皇权虽属无限，一旦滥用，也往往引火烧身，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无数次地证明过了。
　　
　　汉武帝晚年糊涂，其症结在于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可见，贪欲是引起祸乱的根源。

6帝王将相与韬光养晦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但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生养息的时间，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而绝不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往往将此看作是事业的尽头，畏葸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听天由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瞬息万变。因此，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西汉时期的淮阴侯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是淮阴人，自幼不农不商，又因家贫，所以衣食无着，想去充当小吏，却无一技之长，也未被录取。因此终日游荡，往往寄食于人家。他曾和亭长很要好，经常到亭长家里去吃饭，吃多了，也就惹得亭长的妻子厌烦。于是，亭长的妻子提前了吃饭时间，等韩信到的时候，碗已经洗过很久了。韩信知道惹人讨厌，从此不再去了。他来到淮阴城下，临水钓鱼，有时运气不佳，只好空腹度日。那里正巧有一个临水漂絮的老妇人，见韩信饿得可怜，每当午饭送来，总分一些给韩信吃。韩信饥饿难耐，也不推辞，这样一连吃了几十日。一日，韩信非常感激地对漂母说：“他日发迹，定当厚报。”谁知漂母竟含怒训斥韩信说：“大丈夫不能自谋生路，反受困顿。我看你七尺须眉，好似公子王孙，不忍你挨饿，才给你几顿饭吃，难道谁还望你报答不成？”说完，漂母拿起漂絮而去。
　　
　　韩信受人赐饭之恩，虽受激励，但苦无机会施展抱负。实在穷得无法，只得把家传的宝剑拿出来叫卖，卖了多日，竟卖不出去。一天，他正把宝剑挂在腰中，沿街游荡，忽然遇到一个屠夫，那屠夫有意给他难堪，嘲笑他说：“看你身材高大，却是十分懦弱。你若有种，就拿剑来刺我，若是不敢刺，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说完，双腿一叉，站在街心，挡住了韩信的去路。韩信打量了一会儿屠夫，就爬在地下，径直钻了过去。别人都耻笑韩信懦弱，他却不以为耻。
　　
　　其实绝非韩信不敢刺他，只因为他胸怀大志，不愿与小人多生是非，如果一剑把他刺死了，自己势必难以逃脱。所以，他审时度势，暂受胯下之辱。后来韩信跟刘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被封为淮阴侯。他报答了漂母，但并未报复那个屠夫，而是把他找来，叫他当了一名下级军官。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高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明朝的名臣张居正也是在不动声中暗自结纳人缘，积蓄力量才登上相位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韬光养晦而成霸王的历史故事。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先隐忍不发，甚至采取了自污以掩人耳目的做法，通过数年的暗中观察摸索，他弄清了朝中大臣的真实心理和才干，也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为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在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可谓经历了长期的混乱。
　　
　　先是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又祸起萧墙。起初，原定商臣为太子，但后来楚成王发现商臣眼如黄蜂，声如豺狼，认为这样的人生性残忍，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是个十分有心计的人，他听到了这个风声，就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故意设宴招待姑母，在宴上轻侮姑母，商臣的姑母果然愤怒地说：“怪不得你父亲要杀了你另立太子！”因为楚成王遇事总与妹妹商量，所以，商臣认为姑母的话证实了传言。商臣连忙向老师潘崇问计，潘崇问：“你愿意奉事公子职吗？”商臣说：“不愿。”又问：“你能逃出楚国吗？”回答说：“不能！”潘崇最后问道：“你能成大事吗？”商臣坚定地说：“能！”公元前262年，商臣率领宫廷卫队冲进成王的宫殿，要杀掉他的父亲。成王喜吃熊掌，这时红烧的熊掌尚未烧熟，成王请求等吃了熊掌再杀他，商臣说：“熊掌难熟。”商臣怕夜长梦多，外援到来，就催促成王上吊自杀。自己即位为楚穆王。
　　
　　穆王在位十二年，死后由其子侣即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即位时很年轻，即位之始，他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浑浑噩噩，无日无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任凭大夫们自己办理。他根本不像个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觉得妨碍了他的兴趣，对这些劝告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旨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楚成王没给他足够的报偿，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实现，也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俩借派子孔、潘崇二人去征讨舒人之机，把二人的家财分掉，并派人刺杀二人。刺杀未成功，反激使潘崇和子孔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楚庄王逃跑。在到达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们，楚庄王才得以回郢都亲政。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不见有甚起色。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觐见楚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楚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馐，面前是轻歌曼舞。楚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当头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呢？”
　　
　　伍参抑制住慌张，连忙赔笑说：“我哪里敢来进谏，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知道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当时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作“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楚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即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楚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楚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样子，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的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诤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他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寻找多年的社稷栋梁之臣！”楚庄王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苏从惊异地发现，楚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发现使苏从不禁激动万分。
　　
　　原来，这是楚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他不明所以，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三年过去，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第二天，他召集百官，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应当说，楚庄王确实是一个有智谋的人。
　　
　　这只“大鸟”真的“一鸣惊人”，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后来，楚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且从其所作所为及对霸业的认识水平来看，都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是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做的人还不算太多，但这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